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书法及其当代性价值

　　众所周知，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他以研究历史、哲学而闻名，同时，又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不但如此，胡适在文献考证与历史研究上还有精深的造诣和重要的贡献。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古代文献尤其是晚年对《水经注》的考证，可以说，填补了《水经注》考证和校释的空白。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胡适是兼摄中西、包容古今、对中学西学皆有所长的学者。

　　胡适一生以学术为伴，又是报人，还服膺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早年曾任国民党驻美大使，晚年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论政”的典型。他的一生是学术的一生，也是政治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学术和政治。这是胡适作为一个传统中国文人和现代中国文人的典型特征和宿命。历史、政治与学术所赋予他的多重使命，也使他承担了太多的历史重荷，从而使其思想构成与人格构成极具复杂性，他的一生，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典型表征。

　　胡适坎坷、曲折的一生，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人的一种缩影。在胡适身上，我们能够寻找到处于社会剧烈变革时期，一个中国文人的全部思想脉络及人生轨迹。

　　从胡适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很年轻的时候即接受西学教育，留学西洋，师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先生，从而获得了系统的西学研究法。因此，有很多人都认为胡适是典型的“西化派”。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挑衅”下，胡适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被攻击、被打倒的对象，以至于解放后，在“批判胡风浪潮”中，胡适也被作为了反动的标靶而被批判被攻击。其实，很多人都被现实的表象所迷惑，陷入了历史的迷障。事实上，胡适本身就是一个中西兼容的大家，他的学术研究思路，既有对传统经典文献的考证和注疏，也有对西方哲学、政治学思想的系统研究。所以，无论说他是文化激进派也好，还是说他是文化保守派也好，都是有失公允的。

　　胡适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这种矛盾和痛苦体现在他的政治信仰与政治抉择的错位与胶结之中。他的政治信仰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然而其政治抉择却是依赖于蒋介石的专制政府，所以，他痛苦地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嫁接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上，并企图用自己的宪政民主思想来改造这个专制而腐朽的统治，然而，却往往事与愿违。他一方面想真正进入体制，但另一方面，他又进入不了体制，想极力地超越，这种进入与超越的矛盾，综合地体现在其遗留下来的《胡适文存》及《胡适手稿》中了。因而，从这个角度，我们说，胡适的书法是对沉重政治现实的超越与解脱，他的书法线条中，没有一丝沉重的东西，这与他的学术研究似乎恰恰相反。或许，他的书法审美观，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他在自己的书法创作中，极力地追求内心的舒缓、超脱与释然，追求个体的自由与放达，这些都是在现实的政治社会中难以实现的。既然不能在现实政治社会中实现，那么，便只好以艺术的形式在书法线条中实现。这便是我们解读胡适书法的意义所在。

　　因此，从这点来说，胡适的一生是沉重的，而书法却并不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它更多的是具有审美功能和愉悦功能，它的审美愉悦性大于批判性和反思性，因此，对于胡适来说，书法与学术似乎是一对矛盾。前者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遣兴和释放，而后者于他来说，则完全是一种历史重荷。但是，我们从胡适所遗留下来的笔迹当中可以看到，胡适的书法并没有他的学术和文章那样沉重，而是充满了清新、雅逸和空灵，充满了如释重负般的风流神采。相比于他的学术和人生，我觉得谈论胡适的书法，不免是一个异常轻松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