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十年风雨路

　　范勇宏，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财政部财科所研究生部兼职教授。历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干部，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干部。曾任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查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目前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市第 13届人大代表。

　　艰难困苦也罢，辉煌成就也罢，过去的十年已成昨天往事。面对今天和明天，每走一步都是新的，都需要清醒对待，小心谨慎

　　冷静面对未来

　　对话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范勇宏

　　本刊记者/胡冠

　　一月下旬的北京，天气异常干燥和寒冷。

　　当我们穿过呼啸的寒风，来到通泰大厦华夏基金公司总部时，前几天聚集在北京上空的阴霾已经散去，冬日的阳光照在玻璃窗上，给人心里留下些许明媚、温暖的感觉。三点后，如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范勇宏总经理西装革履，寒暄之后我们马上切入正题。

　　投资界对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或许估计不足

　　话题直接从当天的市场走势说起，继前一交易日大盘跌去266 点之后，当天大盘暴跌 354 点，跌幅达到 6.23%。

　　《当代金融家》：今天大盘的走势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你们事先的投资策略分析会上，预见到这种行情的走势吗？

　　范勇宏：怎么说呢，对市场的看法大家有些分歧属于正常，但今年市场的走势显然将更加复杂。

　　我不久前也曾说过，2008年中国的股市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有五大问题值得投资者关注。第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的衰退问题；第二，中国10年来首次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紧到什么程度；第三、物价问题，中国的物价目前是结构性的通胀，是会否引起全面的通胀；第四、人民币要加快升值，快到什么程度；第五、目前市场的估值是否合理。

　　《当代金融家》：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冲击非常大，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所引发的金融动荡会波及全球，甚至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您怎么看？

　　范勇宏：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包括美国主流人物对次贷危机的判断都有失误，觉得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对美国经济，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在判断会不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为时尚早。但是我认为影响确实会比较大，以后怎么演变要看情况，这取决于美国是不是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也包括其他国家会不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对中国来讲影响尽管间接一些，但也有一个如何应对的问题，各级政府、金融主管部门、监管当局如何去应对，如果应对得当，结果会不一样。

　　《当代金融家》：目前A股市场的走势，包括港股的走势与次级贷的危机有关系吗？

　　范勇宏：有关系，我觉得对港股的影响是直接的，因为香港是联系汇率制度，跟美元挂钩，美国的经济对它的影响肯定是直接的。对大陆来讲是影响间接的，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美国作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国，如果美国经济衰退将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巨大的影响，反过来会对中国的其他方面造成影响。世界越来越联为一体，一个国家很难超然物外。

　　大幅调整今年投资收益预期

　　《当代金融家》：今年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形势比较复杂，市场变化也越来越快，有时局面显得比较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基金公司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范勇宏：主要是控制风险，尽可能的控制风险，保持流动性。

　　《当代金融家》：这个复杂的局面给2008年的基金行业会带来什么样的预期，会不会影响到公司的业绩，华夏公司现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来应对这种局面？

　　范勇宏：今年这种局面既是考验，同时我觉得也是很大的机遇。投资就是这样，就怕不涨不跌，无论是涨还是跌，都是机会，不涨不跌就没有机会了。比如说资本市场估值高了，跌到了一定程度就具备投资价值了，这就是机会。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迎接挑战，另一方面要抓住机遇。毕竟整体来讲中国的经济是不错的，尽管会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我相信中国的 GDP今后几年增长10%左右没有什么大问题。另外，人民币升值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2008年不会改变，这些基本因素应该能支持整个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去年由于涨幅多，所以需要一些合理的调整，等调整之后，我觉得还会有机会。

　　所以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如何加强管理，控制风险，提高管理大规模基金的能力，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努力。

　　《当代金融家》：对今年的投资收益有什么预期吗？

　　范勇宏：我们对 2008年总的看法是谨慎乐观。因为2008年的情况非常复杂，有好的一面，也有很多变数。不管投资者还是社会各界，应该大幅度地降低自己的投资收益预期，追求一个比较适当 的收益率，这是我们当初对 2008年的一个基本判断，现在看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至于市场在什么时候出现大的变化，对此我们是有分歧的，现在看来变化来得很快，刚过年没多长时间就开始了。总的来讲，对 2008年我们都很谨慎。

　　十年心得：做得好与做得坏谁也无法抹杀

　　《当代金融家》：华夏基金公司自1998年4月份成立以来，公司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见证了中国基金业的发展全过程。十年来，您作为基金公司的高级管理者经历了很多风雨，心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范勇宏：十年来最大的感受是，在这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谁也不能抹杀你取得的成绩，因为基金行业最公平；如果你做得不好，谁也无法救你，因为基金行业最透明，也最残酷，这是我十年体会较深的地方。另外的感受就是，基金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能够被社会的各个方面认同、接受，给我们带来的快慰和成就感。

　　基金从原来人们对它不太熟悉，不太了解，到慢慢地接受，到最后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不容易。当基金管理人能够为投资者赚钱，投资者那种高兴、那种满足，对你表达的感激之情，也深深地感动我们。我们感到能够为老百姓理财，能够为他们创造财富确实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刚开始，老百姓对基金并不是很接受，后来越来越认同，特别是2006年到 2007年，巨大的财富效应对投资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十年来影响老百姓生活的东西可能有很多，各个方面都有，但是对老百姓影响如此之广之深，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大，我觉得基金应该算一个。

　　不同于银行存款贷款、保险、信托等早已存在的金融产品，基金在1998年初产生的时候，在中国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在中国市场法制不太健全，诚信文化建设也不够理想的情况下引进基金，到底行不行，大家持怀疑态度。另外，中国东方文化中理财观念比较淡薄，大家更多的是凭劳动所得，劳动创造收入。这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老百姓缺少资本；第二也没有理财工具，没有理财产品。基金出现后，有了理财工具，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收入也越来越多，自然产生了理财需求。现在老百姓理财的意识越来越强，十七大报告讲，创造条件让群众得到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过去是劳动所得，上一天班，赚一点钱，靠双手来赚取收益。现在可以用钱来生钱，十年来这方面变化确实是非常大。

　　《当代金融家》：十年前华夏基金公司与其它基金公司处于同一起跑线，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华夏基金成了基金行业的领跑者，规模达两千多亿，位列状元。对范总个人来说，这十年来从事基金行业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范勇宏：收获当然很多了。这十年自己确实是很幸运的，1998年初，在中国基金业开始筹建时就介入了这个行业，一干就是将近十年。华夏公司虽然不是成立最早的基金管理公司，我们是第三家，但是到去年年底，我们管理的资产规模是中国基金公司中最大的。我们管理的公募基金，以官方统计是248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是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第二是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第三是嘉实基金管理公司。除了规模以外，我们公司管理的基金种类也是最全的，我们的业绩去年也是行业第一。我们的大盘基金，去年的回报率是226%，在整个行业当中排名第一，在全球所有股票型基金中排第二。除了规模和品种之外，我觉得基金最重要的还是业绩，你的业绩必须好，业绩不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的规模和业绩都很好，所以我们在各种评选当中获奖很多。但同样是老的十家基金管理公司，现在差距非常大。

　　基金行业是一个竞争性非常强的行业，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它不像银行、保险过去都是国家成立的，后来才分开。而基金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完全是市场化的，没有说哪个靠国家来扶持，大家完全平等。在中国金融行业当中，基金业是市场化程度最高、开放度也是最高的一个行业。

　　仔细观察中国的基金业，59家基金管理公司，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它大致上分这么几个层次：一是规模在两千亿之上的，有三家；一千亿到两千亿的六家；再往下是五百亿的，还有几十个亿的，分化非常严重，前十家基本上占了近50%的份额。市场再怎么变化，大的公司没有什么生存问题，对小的基金管理公司(几十个亿，几个亿的)的影响就比较大。基金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其实就是发展品牌，就是做大做强，国际惯例也是这样。

　　《当代金融家》：你刚才说到，基金公司差异很大，是否可以归结为投资业绩上的差距？

　　范勇宏：不光是业绩，规模、品种，各个方面都是。因为在金融行业中，处于金融链条最高端的一个是投资银行，另一个是资产管理。这两块业务对人才的要求也最高。一个公司的好和不好都是各方面的，如果业绩好，规模肯定也会好；如果它的规模大，业绩肯定也错不到哪去，否则它很难一枝独秀。

　　我是导演优秀基金经理是“大腕”

　　《当代金融家》：现在基金经理比较多了，对基金经理的管理应该是基金公司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华夏基金对基金经理是怎么进行管理的，能不能用几句话进行概括？

　　范勇宏：对基金经理管理要讲艺术。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剧组，我好比是导演，他们都是大牌的大腕，明星。没有本事当不上这个大腕，但是当上这个大腕之后，怎么管理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大腕水平都比较高，脾气也比较大。他们每个人都很聪明，学历都非常高，都非常优秀，可以说是万里挑一。对他们的管理既需要科学，还需要艺术。

　　《当代金融家》：能具体点吗，怎样算是艺术，怎样算是科学？

　　范勇宏：一方面要充分调动他们个人的聪明才智，要充分激发他们的激情、灵感，但是又要有规矩，同时还不能管死。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创新型的行业，很有个性的行业，不能管死，但又不能因为过度的放纵导致积累巨大的风险。因此，在风险控制方面，我们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在张扬个性方面，我们尽量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充分去施展自己的才华，有张有弛，这是一门艺术。

　　《当代金融家》：我记得您刚开始是做券商的，在华夏证券。现在到基金公司也做了十年，而且做得很好，做证券跟做基金有什么不同吗？

　　范勇宏：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做证券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只是做经纪业务，别人通过你进行买卖，你来收取管理费，亏了是投资者的，赚了也是投资者的，你仅仅是提供服务。基金管理公司是管理人，投资者把钱交给我们，全权由我们来操作，我们是真正的管理者，虽然亏了也是投资者的，赚了也是投资者的，但是操作权在我们，做得好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也是因为我们，都是我们的责任。

　　《当代金融家》：做得好，或者不好，对基金经理和基金公司的管理层有硬约束吗？

　　范勇宏：有一定的约束。比如说基金经理的业绩首先要跟基准比，如按照国际惯例要跟指数比，比如上证指数今年跌了30%，你的投资组合只跌了5%，你就已经大大跑赢了指数。第二要比绝对值，你尽管战胜了指数，但是毕竟还是亏的，我们希望能有绝对 的收益，至少要比存款要高，要战胜通货膨胀吧。第三，更高的目标就是既战胜了指数，也确实取得了比存款还高的收益，但还有一个与基金经理同行比的问题。基金经理有好几百人，在同行当中，你处在什么位置，如果同行做到了200%的收益率，你才做到30%，那也不行，这就是差距。

　　《当代金融家》：如果基金经理做不到公司给他设定的目标，公司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措施呢？

　　范勇宏：我们一般会看的时间长一些，大致上是两三年时间。因为做投资都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做得好，另一段时间做得不好，都有可能。投资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希望用更长的时间来观察。另外我们会客观分析原因，是因为理念问题呢，还是因为主观不努力，或者是因为自身的水平问题。我们要把它量化、细分，如果说理念没有问题，做得不好，那就要努力。还有些项目，我们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观察，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指标来进行比较，科学、合理地做评价。

　　《当代金融家》：如果基金经理做得好的话，会有什么激励？范勇宏：激励是有的，我觉得现在对他们的激励还不够。

　　范勇宏关心的问题

　　《当代金融家》：基金业发展得很快，现在已经是三万多亿规模了，但是市场的变化也很快，对基金业的发展您认为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范勇宏：确实发展得非常快，同时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基金法应该尽快完善和修订。基金法实施了几年了，对基金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基金业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本市场和基金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金融业的全面改革、开放，基金法本身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出来，严重束缚了基金行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尽快修订和完善。第二，怎样才能创造一种机制，使优秀的基金管理利益跟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保持一致，能创造一种好的法人治理结构，使优秀的基金经理长期留在基金管理公司，使他们能够长期稳定地为基金投资者理财，这是目前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为公募基金跟私募基金相比，激励机制差距是比较大的。去年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有很多优秀的基金经理离开了公募基金，去做自己的私募基金，为什么呢，因为私募基金有20%的效益提成，对他们来讲很有吸引力，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如何实行员工持股，进行股权激励，或者实行合伙制等等，我觉得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当代金融家》：华夏基金现在规模已经发展到这么大了，今年和以后有什么发展目标？

　　范勇宏：应该讲华夏基金在公募基金领域是国内第一，是行业的领跑者。从今年开始，我们准备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这类机构业务。企业年金对于解决企业职工养老问题，对于建设中国和谐社会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们今后重点发展的方向。

　　妥善地解决企业年金问题，一方面能为企业的退休员工创造退休之后的良好生活，另一方面能够不断地把长期资金稳定地留在资本市场，企业年金不像公募基金，市场好，它就留下，市场不好，它就退回去。企业年金一直要等到相关人员60岁退休之后才能取走，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把资金充实到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我们要发展国际业务，过去十年主要是在做公募基金的国内业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发了QDII，已经投资在香港、美国、欧洲等市场，开始成为真正的海外投资者。金融机构要走向海外，大家喊了很多年，我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真正开始进行全球投资了。

　　《当代金融家》：是不是业绩不算太理想？

　　范勇宏：业绩确实不好。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正好赶上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很大。客观讲，我们也没有想到影响这么深、这么久，导致美国的经济衰退。第二，因为是在海外投资，大家知道最核心的问题是人民币正处在升值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去做海外投资，赚一块钱，就有一部分被人民币的升值抵消掉。目前，我们也在努力把这只基金做好。

　　我们的海外投资团队已经组建完毕，我们会按国际化的理念来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我们今后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要真正实现中国金融机构走向海外。我们的投资领域覆盖全球市场，投资在几十个国家，这对我们是一个大考验，我们需要对海外市场有一个非常好的了解，现在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

　　《当代金融家》：QDII亏钱了对公司有压力吗？

　　范勇宏：作为管理人为投资者赚取收益，肯定是我们的使命。

　　因此，如果我们给投资者亏了钱肯定是有压力的，这是一。第二，投资需要时间，就跟当年国内的 A股基金一样，当时很多基金是低于面值的，但是如果是长期投资，比如华夏兴华基金从成立到现在十年了，它的投资回报率达到百分之一千一百。因此，长期投资是能够为投资者带来较好回报的。第三，我相信管理层还是积极推动 QDII投资的，因为毕竟这么一跌，香港的市盈率就很低了，你想想，有的股票市盈率已经十倍左右了，还是具备了投资价值的，当然买不买要看人的胆量和魄力了。

　　《当代金融家》：合资基金公司对你们是来说是竞争对手吗？有没有竞争压力？

　　范勇宏：从合资公司这么多年的运作来看，我们没有发现他们什么特别强的地方，真正做大、做好的还是内资公司，我们更了解国内的情况。

　　投资哲学：“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当代金融家》：在投资哲学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在投资理念、投资方法、投资决策方面，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范勇宏：老师肯定有很多，但崇拜的对象还真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学过经济学，学过投资理论。投资理论大部分是西方的东西，目前来说比较伟大的投资家，如巴菲特、比得-林奇、索罗斯等 等著名人物，都是在西方完全市场化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产生出来

　　的，而中国目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是新兴加转轨，

　　完全去模仿他们，照搬他们的东西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几年在中国做投资，海外的经理人做不过中国的经理人，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中国的基金管理人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更加了解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国的文化。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理念、方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要有更多的创新，中西合璧吧。

　　《当代金融家》：我注意到范总还是财科所的导师，带学生吗？

　　范勇宏：对，我带学生。

　　《当代金融家》：如果要挑选学生，你会看中学生什么品质，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学生？

　　范勇宏：我喜欢他的悟性。我挑学生，第一他的学习能力必须特别强，我不在乎他过去学过什么专业；第二他的悟性要特别高；第三，　　他一定要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绝对不能老师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特别重要。

　　《当代金融家》：如果一个人刚刚成为你的学生，你给他推荐的 第一本书是什么？

　　范勇宏：第一本书我推荐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让他们读经济学，别的你先不用着急，就把经济学好好读透，这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先不要去谈什么理念，什么哲学，先把基本功扎实地打好。

　　基金公司核心价值在团队

　　《当代金融家》：中信入主华夏基金公司以后，你还继续担任总经理，董事会最看中您哪点？

　　范勇宏：基金管理公司跟银行、保险机构完全不同，大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特别雄厚，它们靠的是国家信誉。大家知道，几家大银行上市，都要剥离不良资产，包括保险公司，都是建立在国家信用的基础上的。从这个角度讲，它的资本金十分重要，这是行业的特征。

　　资产管理行业则完全不一样，资本金很少，一个亿，某种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基金公司最大的资产是人，是团队。就拿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来说，我们注册资本金1.38亿，我们管理的规模差不多三千亿，如果按照银行的巴塞尔协议，我们的注册资本金早就应该增加了。

　　在资产负债表中你看到的是表内资产状况，人的这些资产没有反映进去，如果把人反映进去，这个资产就很大了。在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资产是人，而不是资本金，所以要判断一个公司的价值，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团队，离开了这个团队，这个公司就很难发展。这就好比一个律师事务所，当有一个大的案子要找它的时候，人们不会去问这个律师事务所注册资本金是十万块钱，还是一个亿，首先要问他有没有著名的大律师；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大家不会问它注册资本金是多少钱，而是问大牌的导师有多少。资产管理行业中的人，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大学的教授，相当于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无论是谁收购这样的公司，它收的不是表面的资产，应该主要是团队。

　　《当代金融家》：范总经常在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范勇宏：怎样能够为投资者获取稳定的长期回报，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怎样能够创造一种机制，一种手段，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的可持续的回报，而不要出现今年赚100%，明年亏100%的局面，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尽可能将产品设计得多元化一些，既有股票型的，又有债券型的；既有主动型的，也有被动型的。假设股票市场不好，我们的债券型基金可能会比较好。我们的债券基金去年的回报率是19%，以4.14%的存款利率而论，回报也是比较高的，将近五倍。产品多元化了，投资者在不同的产品之间能选择的余地就大。

　　《当代金融家》：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股指期货的推出，对机构投资者来说也许能增加一个避险的工具，如果股指期货推出来时大盘下跌，像华夏基金这样的大机构会利用它当作自己的避险工具吗？

　　范勇宏：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对公募基金来说，因为基金契约的规定，参与股指期货的量会比较少；而对一些机构的专户理财业务来说，只要是客户委托我们做的，允许做的，能起到避险作用的，我们就做。毕竟现在只能做多，涨才能赚钱，跌就赚不了钱，不能够对冲。如果有股指期货就可以做到这种对冲，至少增加了投资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采访结束的时候，尽管仍是寒风凛冽，阳光却依然照在窗外。极少接受媒体独家专访的范总在谈到自己时非常谦虚，他一边送我们下楼一面跟记者说，什么时候资产管理规模上一万亿了，什么时候才愿意登上《当代金融家》杂志的封面。

　　我们期待着那天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