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力度的政府干预模式，彻底否定了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由于各国政府和纳税人都为这次金融危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旦危机结束，全球金融机构过度放纵、为所欲为的年代必须结束了。各国纳税人、政府、金融监管当局都将更加重视金融稳定，把自由市场经济约束在金融稳定的范围之内。

　　除了上述影响之外，美国和英国政府都不小心成了金融机构的股东。美国政府接管房利美、房地美两大房贷机构，还出资收购了最大的保险公司AIG。英国政府则掏出真金白银成为苏格兰银行、骏懋银行与巴克莱银行的股东。显然，这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之后的第一次金融国有化。尽管这种国有化是被动发生的，但也势必对西方的金融股权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其实，整个欧美的金融机构都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原有的合伙人体系早已瓦解。也正是上述股权结构造成了西方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严重。内部高级管理人员为了取得高额奖金，宁愿用股东的资本承担较高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次按危机影响如此巨大的体制原因之一。

　　显然，本次金融危机结束以后，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还会进一步演化。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股东监管机制，国有股权不但不会很快退出，甚至还会在一定阶段内进一步强化。

　　总之，加强金融监管、维持金融稳定，不要再让纳税人为金融机构埋单，将成为西方国家长期任务。金融国有化和金融机构股权重构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内，西方金融机构深入探索的课题。

　　亚洲的世纪、香港的世纪

　　创造金融信用财富向来是富人和富国的专利，富国如果发行主体滥用这种权利就会掠夺他人财富，长期必然难以持续。目前美国和欧洲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而全球的正储蓄国家几乎都集中在亚洲，包括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都拥有巨额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毫无疑问，21世纪，在国际金融领域握有主导权的肯定是亚洲。

　　目前，美国和欧洲仍然把持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股权”和主导地位，并且在过去几十年里每一次救助过程中都不忘记推行他们所主导的体制和规则。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急需要中国、日本、中东等拥有金融资源的国家来支持、恢复、重建全球对当今货币体系的信心。那么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在适当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有必要改组当前的国际金融机构，以谋球权利和义务的均衡。

　　即使有了亚洲金融资源大国的参与，华尔街的全球资本中心地位也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未来必将孵化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升值潜力依然巨大的背景下，尽管全球资本都想涌入中国。然而，中国大陆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准备还不够，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时机仍然不成熟。但如果到时资本市场不能完全开放，不能吸引全球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到中国上市，太多的资本涌进来必然造成中国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形成资产泡沫，危害国家经济。

　　另外两个亚洲金融中心——日本的东京和中东的迪拜，一个受到本土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一个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都不可能担当21世纪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此，作为“亚洲世纪”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最有可能依托中国大陆的金融资源和高速增长的经济腹地，成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中国政府应该在继续保持内地金融市场免受外部冲击的前提下，积极培育香港的金融优势地位，把香港发展成人民币外汇交换中心、全球最大的证券交易所、金融产品创新的领导者，以及全球金融体制和规则的制定中心。

　　(作者系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银河证券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