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介入致和田玉市场规则改变(5)

　　这种崭新的经营规则，给李杰带来了不少新客源，来上海购物的江浙商人必然到恒隆，而李杰的店也成为他们常来之地。一个浙江的地产商缠住了李杰，非要购买他的非卖品“三寸金莲”，“来了3次了，买了很多东西回去，但是还嫌不够”。之所以将一些作品定为非卖品，“是因为我想攒100件大师作品，到年纪大了，在自己的博韫堂里开设一个私人博物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非卖品越多，“越能挑起胃口。我经常告诉客人们，这件作品材料多少，工费多少，你看着给”。他觉得这种表面诚恳的说法，使自己更具备“欺骗性”。除了来店的客人之外，他广阔的朋友关系资源也给店里带来了大量生意，“全都是现在活跃在生意场上的，对高档礼品有大量需求，光这项销售的收入，就能撑起一年几百万元的房租”。

　　得力西的老总开始还觉得他藏玉藏得不对，现在看见他的生意，也承认他的聪明，“常常和我说，你办集团不如我，做奢侈品我不如你”。

　　李杰在作品制造上也开始寻找控制空间，好的原料，“我只找大师雕刻”。2005年初，他在新疆搜罗来一块开价104万元的子玉料，找上海以“雕刻观音”著称的大师于泾雕刻，整整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完工，这件作品参加了当年的“天工奖”并获得金奖——对于很多舍不得购买昂贵原料的大师而言，帮李杰雕刻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我在看料上越来越厉害。”他得意地说，甚至在以往不流行赌石的和田玉市场上他也开始赌博，“和玉商赌3刀，3刀下去不见玉，他赔偿给我3万元”。

　　种种新规则的制定，使李杰在上海的玉界成为争议人物，但是他满不在乎，“我是靠资本和眼光来改变以往经营规则的，没什么不对的地方”。

　　用艺术改变规则

　　崔磊觉得，和田玉市场不能光靠资金的进入来解决问题，“我宁愿在艺术感觉上下功夫”。他同样打破了若干市场规则，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安于给商人们加工，一年赚几百万元过日子。性格特征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他在手机上挂的假子玉料，“买了假料还敢于挂出来的，我是头一个，就是用来和后面的原料提供商说，你们的假料能假过我这块吗？”

　　崔磊是天津人，1992年去上海学习玉雕，现在是年轻一代中最出众的一个，许多作品得过“天工奖”。“我最希望的是，不要按照商人的定货要求来雕刻，而是反过来给他们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去崔磊的青藤玉舍买玉的基本上是大商人，“我不会先让他们看作品，而是问他们玩了几年，对作品有什么要求”。甚至在购买前，崔磊会动员他们先去上海的各家商店转一圈，让他们先明白什么是一般的货色，什么是精品。“我总是对他们说，有钱是基础，有眼界才能玩玉。我把我们的玉舍工作全部透明化，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这里的东西都是独此一件的。”不仅把加工透明，也把原料价格透明，这点上他和李杰相同，不同的是，他是想让买家看见“工”的费劲，增加加工的价值。“我们一件3万多元的原料加工成的作品，现在有人出30多万元我还不肯出售，就是因为加工工艺非常独特。”

　　琢玉行当的十几个大师基本都是上海人，但是后继乏人，像崔磊他们这代没有上海人，“多数从业人员是外来农民工”。前些年流行什么，他们就雕刻什么，“所以加工费永远是那么点，也因此才使囤积子玉料的风气流行”。崔磊最想改变的就是这点，他的工作室招收了一批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基础很好，懂设计，半年下来的活顶得上那些玉工两三年的活”。而崔磊的青藤玉舍也不再奉行“自己为大”的政策，“谁的作品好，就署上谁的名”。他告诉他的大学生们，他们的方向是自己的合伙人，而不是自己的伙计。

　　那件3万多元的原料加工成的作品叫“神曲”，不是一块整料，“一般的加工工艺都会掩饰这点，可是我们还突出了这点，所有的地方都加以直线和三角，也和那些圆润造型不同”。一般的佛像会突出莲花宝座，“我们恰恰取消，让佛像有种腾空的感觉”。这件作品一出台，就围绕它形成两种极其对立的意见，最后得了上海“神工奖”的特别金奖。“玉雕行业太奉行传统至上，又太强调师徒传承了，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只能生产一些没有创造力的作品。”

　　崔磊最讨厌的是玉雕界的抱怨，雕刻者总喜欢说自己的作品创造更复杂，难度要超越美术界，可是画家们一张画的价格就超过了他们花费几个月时间的雕刻费。崔磊说:“这种抱怨是没价值的，你要让玉雕的工艺升值，必须拿出新的东西，必须有自己的创造力，真到了美术大师的修养再来抱怨吧。”他认为只有有价值的东西，市场上才会支付更多的报酬，“别以为现在10多万元雕刻一件作品就很多了，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不止于此”。

　　在他看来，手艺的升值才是真正的升值，“囤积无数石头的人，永远是末流的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