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动态分析》研究部

　　距离博时原基金经理马乐“老鼠仓”一案开庭审理仅仅一周，基金圈再爆“老鼠仓”丑闻，而此次的主角则是去年公募冠军中邮基金经理厉建超。据媒体报道，厉建超因涉嫌违规已在春节前后被监管部门带走，这使得其不仅成为史上首位涉嫌“老鼠仓”的冠军基金经理，也是目前北京地区首位被爆出的“硕鼠”。不过据知情人透露，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截止目前有20位基金经理均遭调查，圈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或现基金经理辞职大逃亡的局面。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基金持有人与管理人并非始终保持一致的利益关系，这使得基金圈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老鼠仓”的重灾区，进入2013年以来，伴随着“大数据排查”成为监管层的“捕鼠”利器之后，涉案者级别越来越高，涉案范围也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本刊从众多案例中抽丝剥茧，再现“硕鼠”成长史以及“捕鼠神器”的进化史。

　　“硕鼠”也有亏损

　　自2007年上投摩根原基金经理唐建涉案“老鼠仓”以来，中国基金业已爆出15起之多的“老鼠仓”，而从运作手法来看，大多是老鼠仓账户在公募基金建仓前买入，基金账户后入场慢慢将股价推高，股价经过一段时间上涨后产生利润，这时，老鼠仓账户再先于公募基金账户卖出，路数基本如此，其中不乏明星基金经理。

　　作为中国公募基金界的风云人物，李旭利“老鼠仓”一案曾引发业内哗然，李旭利曾在2006年担任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是曾与王亚伟齐名的明星基金经理。据证监会通报，李旭利于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0日，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其控制的两个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蓝筹基金买入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两只股票，于2009年6月份悉数卖出。两个月时间，上述两只股票的累计买入金额约5226.4万元，获利总额约为1071.6万元，在马乐案前其一度成为国内基金业最大“硕鼠”。

　　事实上，盘点众多涉嫌 “老鼠仓”交易的基金经理，大都是盈利的。除了李旭利、马乐利用职务之便获取高达千万元的非法所得，在早期被处罚的“老鼠仓”基金经理，王黎敏、唐建、张野都有上百万元的“老鼠仓”盈利，即使韩刚、涂强、刘海没有出现具体盈利数据，但也有“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不过令人哭笑不得的却也出现过因“老鼠仓”亏钱遭处罚的“硕鼠”。

　　2007年3月至2009年4月期间，黄林担任国海富兰克林中国收益基金的基金经理，他利用职务便利及所掌握的基金投资决策重要信息，操作其控制的汉唐证券某营业部荆某账户，先于或同步于自己管理的中国收益基金买入并先于或同步于该基金卖出相同个股，共涉及宁波华翔等股票8只，然而贻笑大方的是未见盈利反而亏损5.4万元，最后仍难逃落网的命运，偷鸡不成蚀把米，黄林也成为史上最悲剧的“老鼠仓”。

　　按照目前中国公募基金的“游戏规则”，基金管理费的收取与基金业绩完全脱钩，基金公司关心的只有份额和规模，而非业绩，只要基金的份额不失，基金公司就能持续地收取管理费用。也恰恰是在这种“毫无压力”的制度中，基金经理不必担心基金资产利益受损，倒是可以利用所管理的基金仓位来为个人仓位服务，“老鼠仓”的泛滥成灾也就有了温床。

　　“老鼠仓”新特征：现债市及专户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之前，“老鼠仓”通常被定义为基金的股票账户，但是进入2013年以来，债券市场以及基金专户的“老鼠仓”行为则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作为国内首例债券基金 “老鼠仓”事件，2013年万家基金经理邹昱遭公安部门调查引发了基金业的大地震。事件要回放到2013年4月15日，万家利B遭受大额卖单砸盘。当晚，基金圈内就传出万家固定收益部总监邹昱被带走调查的新闻。原因是其交易对手“代持养券”爆仓，进而向央行汇报此事，引发央行汇同公安部调查。这一事件爆发出来后，固定收益投资违规黑幕也随之曝光。

　　不同于股市的“老鼠仓”获利途径，在债市中通过“代持”、“养券”的手段，一些货币基金购买超过一年期限的债券后，利用购买债券、委托代持、获取资金、再购买债券、再委托代持的循环，可以任意放大资产规模，提高投资杠杆。在缺少监管的市场里，这种“代持”很快演变为利益输送的通道。

　　与此同时，基金专户也成了一些硕鼠的获利途径，2013年原招商基金副总、专户负责人杨奕因涉嫌“老鼠仓”被调查，根据证监会披露，杨奕涉嫌亲自下单或者伙同他人，买卖相关股票，涉案金额达3亿元，涉及股票40余只，利用其管理的专户违法所得1千多万，目前案件仍在侦办过程中。与公募相比，专户无仓位限制，无个股持股比例限制，灵活性更大，受法规或合同本身的限定较少，投资范围更加宽泛，这也使得其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大于普通的公募基金。

　　捕鼠神器：从“女朋友”到大数据

　　业内人士均认为由于违法成本过低、部分从业人员道德意识薄弱等，是“老鼠仓”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不过可喜的是伴随着基金业的发展以及监管层的重视，“硕鼠”引发各方合力围剿，而“大数据”则在2013年逐渐显现了威力。

　　从近些年被查处的案件中我们发现，在2010年之前，交易所监察工作主要关注点在于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行为和操纵市场行为，对于金融机构“老鼠仓”行为几无涉及。在此阶段被曝光的基金“老鼠仓”要么是证监会在现场检查中发现端倪，要么是受到举报，而在举报人中女朋友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杨奕一案则是典型代表。据招商基金相关人士介绍，2012年4月，招商基金高层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主要内容是其副总经理杨奕涉嫌“老鼠仓”交易。而举报杨奕的正是一位与其有着感情纠葛，反目成仇的女销售。除了招商基金高层外，这位女销售还向证监会和深圳证监局等进行了举报。除此，国内首例“老鼠仓”唐建也是因个人生活问题引发家庭纠纷，最终导致被身边人举报。

　　2009年景顺长城基金涂强、长城基金刘海和韩刚等“老鼠仓”案发，则源自深圳证监局进行的一次突击检查。与众不同的是，融通基金原基金经理张野是在某媒体的一次报道中现出了原形。该媒体在梳理上市公司股东账户时发现，某名为“周蔷”的神秘账户数次领先融通基金买入卖出。监管层据此线索顺藤摸瓜，仅调查了15天便发现了张野的违法行为。

　　进入2013年后的“老鼠仓”查处则显现了新特征，伴随马乐案件的曝光，“大数据”监管则进入了公众视野。证监会通报马乐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一案，涉及3个账户，交易股票76只，累计成交10.5亿余元，而线索则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日常监控，其通过海量数据筛查比对及时发现了有异常账户重仓的小盘股和马乐操作的账户高度重合。

　　业内人士介绍，现在查内幕交易所用的大数据监管，不仅匹配的敏感度高，而且追溯能力也很强。“深交所有200多个异动指标，将投入力量把原形系统项目和股价异动联系起来，构建市场监控综合数据模型，全面提升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证券欺诈文本信息的挖掘和监管。”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曾表示。

　　或现基金经理“大逃亡”

　　无疑，自“大数据排查”成为监管层的“捕鼠”利器之后，基金行业的硕鼠们已无所遁形，而据知情人爆料，中邮基金经理厉建超仅仅是冰山一角，目前已有超过20名基金经理被调查，而其中因“个人原因”或“健康原因”而离任的基金经理尤为值得关注。

　　据本刊不完全统计，2014年初以来共计出现50余例基金经理离任的公告，其中相当数量是因“个人原因”或“健康原因”离任，由此也成为了“老鼠仓“传闻的对象，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在充满诱惑的行业内多少会有些利益牵扯，伴随监管风暴的升级，基金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或引发基金经理“大逃亡”的局面。

　　事实上，基金经理“大逃亡”的结果并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但是如果意味着基金从业人员道德意识的提升、契约精神的加强，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