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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缓行还是急行:中国金融战略考验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02日 09:23 中国经营报

  编者按

  本报上期“特别报道”刊发的独家调查《外资“围剿”股指期货》,在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市场人士和各地读者纷纷发表意见,阐述他们的看法和观点。同时,也就此能否引发中国金融安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各执一词。

  股指期货一旦出世,将瞬间打通证券市场与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约20万亿资本可能会猛烈冲击期货市场,而期货市场的惊涛骇浪也将令证券市场天翻地覆。原本就耐人寻味的股指期货在被揭开“外资围剿”的面纱后,更令人感到变数无穷、叵测难度。《外资“围剿”股指期货》的发表促使我们更加理性地思考: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要用怎样的视野、观念以及技术来重新审视我们的金融安全?

  因为版面有限,我们将陆续发表各方的观点。同时也欢迎读者继续关注这一问题,来稿请发至sunchen@cbnet.com.cn,来信请寄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六号院一号楼《中国经营报》孙晨收,邮编:10009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俊峰:

  金融领域不能盲目开放

  《中国经营报》:《外资“围剿”股指期货》这篇报道出来之后,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夸大了事实。你怎么看?

  王俊峰:你们这个报道,是我们最近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应该说,报道打开了一个盖子,这也是目前金融开放的一个非常敏感问题。你们做了深入的调查,有些是政府官员、管理人员在台面上无法看到的。这将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线索和观察问题的视角,有些问题我们也在逐步印证。

  我个人认为,股指期货近期推出的时机不太成熟,风险太大。股指期货具有很大杠杆效应,一些机构和某些人说能够很好的监管,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国家对股指期货的操控能力非常弱。股指期货出来之后,极有可能成为外资撬动大盘的杠杆,很有可能会加剧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所以,我认为推出股指期货的时机尚早。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股指期货什么时机推出才能有效避免成为炒作的工具?

  王俊峰:推出股指期货需要一个系统性的保障。首先,我们的监管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监管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其次,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随着金融监管部门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监管力度越来越大,制度环境越来越成熟之后,金融开放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股指期货对金融市场的震荡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内,条件成熟之后再推出股指期货是合适的。这不是某个机构、某个领导人拍着胸脯就可以承诺的。

  这是我个人的学术观点。这不是单纯的股指高低问题,而是一个健全的系统性工程。这就像一个人,在他身子骨很弱的时候,硬是给他压上一百多斤的重担,这势必会造成骨折或者腰肌劳损的。

  股指期货出台之后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机理是外资在现货市场可以操纵大盘,也可以借助股指期货的做多做空机制实现操纵赢利,这是可以形成双收益的。完全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在一个市场设好局,在另外一个市场获取收益。这就有一种竭泽而渔的意味,会造成市场巨大的动荡。

  当然,股指期货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当局能够做好监管和控制,也可以让股指期货成为一个很好的市场工具。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会任凭股市自由动荡,而如果在监管能力、经验和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那么股指期货就很有可能会伤及自身。

  《中国经营报》:对于报道中所说的,外资可以利用假的身份证信息来进行分仓。这不仅具有很大的系统风险,而且出错的几率很大,这与外资向来严谨的作风迥然不同。外资真的会采取这种方式来操作吗?

  王俊峰:尽管我们国家管制了外汇,对股市也有很严格的监管,但是近年来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资产升值很快,利率也处于一个相对高的水平,使得人民币以及人民币资产成为了一块抢手的“唐僧肉”。很多资金潜流都会如同你们报道中所说的那样,通过非法的渠道进入国内。

  当然,外资是由各种性质的资金组成的,比如产业型的、商业型的、金融型的等等,包括一些热钱。目前国际的金融环境动荡得很厉害,人民币升值的势头不减,人民币资产对于外资具有相当大的诱惑。趋利就是资本的属性,在政府的政策监管之外,很多方式都不能排除,其中包括虚假贸易、公开的招商引资。股市也是一个流向的目的地之一,目前我们也在关注这种金融潜流。

  我们国家下一步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稳定等等,有很多现实的、在台下操纵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中国经营报》:我们的报道出来之后,引发外界对证监会监管的讨论。证监会也不失时机地在媒体上表示,对于做好对股指期货的监管很有信心。你如何评价证监会的监管水平?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漏洞,证监会如何以制度去弥补?

  王俊峰:很多的政策漏洞,监管上的不足,这些制度上的不足决定了股指期货不适宜这么早推出。郎咸平教授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先挖沟渠再放水,否则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良田美地都是一片狼藉,最终事与愿违。股指期货晚开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对于监管水平,这还用评价吗?我们搞实体经济和产业经济30年,我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加工基地,这主要是发挥了我们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加上我们招商引资的政策优势,完成了我们的产业积淀。我们的实体经济总体说来还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和股市历程非常短,我们的监管水平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还是小学生的水平。

  我们的政策、技术、人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太大。日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如果让小学生来做成人的事情,那是勉为其难。这不是机构和领导拍着脑门、壮着胆子就可以做的。如果是盲目做一些事情,最终是好心办了坏事。我们辛辛苦苦在实体经济上经营了几十年,最后极有可能在金融这样的虚拟经济上让人家收割了。中央开放金融领域的政策是对的,但是要稳健开放。

  《中国经营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规范外资,严控非法资金流入境内和流入股市。你如何评价中国目前在规范外资方面所做的工作?从全球化视野看,如何看待中国金融安全?

  王俊峰:我们国家的体制跟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他们有着自由外汇管理制度,开放的资本项目,成熟的法治体系,所以才有规范的金融市场运作。为什么外资在欧美不会做操纵一类的事情,在中国就可以恣意妄为,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硬环境不足,在监管上存在很多漏洞,所以才给了他们机会。

  学术界目前有一种观点,就是不要分内资外资,要实现国民待遇,当然这是世贸组织的一种核心的精神。问题是,当IBM到达任何一个国家时,都只会把它看做是美国企业,而不会因为它到了日本,它就是日本企业。一个国家的产业,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是不能完全依赖于外资的,而是需要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来支撑的。这是国家利益。开放是为了让民族产业更好的发展,而不是让外资把民族产业消灭掉。

  对于金融安全,有过亚洲金融危机为先例,像日本、墨西哥、泰国等国家都经历过金融动荡以至于国家经济倒退。应该说,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我们在对待股指期货的问题上应该更加谨慎。金融领域的开放,应该是成熟一块开放一块,不能盲目开放。本报记者 程涛整理

  道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营业部副总经理李鹏云:

  防止中国金融大权旁落

  早在18世纪,国际银行家们就喜欢“玩”一种非常可怕的游戏:首先是扩大信贷,将泡沫吹起来,等人民的财富大量投入投机狂潮后,猛抽银根,制造经济衰退与资产暴跌,当优质资产价格暴跌到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时,银行家们再出手以超低廉的价格收购这些优质资产。这在国际银行家们的术语中叫做“剪羊毛”。

  当私有中央银行成立后,“剪羊毛”行动的力度和范围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对于外资来讲,如果直接靠引进先进技术或规模化生产等方式参与到中国各行业的竞争当中,依靠自身的技术优势来挤垮中国同业的方式显然太笨了。那么进入证券市场、通过收购相应优质公司的股份来达到目的无疑是更便捷、更节省时间的,其中,外资更愿意推动的一个投资品种就是“股指期货”。

  说到外资推动“股指期货”的原因,那就不得不说说股指期货的起源。

  1982 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最早“研制”成功股票指数期货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来抢夺纽约证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当人们在芝加哥买卖“对纽约股票指数信心”时,不必再向纽约股票交易商支付佣金。股票指数无非就是一组上市公司的清单,经过加权计算得出的数据,而股票指数期货就是赌这个清单上的公司的未来股价走势,买卖双方都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场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规模做空股指期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崩盘,这一点已经在1987 年10 月的纽约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验证。

  因此外资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通过股指期货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人为拉高股指,吸引资金大量涌向股市,造成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色,之后通过快速的疯狂砸盘,使得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投资者的资金瞬间蒸发,继而通过散布空头消息等等办法,使得广大投资者更加疯狂的加入砸盘的恶性循环当中,因为谁都想尽量多地保住手中的利益,等到大家手中的股票已经接近于废纸的时候,一些不易被察觉的账户却在悄悄大量吸纳投资者手中的股票,但是这时候的成本已经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了。等到大多数人发现市场上那些所谓的空头信息是如此可笑的时候,外资已经通过手中掌握的大量户头成为了很多优良企业的实际大股东了。在这个过程中,外资所有在A股市场上的损失都被股指期货的暴跌带来的暴利填平,在继而的大肆吸筹过程中又掌握了中国很多优良企业的“低廉筹码”,从此外资成为中国股市——这个世界第三大证券交易市场、期货交易市场的真正“庄家”,中国金融大权旁落。

  有了股指期货这个“金融核弹”,外资可以更加便捷地剪中国的“羊毛”,这也是外资推动股指期货上马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伴随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国正在通过不断印刷美元来减少次级债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不断涌向市场的美元必须要为其找到一个去向,而金融衍生品无疑成为最好的“罐子”。有一个问题是外资所担忧的那就是他们又必须遵守中国的“游戏规则”,之前很多人对中国证券交易的游戏规则提出很多诟病,但是我个人认为正是这些所谓的“诟病”使得将来在外资推动下产生的股指期货,却不一定成为外资听话的工具,正是这些中国规则的制定,才能让昔日“恶魔”般的股指期货为中国国家建设大业服务。

  当然以上见解全部基于猜测,但是考虑外资在美国纽约、日本、泰国、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剪羊毛”行动,以上猜测并非没有事实根据。也正是基于此,我们的高层不可能不了解到这些,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股指期货迟迟没有推出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不能由于“股指期货”的出身而把它妖魔化,毕竟我们是一个公有制国有化的国家,与资本主义下私有制私有化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我相信不管谁推动中国股指的推出,我们的国家也一定会把它建设成为一个为国家建设发展有益的市场。

  (本文观点属于个人见解,与任何机构无关)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

  金融安全不应成为股指期货裹足不前的理由

  中国股指期货未来是否可能被外资操纵的报道,加之法兴银行事件,使得股指期货这种在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的金融衍生品在中国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从巴林银行倒闭到法兴银行风波,看上去国际上特大的金融风险事件总离不开股指期货或金融衍生品的身影,但国外金融监管当局从未因噎废食。而反观国内一些人士,总是对于股指期货的推出抱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担心、忧虑,仿佛尚未餐,已惧噎。

  在欧美成熟金融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已经是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国内股指期货的各方面设计也主要是针对机构投资者,而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必不可少。外资金融机构不但可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而且促进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功不可没!当然,对于外资参与股指期货市场,我们也应进行一定制度上的限制,一套良好的市场运行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应健全外资参与股指期货制度

  目前,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主要有明暗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以QFII身份进入。QFII的投资额度一定要有严格的限制。股指期货的保证金比例为10%,那么为满足QFII的套保需求,QFII的持仓额度应是其所持有现货头寸的10%最多不超过13%到15%,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满足QFII套保的需求,又能满足QFII在做反股指期货方向时对追加保证金的需求。台湾地区在引入QFII制度的初期只允许QFII做其现货20%的期货头寸,后来才慢慢放开,现在为其现货头寸的30%。这一方法相当成功,也使得台湾地区的本土期货投资者获得很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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