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兴艳

　　[ 加强执法、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合规监控和风险管理，是近年来香港证监会的两项重要任务，其执法铁腕风格获得广泛认可 ]

　　证监会[微博]新闻发言人邓舸日前证实了此前市场中流传的海富通基金多名原任或时任基金经理因涉“老鼠仓”被立案调查的消息，蒋征、陈绍胜、牟永宁、程岽和黄春雨等5人相关行为涉嫌构成犯罪，已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办。监管层的“灭鼠”行动再次进入高潮。

　　而大资管领域的“鼠患”为何屡禁不绝，内地市场的监管机制、理念与香港等成熟市场有何不同？未来，“沪港通”的实施，会不会成为内地市场“鼠患”向香港市场转移的途径？为了解开投资者这些疑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尝试着走近香港市场的一线交易员与监管者。

　　机构自律

　　作为这次“灭鼠”行动的一大利器，监管层的“大数据监控”被外界传得神乎其神。而各大基金公司采用了包括上交手机、安装摄像头等多种监控措施。

　　“你们的基金经理不需要将电话上交吗？”面对本报记者给出的问题，富达亚洲投资总监杨恩(Catherine Yeung)笑着说：“不用。因为我们有很严格的内部合规措施。”

　　一面大大的玻璃墙，将交易室和其他部门分隔开来。里面坐着二十余名交易员，每个人面对彭博终端和多个显示屏，显示屏上插着所交易国家的国旗——这里便是富达国际投资管理其510亿美元资金的亚太区总部的“盘房”，基金经理们不足十平方米玻璃隔间办公室则在交易室旁边。

　　杨恩介绍，基金经理做出投资决定后，通过内部即时通讯网络向交易员下达交易命令，交易时间测试与合规监控每日进行，投资组合情况实时监控。而每周投资合规部要向基金经理递交定位说明，并向首席投资官递交观察名单。投资风险监管委员会会议每月举行，每季度则由首席投资官对投资情况和风险进行回顾。

　　而一名欧资基金经理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香港的基金经理均要申报自己和家人的投资账户、账户持股情况。如果要进行交易则往往提前一个月向合规部门递交申请，“批下来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因此基金经理多进行稳定的投资，比如房地产和指数基金。”他说。

　　上述人士还表示，通过他人账户进行“老鼠仓”交易的风险非常大。首先交易不一定能赚到钱，香港市场七成都是机构投资者；二是香港合规部门都很严格、专业，一旦被合规发现，个人将名誉扫地得不偿失。

　　这样做的前提是基金经理们有着较为优厚的收入。对于富达国际的基金经理来说，员工持股的股权激励模式更能让公司发展与员工前途和薪酬紧密联系在一起，富达国际投资亚太区首席投资官福特(John Ford)曾告诉本报记者，全球最成功的资产管理公司都是由私人持有，如富达基金、美国先锋集团等。

　　此外，富达基金有自己培训基金经理的传统，从分析师到基金经理，至少要经历6年~8年时间。“由于已经有了此前长期的培训过程，公司能对每个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了然于心，从而授予该基金经理相适应的投资组合和管理资金，这实际上是一个主动管控风险的过程。”福特说。

　　前端监控与事后监管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下称“香港证监会”)通过监察市场的交易活动来侦查市场失当行为，而加强执法、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合规监控和风险管理，是近年来香港证监会的两项重要任务。香港证监会的执法铁腕风格获得广泛认可。

　　香港证监会年报显示，去年该会向中介机构作出了5711项提供交易及账户记录的查询，由于及早进行调查令部分看似不正常的交易活动不能继续进行。香港证监会去年成功起诉了20人及7家公司，其中4人被判18项操纵市场罪名成立，1人被判两项内幕交易罪名成立。香港证监会还对26人和9家公司提出226项刑事起诉，并对69人或公司提出了民事诉讼。

　　香港市场和内地市场在监管层面上有一个重要区别：香港等境外成熟市场主要是通过股价异动等情况进行事后监管；而内地监管者近年来则在“大数据”的帮助下，希望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一线监管者角色。

　　造成上述区别的原因在于证券账户本身和识别技术。内地通过交易所对交易进行前端监控。由于A股实行实名制，而且每个人只能开设一个账户，前端监控能直接到达个人投资者层面；而香港等境外市场的前端监控只能到达券商等中介层面，个人开设证券账户数目并无限制，港交所一般无法看到券商的真正客户以及这些客户持有哪些港股、数量和交易情况等。

　　这样的监管区别，也令部分市场人士担心，沪港通后内地“鼠患”或转移至香港市场。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主席阎峰近日便在第一财经“沪港通”趋势研讨会上表达了这种担忧。

　　而一名香港证监会人士曾告诉记者，除了通过股价异动的事后监管外，香港证监会去年还成立了新的部门，通过前期监察上市公司通告来提前介入监管。这一部门约二十人，调查人员来自不同专业背景，通过检验上市公司通告披露是否前后一致，以及市场反应来进行前期监管。

　　香港证监会主席唐家成和行政总裁欧达礼在年报中指出，许多市场不当行为都是源自单一化的激励制度以及过于着重绩效的狭隘文化，而金融机构将合规责任与主营业务分割的情况也令部分金融机构欠缺问责性，带来收益和销售额作为主要奖励动力的问题，并常常因此而牺牲了道德层面的考虑因素和客户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