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性的变量并非市场机构有多大胆，思路有多超前，而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发育，以及监管的成熟程度

　　刘枭 特约评论员

　　阿里巴巴[微博]旗下余额宝[微博]自去年6月13日上线，已过了整一年。虽然收益率有所下滑，其所带动的互联网金融热潮仍方兴未艾。在此引领下，后知后觉的商业银行们也纷纷开始转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微博]曾表示，“如果银行不改变，那我们就改变银行。”言犹在耳，金融行业的一场深刻变革已经来临。

　　总结互联网金融在2013年—市场一般称之为“互联网金融元年”—的成败得失，余额宝乃是当之无愧的最大惊喜。谁都不曾想到，将互联网与货币基金打通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制度红利。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一季报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在短短三个季度中，余额宝的总规模已达到5413亿元，用户数增长至8100万，推动天弘基金从行业的中下游跃居全国第一，成立日至3月底为客户累计实现收益75亿元，其中2014年一季度更为用户盈利57亿元。

　　在余额宝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其美国同类产品的浮沉往事也受到各方关注。1999年年底，美国第三方支付工具PAYPAL极具开创性地创建了货币市场基金，将在线支付和金融业务结合起来，也曾一度受到客户的欢迎。但遗憾的是，金融危机后，由于美联储采取超低息货币政策，连带着货币基金收益率贴近于0，PAYPAL基金不得不在2011年7月底宣告关闭。PAYPAL当时给出的解释是，基于市场条件，保留该基金将难以给客户带来金融优惠。

　　PAYPAL基金的关闭使得美国的互联网金融不再有货币基金的身影。至今当我们谈论起硅谷精英们所打造的金融模式，更多是以Lending Club为代表的P2P贷，以及以Kickstarter为代表的众筹。与之相比，国内的P2P贷正进入行业性的洗牌阶段，众筹则还处于起步期，更像媒体而非金融工具。有意思的是，除中美两国外，互联网金融在其他国家并未掀起如此热潮—中美两国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上的差异，以及其他国家在同一领域的平寂，其中的差别引人深思。

　　一种有裨益的观点是，中国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得到快速的发展，其原因不仅是阿里巴巴们所称的“产品体验好”与“易用性”，更重要的是在利率非市场化的环境下，余额宝们扮演了制度套利的工具，让用户们能够以活期存款享受到高于定期的市场利率。余额宝降低了普通用户参与货币市场的门槛，帮助民营企业(阿里巴巴等)从事类银行业务，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了一个使用频率更高、更便捷的入口，这才是阿里巴巴抓住的真正“痛点”。在此过程中，余额宝一方面突破了利率管制，另一方面也趁商业银行面对“破坏式创新”时的犹豫不决，打了后者一个措手不及。事实上，在余额宝上线之前，部分商业银行高管已经对基于互联网的金融模式产生了警觉，并着力推动银行向互联网转型。不过，碍于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以及商业银行自身较为庞大的体量，在缺少外部刺激时，基本不可能彻底转过弯来，利用货币基金主动分流存款。但在被余额宝“将了一军”后，商业银行向互联网转型的速度加快，并基于自身优势推出各式更加“接地气”的金融创新，逐步摆脱被动挨打的状态。

　　如果我们将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视为一种制度套利，那么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互联网金融将怎样发展？这一时间可能用不了多长，按照央行[微博]行长周小川给出的时间表，近一两年就会放开存款利率管制。答案很简单，互联网金融将常态化，不论是互联网企业做金融，还是金融机构转型互联网，两个方向上的创新将逐渐趋同，成为未来金融行业的新常态。事实上，这样的演进在金融史中十分常见，比如ATM机的普及，以及计算机在金融行业的广泛使用，最终都被常态化固定下来。互联网没有理由不如此。

　　在互联网金融常态化的过程中，监管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美国市场上P2P贷及众筹的繁荣，与较为完善的信用体系和监管规则有关。同样的，以余额宝为首的互联网货币基金在国内大行其道，而P2P贷却陷入行业洗牌，也与货币基金本身已经是成熟产品，有成型的监管规则，而对P2P贷的监管还没上道不无关系。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能够走到哪一步，金融创新是否活跃，能否在货币基金之外开创出更加广阔的天地(如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交易所)，决定性的变量并非市场机构有多大胆，思路有多超前，而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发育，以及监管的成熟程度。归根结底，当除去过于耀眼的光环，互联网金融也是社会信用的表达，脱离不了信用的根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史也是社会信用培育的历史，金融制度由存在可观套利空间，逐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