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达到99.86万亿元，逼近100万亿元，继续稳居世界第一。

　　两会期间，面对记者的提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三缄其口，唯独“货币超发”这一人们热议的关键词触动到其敏感的神经。周小川说，考虑到春节流动性过大的因素，老百姓会在节日期间提取很多现金，因此，“货币是否超发尚待观察”。

　　全球量化宽松的大环境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二三十年里，人们仍习惯性地称“美元”为“美金”。而这几年，再难听到“美金”的说法了。美元不过就是美元，币值再不如黄金一样稳定可靠。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要货币发行国都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2008年9月以来，美国已连续推出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

　　众所周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货币已经实现了全球通兑，他们推行的量化宽松势必影响到全球经济，其流动性泛滥的后果也必然会波及其他国家。从历史上看，美元历次大规模的超发均给全球美元持有者带来灾难性后果。尼克松时代，美国财长康纳利有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美元可以流通至全球各个角落， 而我国的人民币“出海”仍不成规模，在国内凝聚起来的货币存量无疑加剧了国内经济运行的风险。

　　按照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微博]的比喻，我国拥有如此大的货币存量，就如同头上顶着一个“堰塞湖”。“规模过大的货币存量会带来相应的风险，比如高通[微博]胀、资产价格泡沫或资金外流”。

　　令人不安的“堰塞湖”

　　我国的人民币发行量有多少？当然这不是脑筋急转弯，若非业内人士，一般的老百姓大都回答不出具体的数额。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2月末，我国M2余额已经达到99.86万亿元。单纯看这个数据，可能没什么感觉。 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我国近百万亿元的M2余额，在全球排名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很显然，这是一个让人不安的纪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M2预期增长目标拟定为13%。周小川表示，“把13%与往年的数据相比，会看到这只是强调货币供应量不能够太快增长”。

　　事实上，截至2月末，我国M2余额同比增长15.2%，明显高于13%的水平。周小川认为，货币有时候会扩张得快一些，其中有过节因素，M2的走势还要看以后的操作。

　　纵向对比来看，我国M2的水平直线上升。2008年排不上全球前三，但几年之后，已经把原来的货币发行大国——美国远远地甩到了后面。即便是货币政策适当收紧的2012年，新增广义货币也创出新高，达到12.26万亿元，占全球新增M2的比例高达46.7%。

　　高企的M2缘何而来

　　我国究竟存不存在流动性过剩?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标准又是什么?随着货币超发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与之相关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

　　财经评论人周俊生认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广义货币，应该与其经济总量大致平衡。我国2012年底的GDP总量为51.91万亿元，拿这个数据与同时期M2相比较，可以发现，M2与GDP总量的比值是1.88，“这意味着目前每1.88元人民币的实际价值只有1元，其中的0.88元基本上是泡沫”。

　　在解释这一问题时，周小川称，M2是从银行的各类存款统计出来的，一个国家如果总储蓄率高，M2就会大。亚洲国家的M2与GDP之比普遍较高，这与亚洲国家的储蓄率高有关。同时，他认为，M2大也与间接融资比重大有关。由于间接融资表现为经由银行存款，这导致间接融资比重大的经济体M2与GDP之比通常比较高。我国储蓄总量约是GDP的50%，其中家庭储蓄率大于30%，远远超过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也比亚洲的平均水平高出一截。近十年来，我国直接融资发展得不错，但融资功能在此期间也出现过几次反复，平均增速低于间接融资，这就使得M2与GDP之比相对较高。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微博]也表示，我国M2与GDP比值较高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2009年之后才出现的。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与我国的货币化进程相关，“以往很多非市场交易的产品开始进入市场，自然需要更多的货币”；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相关，“社会融资结构中大部分的融资来自银行，M2必然很高”。

　　“而信贷本身具有货币创造功能，这是我国货币余额较高的最主要原因。”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鄂永健表示。

　　上海交通大学[微博]研究员高连奎进一步解释说，广义货币和基础货币是两个概念，基础货币是印刷出来的钞票，而广义货币只是一个记账数字，与钞票的印刷关系不大。“银行放贷后，企业借到的钱并未马上使用，也不放在保险柜里，而是又存到银行，这样银行就增加了一笔存款。” 高连奎说，这样周而复始，不仅不会造成存款的减少，反而会令其增加。“央行公布的存款余额，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贷款派生出来的”。

　　“即使我国目前的发钞量比较大，也不能因此忽视经济增长速度，而简单地作出我国货币超发严重的判断。”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只能说合理的发钞应该同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相适应，比如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再次增量发行就是一种过度发行。

　　判断标准是CPI？

　　最近几年，老百姓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钱越来越经不住花了，“平时跑一趟菜市场就得七八十元”。

　　2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为3.2%，创下10个月的新高。如此高的CPI涨幅是否是流动性过剩的体现？“判断货币是否超发的一个可靠指标是看物价是否稳定。”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表示，从通胀角度来看，近十年来，我国存在着“阶段性的货币超发”。在他看来，阶段性的货币超发有两次，分别发生在2007—2008年和2011年，当时的CPI同比增速均超过5%。

　　在奚君羊所认为的货币超发泛滥的几年里，CPI涨幅最高时达到6%以上。不过，把CPI作为判断货币是否超发的可靠标准，也有人不以为然。“去年CPI降到3%左右，甚至一度在3%以下，似乎物价有所回落。”周俊生表示，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CPI回落的同时，与民众生活悉悉相关的副食品的价格却直线上升，无论是蔬菜还是猪肉，其价格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同时，有分析人士对期货日报记者表示，大宗商品以及许多在人们生活中占大比例的必要消费，如住房、医疗、教育等并未纳入CPI范畴，“依靠CPI判断货币是否超发显然是不科学的”。

　　宽松已是事实

　　两年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回答流动性过剩这一问题时曾提出“池子”理论。他解释说，典型的“池子”是外汇储备，储备有不同的板块，这些板块又可以分成不同的“池子”。“一些是保证进出口支付的，一些是为外资企业的分红预备的，一些则是为‘热钱’准备的，它们进来后央行100%对冲掉，总量上不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在前不久的“2012财新峰会”上，同样面对货币超发问题，周小川用“是药三分毒”来解释。他表示，在金融危机中，我国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经济，于是采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吃药肯定有一点副作用”。

　　可以看出，两会期间，再次面对货币超发问题，“央行‘尚待观察’的表态实际上已较之前有所松口”。

　　上周，针对我国货币政策剂量过度这一质疑，周小川在肯定刺激成效的同时也坦陈，“现在回头看，适时退出还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鲜明一些，但也不要当事后诸葛亮。当时国际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波三折，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分析、判断和决策的难度都很大。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

　　近日，有分析人士撰文指出，现代的信用货币经济中经济一旦出现问题，那一定是贷款项目的质量和贷款规模匹配的问题，所以严密地说，不可能出现央行主导的货币超发，只会有银行超贷的发生。“如果把货币量、实际利率、信贷量几个指标综合起来，以消除‘货币超发’术语上的不够准确，我们无法否认我国货币环境过于宽松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