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唐刻十七帖(3)

　　他之所以对巴蜀情有独钟，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他“欲广异闻”，另一方面和他的道教信仰有关。中国早期道教派别五斗米道，是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北)创立，后传子孙，他的孙子张鲁在巴蜀布道三十多年。巴蜀是道教乐土，自然成了王右军向往之地。根据道教教义，“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在山川景色的欣赏中，产生“得道升仙”的“移情”。王羲之既然是信徒，所以他向往巴蜀山水，既有文人雅士的浪漫，更有宗教信仰的深层原因。

　　在给周抚的信中，王羲之感谢周抚所送“胡桃”、“青李”、“来禽”等物，这些道教认为可“成仙得道”、“延年益寿”的药石，王羲之长期服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至于59岁便与世长辞了。

　　他还曾写信给周抚，“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岭，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

　　他希望70岁的周抚好好保养身体，对年近60岁的自己有所担心，但仍希望能去巴蜀游历，并与周抚相约，希望成就这段佳话。这一年，王羲之59岁，是其仙逝之年。因此有专家推断此帖可能为他的绝笔之作。

　　他最终未能实现入蜀的愿望，他的死，和其道教信仰有直接关系。他病重时不去求医问药，却求助于道教名师杜子恭。王氏家族中，多人信奉道教，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也因信道教断送了性命。

　　郭沫若先生曾讲：“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和道家的混合物。”他的道家思想，在《十七帖》中的多封家书中，生动地透露出来。

　　“野雉”原比家鸡狂

　　王羲之是东晋书法变革的代表人物，他少年学书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不需赘言。公元341年，朝廷让别人接替了王羲之江州(今九江市)刺史职务，将其召回建康(今南京市)，拟委以侍中或吏部尚书，王羲之推辞不就。之后闲居江州七年，潜心书艺。这是他书艺发展的最重要时期。

　　其时，他对章草改制，创造了极具艺术性又易普及的今草书体。经他改制的今草，既流畅纵逸，又与章草的字字独立巧妙结合，书写起来迅速快捷，一气呵成。既快且美，很快“大行于世”，人们争相效仿。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庾翼推重正统章草，但他难以扭转时尚，连他的子孙也争相习学今草，庾翼因此怒斥：“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

　　“野雉”美于家鸡，美在自由灵动。王羲之今草美于章草，美在其韵高千古，其神韵如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洋溢着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美之极，即雄强之极。王羲之书法又被称为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风阙”，《十七帖》被称为“逸少书中龙”，便是美之极即雄强之极之体现。

　　再读《十七帖》，如同旧时月色，出尘脱俗的气韵里，飘散的是1700多年前的场景，那不仅是一张历史的脸，也是晋代的魂。

　　再读《十七帖》，款款走出的是一个风华绝代的时代和一个裹挟着传奇迷雾的“书圣”，他四五岁便写一手好字，十九岁为世人器重，三十岁社会出现“王书热”。他一生执著于书艺，始终把持柔韧的执著，亦始终不忘深情的留白。他是“向外发现自然，向内发现自我深情”的魏晋精神的最好体现者。他是一口活泉，历代书家都从他那里解渴。其人其书，即便再过千载，依然“人间万事消磨尽，唯有清香如旧时”！

　　专家点评

　　它是王羲之的信札集刻、唐太宗收藏的王羲之书卷之一。开封市博物馆馆藏本题名《唐刻十七帖》，实为宋拓木刻本，计书札28通，107行，942字。卷末有　(“敕”的异体字)字，其下有“副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充馆本，臣遂良无失”小楷五行，帖之首尾均有明藩王朱　“晋府书画之印”和“敬德堂图书印”。

　　此帖拓工精致，纸墨黝古，点画厚重，是现存数种宋刻拓本中最精者，较好体现出了右军书法的真韵，是历代草书之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