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KODA引发的投诉大约从2008年开始。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星展银行起诉了两名广东佛山投资者，他们因投资KODA巨额亏损而倒欠银行钱，但他们没有到香港应诉。赖建平有一份香港荷兰银行客户名单，他自称是客户经理主动发给他的邮件。名单上的近10名客户，均投资了KODA而保证金不足，银行有关部门要求客户经理对他们采取措施。H女士的律师也曾接到过另外一名投资者的求助电话；吕志华手里有五六单内地投资者的投诉；金亮参加过几次汇丰私人银行在上海举办的沙龙，每次有上百人参加，其中也有人投资了Accumulator……

　　根据这些线索统计，投资KODA而蒙受损失的内地富人广泛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佛山、西安、天津、内蒙古等地。为了寻找其他投资者，在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了其中一些城市，然而没有更多的投资者愿意站出来。辗转联系上的一位投资者说，他现在已经在新加坡，过去的事已不想再提，也不是什么有光彩的事情。

　　“被骗了他们也不敢告。”黄明说，在他授课的EMBA班上，每个班都有几个学生因投资Accumulator而巨亏。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家，主要从事传统产业。他希望其中一些人能站出来，用切身经历给更多的民营企业家以警醒，但都被婉言拒绝。

　　为什么要选择沉默？“这些富人有三怕，怕政府追究财富的原罪问题；怕追究钱是怎么挪到香港去的；如果没有前面两个问题，那么就怕丢脸。”黄明说。还有投资者称，有官太太以及知名上市公司老总也在其中，前者牵涉腐败问题，后者怕暴露引起公司股价下跌。

　　到底有多少内地投资者因Accumulator而亏损？6月11日，香港金管局在给予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书面答复中未正面回答。“场外交易没人统计，但有业内人士称，2007年香港卖了1000亿美元。”黄明说，香港投行人士分析，这些合约一半以上都卖给了内地投资者。重灾区在内地，但告得最凶的是香港人。

　　难道香港国际投行以及银行真是蓄意误导投资者的“杀手”？6月11日，香港金管局同样在给予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书面回复中未予回答。他们表示，在香港中介人(包括银行)销售金融产品应遵循四项基本披露原则：首先，发行人在投资产品文件内须披露充足资料，包括所发售投资产品的性质及风险；其次，向公众销售或建议该产品的中介人要进行合适性评估，以确保投资者明白产品的性质与风险，以及产品适合相关的投资者；再者，透过上述两个程序，旨在让投资者能作出有根据的投资决定；最后，在中介人适当披露投资产品的性质及有关风险，以及作出适当的合适性评估后，投资者在掌握充分资料的情况下对其所作的投资决定负责。如发生不当行为，金管局一定会严肃处理。

　　农民式的维权

　　金亮说，开始交涉后几个月，汤太太就被换掉了。后面负责的客户经理既不让他找到相关负责人，也不告诉他该怎么去投诉，一直是推诿、搪塞、拖延。哪怕问他们“请你告诉我，我是男是女”，他们的回复也只会是“这个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向调查小组反映”。

　　然而，对于选择站出来的投资者而言，维权之路也布满荆棘。

　　此前，就金亮对汇丰私人银行的指控，中国证券报向其发出采访函。5月22日，汇丰银行在回函中拒绝了采访要求，并表示“汇丰私人银行一向不会向外界透露与客户之任何资料，而本行对金先生之投诉已多次直接联络”，还强调“汇丰私人银行一向采取谨慎方式及严谨的销售程序，以确保客户了解各项投资产品之风险。汇丰私人银行之雇员为专业训练，并严守销售程序之各项监管条例”。

　　5月26日上午10点30分，中国证券报记者以金亮朋友身份来到香港汇丰银行大厦，按照此前约定与汇丰私人银行中国业务主管、董事总经理廖渌波面谈。

　　会谈一开始，廖渌波就表明，此次来仍然是听取金亮对该事件新的论点、调查证据，并转交给汇丰银行独立调查小组成员。金亮希望能跟调查小组直接沟通，而不是总通过他们来反映情况。廖渌波表示，调查小组要应对的客户很多，是否面见客户由他们来决定。独立调查小组跟营业部门没有任何关系，金亮的意见也可以通过书面形式直接电邮给调查小组。

　　在将近两个小时里，汇丰私人银行3名相关负责人始终在倾听并进行记录，但基本没有正面回应金亮的任何问题。

　　“那么，请问2007年10月12日，贵行汤太太是否给我打过电话？”金先生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您的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向独立调查小组反映。”廖渌波答。

　　当金亮抱怨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能给予直接回答时，廖渌波的回答依然是“我们会把你的评论、批评向调查小组反映”。汇丰私人银行的几位负责人还在会谈中强调，希望金亮能全面了解自己签署过的文件以及电话录音，不要以一句话作判断；并表示调查小组觉得已经给予了金亮回复。

　　金亮又提出希望知道调查小组负责人的办公地址，对方答复并不清楚，并表示调查小组到目前为止从未面见过客户。金亮面见的要求可以由他们记录下来转交，也可以由金亮自己送达。

　　整个过程几乎都是金亮在讲述自己的观点。不论金亮是提问、请求还是指责，对方的回答基本都是“这个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向调查小组反映”。对方的态度一度让金亮难以接受，途中出现了几次短暂沉默。当对方提醒时间，希望他讲过的话不要再重复时，金亮有些冲动，说：“你们张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廖总想跟我谈一谈，我大老远赶到香港后却什么都不跟我说。你说你们是营业部门不答复我问题，能答复我问题的人又不能见我，那让我来香港干什么？反正不管我说什么你们都是用同一句话回答，我就在这里说，你们愿意在这听就在这里听，不愿意就走吧。”

　　这样的会谈让金亮再一次感到失望。事后，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交涉过程中对方始终是这种态度。开始交涉后几个月，汤太太就被换掉了。后面负责的客户经理既不让他找到相关负责人，也不告诉他该怎么去投诉，一直是推诿、搪塞、拖延。哪怕问他们“请你告诉我，我是男是女？”他们的回复也只会是“这个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向调查小组反映”。

　　就连他要求汇丰提供确认交易时的电话录音，在提出大半年后，直到2008年11月3日才通知他电话录音找到，而此时合约已经执行结束，距离11月5日斩仓只差两天。更让他生气的是，汇丰提出，电话录音是其内部资料，无法提供拷贝，金亮每次都必须亲自到香港听取。

　　“为什么1000万的交易10分钟电话就能确定，而我的千万资产没有了，却没有一个人能当面回答我，寻找录音要大半年？”金亮还表示，他是通过私人渠道才好不容易联系上廖渌波的，在2008年11月做了两次当面投诉，并整理成书面投诉给了他，可2008年12月24日银行在答复中完全推卸掉所有的责任，直至今日也没有正面答复他提出的种种问题。

　　5月26日中午，金亮在麦当劳啃了一个汉堡，又匆匆来到位于国际金融中心55楼的香港金融管理局。他此前已经书面投诉，但两个月过去了仍未得到答复。他希望能面见工作人员投诉，但被拒绝，只能离去。

　　相比之下，赖建平和H女士声称，他们提出的要听电话录音等要求，至今未得到满足。H女士要求查看事发过程的账户明细也被银行拒绝。

　　为什么不选择诉讼？金亮说，在香港打官司是真正的有理无钱莫进来。如果诉讼，粗略估算需要三五年时间，耗费数百万港元，他已经无力负担。“他们就是一群穿西服的骗子无赖，而我是一个朴素的农民。”金亮自嘲，目前他只能选择农民式维权，即不断到香港金管局“上访”，不断和银行交涉。赖建平则表示，他的经济一度窘迫到买不起飞机票到香港，只能先坐火车到深圳，然后再去香港。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一些内地律师认为，如果真如投诉者所描述，那么银行在销售过程中确实存在重大误导甚至欺诈因素，委托理财的合同或者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不过，按照香港法律法规这些案件的可能诉讼结果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找律师太难了，内地就没有几个懂的。”已经进入诉讼阶段的H女士说，她的律师主要在香港聘请。而香港律师所擅长的领域非常细分，每找一个律师讲述案情就要交费，交了钱之后才能知道这个律师是否懂此类案件。就这样，她在香港跑了5家律师行交了很多咨询费才找到真正懂行的律师，案子还没有开庭花费就已以百万计。而这还只是应诉，如果去香港起诉，作为内地人还需要交纳高额的保证金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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