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我想从二季度开始就已经有很多的压力、很多声音，中小企业有融资难和各种中小企业的问题都出现了。我们要怎么看待中小企业融资难？我想第一个中小企业在所有的国家、所有的阶段，包括中国之前的经济调控都是这个这个规律，中小企业是最后受益者，是最早承担这个压力的，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国是最先感受到这个压力，而且感到的压力可能是最紧的。我们从辩证来看中小企业的近况。

　　第一，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很多困难是中国经济的调整过程中的一个反映。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在很多方面是显示了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成本，包括劳动力工资在上升，招工难的问题，包括汇率上升的问题，包括因为加息导致融资成本上升的问题，其实很多方面反映的是你需要结构转型、你需要产业升级，你需要优化，你需要加强这种管理，你需要进一步提高技术的优越性，是一个结构调整的压力的反映，所以说它反映了结构调整的压力，它反映的是一个调结构的现象。

　　另外一个方面中小企业也反映了前期、前一阵子政策跟前几年政策的反映。前几年我们中小企业特别是从贸易部门退出来了，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很好地推进，所以这些很多中小企业退出来以后它没有进行新的产业升级，也没有进入这个领域，也是有很多的进入了房地产或者是进入了其他的金融性运作，这也是反映了中国在这几年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你要想让它从贸易部门退出来，那么它往另外一方面出去的时候门是完全打开，或者是这个渠道门完全解散，那么在改革方面需要进一步推进，这个也反映了中国现在经济格局的状态，它最终的选择可能是我不再进行实业经济，或者说我不再进行产业升级了，我是进入了房地产了或者是其他的金融领域，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也是加大了对房地产，对货币的调控紧缩结束，也是转移出了是一个直接宏观调控甚至是行政调控的对象，也是直接影响到它的主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发展。

　　因此这就涉及到一个，从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说应当是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它发展的灵活性、发展的主动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宏观政策又不能够仅仅根据中小企业的状况做一个根本性地调整，什么概念呢呢？我觉得如果现在的宏观政策根据中企业的生存状况做调整，那它觉得很合适，那中国现在的宏观政策一定是过度宽松的。所以从整体、从未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结构调整，从中国整体情况来看中国需要一次货币政策的适度稳健的政策，采取适当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从他们这种一个是转型过程角度也好，从他们未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的主力军也好，中国需要采取一些结构性的政策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包括一些结构性的融资方面的政策、包括财税体制方面的支持，当然能够以此为契机，来推动中国更深层次的财税体制改革，那可能它的收益面就不仅仅是中小企业，或者说不能拓宽到所有的中国经济了。那么中国经济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中就会可能有更加有效。

　　那么跟这个相当有关系的另一方面就会涉及到地方政府。其实今年地方政府有一个最紧张问题就是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由于社会保障房的问题，由于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地方采取了融资平台的问题，导致了地方政府最近资金出现了紧张局面，因此从这种政策的角度来看，要应对这种政策我们觉得你也不能够简单地放松现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前两年采取了一些长期投资，包括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也是采取了一些大的东西，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从短期性的政策来看，我认为仍然需要保持政策的基本稳定，保持这种政策调控的节奏力度和时机的把握，但是在大的政策上我觉得至少应该要坚持偏紧和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采取积极的财税政策，特别是财税政策会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中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当然在当前这种国际市场比较动荡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在金融政策上面，可能一方面我认为还是需要加强资本管制，就是虽然未来要放松资本管制，但是我觉得在当前市场过渡的波动，中国需要有一个防护墙。防护墙既然要在数量上做好，也要在价格上做好。我觉得在数量上的防护墙就是资本帐户管制。对短期资本流动或者对资本帐户的开放上面，我要在一定数量上面要进一步加强管制，所以要加强这个打击力度，形成一定的威慑力，但是在价格和汇率上面应当适当加大它的汇率强度。我觉得近几年以来汇率的波动弹性是有所加大。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是降低了外汇的波动弹性，英国、美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汇率，后来又恢复了这种弹性，最近这种外率的弹性有所加大。在当前国际市场波动的情况下，中国可能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还是日本他们都成不了中国很好的货币参照对象，因为他们不适合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参照对象。

　　另外一方面中国现在出口部门越来越分散了，就是美国一部分、欧洲一部分、新兴市场一部分，就是中国只要保持实际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那对实体经济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化，不能够过渡地依赖美国的货币政策，中国需要有一定的制定政策的独立性。走到了今天两国的这种经济它的同周期开始有所下降，所以我觉得应当适当加大外汇的过渡性。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说，刚才说了整个货币政策我是倾向于保持货币的基本稳定。但是在工具选择上面或者在节奏，在实际把握上面对货币政策的挑战会是更加大了，因为好多行政手段、好多数量性的工具是最有效的工具，但是不断地实施、不断地应用以后它就会有很多负面效应突显，包括现在由于行政调控，由于这种数量管制，所以银行现在的各种理财产品，然后民间的融资活动非常活跃，他们的风险也是开始逐步集聚。我想对中国来说这些所有的现象是由于在金融危机以后，过渡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为了直接应对这些过渡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这些最有效、最直接的政策，随着中国经济的适度稳定以后，中国应当采取一些更加体现市场化的方法，更多依靠价格性的工具来实现货币的调控。当然，为了保持政策的有效性，为了保持政策能够实现稳健，还是要配合必要的数量工具，但是要逐步逐步提高价格工具的使用。

　　很多人现在在讨论如果美国人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那中国还有没有政策的空间？我想对美国提出的第三轮量化宽松他们有没有可能？我觉得他们现在想要提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我觉得是比较难的。虽然美国有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有动力希望通过大量印刷美元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也面临着，也承受着压力在上升，老百姓也看到对他们生活的直接影响，所以他们这种想要再推出更进一步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我想是比较难的。虽然这限制了我们的政策空间，随着我们与他们有一定的关联，但是这也是使整个世界的流动性更加泛滥，这也是需要中国加固自己的防护墙；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该加息还是要加息。你即使不加息，我们的节奏放慢了，但是中国上半年每个月都有将近三千万的外汇帐户的流入，也是看到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实体经济，就是欧洲的贸易顺差FDI，国外PE进来，所以这一部分的资金其实都只能是解释这一部分资金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就是一个金融形势。因为海外跟国内的融资条件差别太大了，就是海外融资成本很低，国内现在的融资成本很高，这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来引入到中国国内来使用。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它虽然加息，虽然不断地外率波动，但是可能它的经济增长，现在的美国跟欧洲如果进一步量化宽松，对新兴国家来说是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很多政策空间受到压制，但是我觉得中国还是有空间来应对这些问题的。并不是说美国这种政策下面新兴市场国家，像中国就没有任何办法来应对。我觉得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要加速改革的力度。我们知道海外资金的流入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收益，但是这个收益是不确定性的，如果是风险比较大的，那么他们就不愿意来，如果对海外投资者聊，其实这对中国最大的一个影响是要把自己资金真正流入中国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一个政策的不稳定性，政策的不可预期。但是想，如果政策不可预期是应该要改进的，中国应该可以加大政策的可预期性，中国还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加大它的不确定性，就是加大改革，加大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给中国自己创造机遇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本身是不确定性的。中国在这个时候加大改革的力度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海外资金流入的。一个是资本帐户管制、汇率的弹性；一个是我可以加大改革，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这个在短期内是可以产生不确定性的，是一定阻碍海外资金流入的；另外一个也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使自己走上一个更长期平稳增长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配合下，在新兴市场国家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是可以有工具可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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