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乾隆帝青睐的痕都斯坦玉饮器

　　乾隆帝是清代有作为的一位君主，在其日理万机之余，还鉴赏、考证内廷收藏的各类精美书画和器物。他尤爱古玉，独钟痕都斯坦玉器，每当有所感悟便着诗以志。其咏玉诗文不下八百余首，并编入《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有的还以御题之名镌于玉器的器身或底部。此痕都斯坦玉饮器就是镌刻乾隆御制诗的一件器诗相符的玉器，有着极其深刻的科学研究和收藏价值。

　　此玉饮器来自痕都斯坦，玉质温润莹泽、纯净无瑕，是一团优质白玉。清人所称痕都斯坦转译自回部(即新疆维吾尔族)伯克等首领所言的“印度国”之名，实即印度莫卧儿帝国，亦译为蒙兀儿帝国(Mughal Empire)，位于今新疆之西北。其玉料可能大多取自今塔什库尔干的大同玉矿，也不排除叶尔羌、于阗等绿洲国家的通贡和交易。此器造型是七弧曲口的扇贝形，两侧各出一镂空莨苕科叶耳，底足为盛开的六瓣薝卜花(即栀子花)朵。乾隆御制七言诗共12句84字，款14字，共98字，另有一闲章2字，镌刻于饮器弧曲的第二道至第六道内壁。此诗句的刻手，据《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简称《清文件》)记载，此时苏州刻字匠有朱时云，此诗很可能即由朱时云所刻。因受七弧曲贝壳的影响，楷书字体大小参差不匀，排行疏密不均，是采用与所见其它御制诗刻法不同的特殊做法。按照清内廷刻字定额每日刻汉字二个的规定，至少用了49天时间，加上“朗润”篆体白文闲章，总计用了50天方告完成，也就是在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中旬到四月下旬完成了这一钦定活计。转过年，即乾隆四十年九月，朱时云“因病告假私行潜逃”。此玉饮器可能是朱时云因病告假私行潜逃之前的、也有可能是他已经得病时的作品。这是我们借助《清文件》记载所作的推论，我想收藏家也不会得出不同的见解。不妨我们再以乾隆御制诗与此饮器作一比较：

　　饮器《清高宗御制诗四集》

　　一.此饮器的造型七弧曲贝壳形，双莨苕耳，薝卜花足，饮器充满伊斯兰风趣。制为饮器佐閜碗，形异梓人载《周礼》;半匡芰荷叶翻上，一朵薝卜花承底;又如老蚌擘方诸，映月分明欲生水。

　　二.工艺水平与特点莫卧儿玉工，工艺精湛，碾琢巧妙，器胎较薄，抛光润泽，属于薄胎玉器。西昆玉工巧无比，水磨磨玉薄如纸;抚不知痕视知痕，何以措思何运指。

　　三. 御制诗字体排列无题，字为楷体，白文。行3字与行10字相间排刻，有时出现3、10、10的排法，共14行，84字，款2行，14字，共98字。另有“朗润”篆书白文闲章。“暎”字与“映”字同。有题，文84字，另附“去声”、“平声”二注，共88字，加上题8字，计96字。仿细明体，无款印。

　　上述形饰、文字及其工艺特点之比较说明，饮器与御制诗几乎完全相符。器与诗浑然一体又互为熔融、互为补充，这是难能可贵的，尤为可贵的是《御制诗文全集》没有款印，只知年头，不知其具体月日，这由饮器刻文可补。此诗成于“乾隆甲午仲春上澣”，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二月上旬(初一至初十日)。另有“朗润”篆体白文闲章，也多少留下翰林奉命誊写御制诗时，由题、诗、款印组成的完整的纸本原貌。此饮器御制诗刻字并无诗题但在《御制诗文全集》卷十八之十四(十五页)有诗题“题痕都斯坦玉饮器”，此题也就是乾隆帝为此器所定的名称，即“痕都斯坦玉饮器”，这一器物的名称确实非常确切恰当。已如前述，“痕都斯坦”是清廷对莫卧儿帝国的维吾尔族称谓的汉译，还有“温都斯坦”、“痕奴斯坦”两种译法。乾隆说过“痕都天竺藩”，是基本正确的，但清代史料中从未见过“莫卧儿”一词可能莫卧儿帝国的大名并未通过“回部”(即今维吾尔族)传入内廷，更未传至乾隆帝耳中。玉饮器的定名指明其用途为饮水或葡萄酒、露酒等的器皿，乾隆帝在诗中也点明此饮器好像“閜碗”，即大杯之意，类似大杯之碗。这是他个人按清人传统观念的理解，作为此饮器的名称并不恰当它是“痕都斯坦”，也就是“西昆玉工”所制，判断其用途而起用了“饮器”这一名称，“饮器”见于《周礼》“梓人为饮器”，梓人是“攻木之工” 也就是木工、木匠之属。梓人制饮器应以木凿旋，此饮器是以玉碾琢，不是木器，乾隆帝借用《周礼·考工记》梓人所制之饮器而命名此器。此饮器以《周礼》为据，确与此器功能相吻合。我国包括清人在内的文人，在界定古书画、古器物名称时都不忘引经据典，证之有据，言之成理。这种典籍与器物相结合的命名方法已被我们现代收藏家甚至文物考古等领域的专家所摈弃，或者压根就不知古人有此传统定名法。这就是此玉饮器上的乾隆御制诗文给我们的启迪，这对收藏家和文物研究家来说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