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杂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版图告急

　　编者按:全球化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力量,但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应对则大有讲究。对于处于最高端的金融服务业而言,尤其如此。刊发此文,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此文的全部观点,但我们认为,此文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提出了一个恰当的问题。

　　文/丛亚平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不仅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调配经济命脉的供血系统,金融安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然而经济专家反映,近些年来,我国在金融系统对外开放上由于策略失当,出现大量廉价贱卖金融企业、仓促合资的现象。按照现在这样大跃进式的金融股权出售进度,不出五至十年,我国金融企业的股权将有一半以上被外资获得,这样的结局所隐伏的严重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金融大甩卖

　　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

　　近来,外资争夺中国金融企业股权的消息不绝于耳,如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国银行10%的股份;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出资30亿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德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等出资4亿美元收购太平人寿25%的股权并有权增持到49%;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与交通银行合资成立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而且自从2004年年底外资在基金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被放宽至49%后,我国目前合资基金公司数已达18家。目前仅从不完全的统计中就有67家金融机构已向外资出售股权。(见附表)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余云辉痛惜地说:在金融业竞卖股权、私募融资的同时,海外上市也成为“超女选秀”般的时尚。发行人比拼的不是发行价格和市盈率,而是贱卖股份所带来的认购倍数,如中国人寿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仅以每股2.5港元的价格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在排队海外上市的队伍中,还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行、中国工行、民生银行等等。中国金融业向外资贱卖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谁向外资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谁就能得到执政的政绩和媒体的掌声。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甚至多家金融机构向同一境外投资者压价竞卖股份,这将会带给中国金融业灾难性的后果。

　　余云辉分析,如果监管当局将金融企业引入外资、境外上市当做改善金融企业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惟一法宝,其代价将十分巨大。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这一轮银行股权出售浪潮值得警惕。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8月,中国至少有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城市商业银行引入了外国投资者,几乎每家银行出售的股权比例都接近20%。从数量比例上看,外资入股国内股份制银行的比例已达50%;如果算上4家在谈的股份制银行,这一比例高达8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40亿美元左右,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现在,工行也即将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从被入股的银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控制力和市场影响力来看,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太便宜了。以工商银行为例,在国内拥有2.2万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入股工行,将给予外国投资者一个极大的共享影响力的机会,让它们可以分享中国金融业潜在的爆炸式增长。

　　陈功不客气地说:“我们正在‘出卖’整个银行业。但外资总共花了多少钱？可以说非常之少！拥有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用30亿美元左右,就可以换来10%的股权。这简直会成为世界银行界的历史性事件。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还在求着把股权卖给别人。今年年初,华尔街某银行一支劲头十足的团队飞往中国,考察投资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两家——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经过一周会谈后,当这个工作小组的领队准备离开北京时,他们的电话响了。但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电话另一头是中国建设银行的一位官员,他请这家外国投资银行考虑投资建行。

　　“这种事实表明,中国陷入困境的国有银行渴望在海外上市前,从外国竞争对手那里吸引资金和专业技术,而且这已表现出一种毫无顾忌的渴望。现在,这种渴望正迫使国外各投资银行改变它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法,以俯就的态度抬高要价。”

　　陈功认为,对于中国国有银行的股权出售,定价太低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就曾指出,银行的价值主要在于网络、品牌和信用度,客户是银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管制,银行特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讲,其巨大的网络、品牌和信用度的价值,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之上。他认为,在中国的银行业海外上市的过程中,银行业以“低价”被出售的策略亟须调整。

　　上海某银行会计学博士骆德明认为,国外资本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瓜分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平稳地笑纳交行的控股权,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这就是汇丰等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金融和国防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因为在国际分工已十分发达的现代世界中,许多需求都可以通过交换或贸易得以满足,但惟有金融和国防是花钱也买不来的。金融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通过配置资源引导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塑造经济乃至社会格局。在当今世界,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谁有强大的金融产业,谁就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与它强大的金融业密切相关。

　　骆德明说,在金融犹如国防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大量廉价地贱卖金融企业(卖股份或合资),有些监管高层还明文规定商业银行改革“必须”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资。这样大跃进式地在金融领域招商引资,正可谓引狼入室,不出五至十年,我国金融企业的股份将有一半以上被外资廉价获得,从而使我国的金融业掌控在外资之手,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资的掌心。这样的前景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他指出,正因为金融的重要,外国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对他国金融资本进入设置障碍。试问中国的金融企业能轻易地在西方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廉价获得他们金融企业的股份吗？中国建设银行在纽约和伦敦已设了十多年的代表处了,至今还不能升格为分行。

　　根据新加坡银行法规,如果一个银行的控制权在外国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手里, 新加坡政府就不会批准这个银行在新加坡开展银行业务,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至今没有领到完整的银行执照(full banking license)。而淡马锡和星展银行是新加坡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类似于我国的汇金公司),却在中国大量购买中国的银行股份、基金管理公司股份,甚至还要在中国控制一家全国规模的银行。为什么我们没有类似于新加坡政府的金融保护政策？

　　外资略地路线图

　　这就像中国人只穿着短裤却坐在西装革履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对外方知之不多,外方对中国情况却一清二楚,这将使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刘崇献分析,监管部门热衷于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是认为可以根本性地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水平、金融服务水平、产品创新能力以及综合盈利和竞争能力。然而,这种想法是出于外来战略投资者都是友好合作的假设之下,可能是一厢情愿。

　　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是以获利为目的,而对该银行的管理权或者控制权的争夺将是获利的重要手段和前提。合资银行管理方面的整合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各种明争暗斗很容易消耗企业的效率。早一些引入外资的深圳发展银行的股权争夺和最终被实际控制就是例子。而现在刚刚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其他银行,由于时间短还没有明显暴露这种倾向。

　　2007年以后,中国银行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届时,进入中国的银行将更多地以独资银行的形式存在,而必然包括当前各个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所设立的各个分支银行,那么,这些所谓的战略投资者银行的嫡系分支将和在中国的旁系分支(参股的中资银行)发生面对面的争夺,包括市场和高端客户群。这些战略投资者将会帮谁不是很明显吗？首先要努力控制参股的中资银行,如果不能,也将会通过各种渠道把该银行优质客户群提供给其嫡系分支机构,在此之前,这些外来战略投资者会全心全意无保留地把中方想得到的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东西提供给所参股的中资银行吗？这只是中资银行的天真愿望,外方肯定有保留,如果外方不能取得相当的控制权,肯定不会尽力地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和效率的。

　　刘崇献尖锐地指出,中资银行“一窝疯”地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对自己管理能力的否定,是包括中国政府监管层和各个银行的管理层缺乏自信和无能的表现,认为自己管理不好才请个国外的“大爷”来管家,而没有充分考虑其弊端和危害。尤其是银行业这种关键性的垄断行业,具有非常高的资金杠杆效应的特殊企业,大比例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将会造成巨额利润的流失,而中国的民营资本却不能分享中国最肥美的

蛋糕。当前各个国内银行争先恐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一种把“无能当个性”的表现,是一个没有经过慎重试验的“大跃进式”的败笔。

　　更为严重的是,当前的银行改革给了外资银行打入中资银行内部的机会,使其掌握了中资银行的核心信息和弱点,有可能在2006年以后外资银行与中国银行的市场和客户争夺中把中资银行打得一败涂地。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指出,引进外资,包括邀请外国大银行设计我国银行改革的模式,则意味着把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信息告诉了国外投资者,核心竞争力和核心的弱点都毫无保留地表露在他们面前,对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更值得深思。

　　外国某银行一位经理私下对他的中国朋友说,不理解中国银行界为什么会那么大意。现在许多中国大银行都有外国银行或公司入股,并进入董事会,中国银行的机密和各种资金动向、客户资源等都知道,这会让中国非常被动。他说: “这就像中国人只穿着短裤却坐在西装革履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对外方知之不多,外方对中国情况却一清二楚,这将使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专家指出,根据外资金融机构常用的策略,可以模拟出他们在中国本土攻城略地的基本路线图: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趋势和市场状况;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金融企业股权)升值;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

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金融企业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融危机爆发;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把外汇回流再兑换成人民币,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大部分中资金融企业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分支机构。

　　中国经济的最后图景将会是: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的肌体之中,利用金融资本统治国内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里都有国外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国内企业比如中国石油的任何国际并购活动,都可能通过银行的渠道透露到国际市场或竞争对手一方,中国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还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影响政治。

　　财富是如何流失的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分别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9.7亿美元的回报,但我们取得的3500万美元购买美国国债,11年的收益大约是1500万美元

　　外资入股参股中国的金融企业,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交通银行半年报显示,该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46.05亿元人民币,而去年同期则亏损19.05亿元人民币;税前利润68.84亿元人民币。按此估计,不到5年就可收回在交行的全部投资,以后将是纯粹获利,并获得了对中国第五大银行的永久控制权。汇丰入股以及在港上市不到半年,交通银行怎么一下子从亏损19亿元多的丑小鸭变成了盈利46亿元的金凤凰了呢？难道是汇丰入股及境外上市发挥了特异功能？当然不是!那是上市之前刻意的财务安排。因为交通银行在汇丰入股之前,已将不良资产剥离出去并进行了财务重组(剥离的不良资产却由国民财力来消化),以使上市后有个好的财务表现。

　　骆德明分析,交通银行自今年6月底在港上市后,股价屡创新高,两个月内已上涨了近30%。这说明发行当初定价过低,按市净率定价时根本没有考虑交通银行覆盖全国中心城市与国外主要金融中心的合理布局以及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导致本该由国内投资者享有的无形财富白白地被外资瓜分了。又如,汇丰银行2001年以每股2.49元人民币的低价入股上海某家银行,获得每年每股0.5元左右的回报,5年就能收回初始投资,并拥有了这家银行8%的股份。

　　金融业是高利润行业。余云辉举了一个例子,比利时某基金管理公司已拥有国内某基金管理公司33%的股权,目前正在办理1元1股增持到49%的手续。外方预计,他们只一次性投资4900万元人民币,5年之后可以从这家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股权投资收益每年6亿元人民币以上(按规定1.5%-2%的管理费提取比例,基金公司若管理100亿元人民币,一年管理费收入可达1.5亿-2亿)。如果中国设立20家类似的基金管理公司(现在已合资18家),未来每年流出境外的财富将达到120亿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基金业的状况,银行业、保险业的状况更甚于此。

　　余云辉说,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分析,外国实际是以虚拟的货币符号换取了中国金融企业现实的股权甚至控制权,并分走巨额财富。其中的真实游戏过程是:外资投入于国内商业银行以美元等外币换得股权,而我国拿这些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美元又回到美国,只获得很低的利息回报。以高盛当年购买平安保险为例,中国以高收益的保险公司股权为代价换来的美元,又重新投入到美国国债市场,支援美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仅仅支付了很低的国债利息。而在美元完成一次中国之旅后回到美国时,带走了中国金融业的股权和高利润。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分别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了9.7亿美元的回报,但我们取得的3500万美元资本金买成美国国债,11年只能取得大约1500万美元的收益。

　　我国虽然在相对昂贵的股票二级市场堵住了口子,迄今为止只给予QFII投资额度100亿美元,但在廉价的股票一级市场却敞开了大门。仅中国银行一家就给予了60亿美元的额度(中国银行已有20%股权在外资手里)。在此姑且不谈未来股权投资收益,仅人民币升值一项,60亿美金因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多赚20多亿美元。可见,即使要出卖股权,现在也不是合适的时候。如果在现阶段大举出售股权、引进外资,相当于协助外资机构廉价地在中国进行资产配置和布局,等到这项布局完成之后将会进一步胁迫中国政府进行人民币升值。从这个角度看,国内银行业的招商引资运动事实上为外资机构和外国政府逼迫中国政府进行人民币升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最新的消息,建行为了顺利IPO,已经明确承诺高比例派息,派息率达到35%到45%。这种承诺比交行仅在招股说明书上写明派息策略,显然更进了一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内地上市的中国公司几乎从来就没有向国内投资者承诺派息率。在国内市场恶狠狠地圈钱,在国外市场却大方送钱,其中国民财富的流向几乎一清二楚。

　　中国正在争先恐后争取海外上市的银行,实际上都是经过中国内地纳税人以万亿计的注资之后形成的“新”银行,如此慷慨地廉价出售,实际上是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拱手送到境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买卖就多少有点愚弄本国国民的味道。

　　大道难通天

　　金融企业改革仅靠上市、注资、引资,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效益,是治标不治本

　　在中国金融业内外交困、左支右绌的情况下,引进国际金融巨头似乎成了挽救中国金融业迫不得已的惟一出路,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界的共识。然而,这条看上去很美的康庄大道可能并非是中国金融业的通天之途。事实上,我国金融企业改革并非只有上市、出售这一条道。如果根本制度不改,不管是上市融资、卖股引资,还是坏账剥离,都不能改变国有银行效益低下的严重状况,引来的外资可以照样流入黑洞,剥离的坏账可以更快的速度再产生。

　　骆德明博士认为,“引入外资并不一定就能完善我国金融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其实,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跟监督制度执行不到位(权力大于制度)、人事制度无法形成专家领导团队等有关,也跟忽冷忽热的政府投资冲动有关,并非银行治理结构一个因素发挥作用。即使为了改善治理结构,引进外资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这可从国内一些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看出。迄今已有不少银行引入了外资,因外资的引入也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但实际运行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行长级领导还是由组织部门任命和管理,董事会没有选择经营班子的实际权力,监事会也只是安排干部的一个机构,难以发挥监督作用。”

　　骆德明同时指出,“再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入股某银行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并非核心的技术,外方也不肯透露。”

　　事实证明,金融企业改革仅靠上市、注资、引资,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效益,是治标不治本,这从我国1600多家上市公司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例如香港中银事件),管理机制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没有机制、体制的深刻变革,仅依靠上市融资是无法建立运行高效率的现代商业银行。因此,转变机制比上市融资更重要,这才是关键。

　　骆德明认为,中国各银行目前的上市改革在策略上是错的。从银行的盈利情况上可以看出,赢得了大量国家注资之后的国有商业银行,盈利已经大幅改善。2004年,中国工商银行实现盈利747亿元。外资用30亿美元换来工行10%的股权,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几乎没有花费任何溢价,就可以取得这10%的股权,并且可以在4年之内得到至少100%的投资回报率,这还没有考虑到未来工行上市之后的股权溢价。

　　骆德明说,建立一个完善的法人法理结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创新,也需要法治环境的配合,绝对不是外资参股之后就能够形成的。当然,我们可以像出卖深圳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控股权一样出卖各个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来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但是这种方式建立的已不是中国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而是外国控股企业的治理结构了,这样的成本和代价不是太高了吗？

　　其实,中国金融业的根本症结在于政府与银行的关系问题,所以,改革政府与银行的关系,遵循市场规则,明确责权利,就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研究室研究员易宪容认为,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最大问题在于无法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窠臼中走出,在于政府对金融市场垄断太多、管制太多,干预频繁,在于国有商业银行既企业又政府机构的“特色”。现行的国有银行运作机制仍然是以行政主导体制为主、市场规则为辅;仍然是政府希望以对金融资源的管制来聚集整个社会的资源,并为政府所主导的目标及国有企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市场机制如何才能建立起来？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国家花巨资处理了一批又一批,但又在不断产生着。

　　易宪容认为,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否保证金融制度确立的效率性与合理性,改制能否有良好的法律依据和公开的讨论渠道,能否通过利益博弈与协商的方式公平竞争。他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强调在改制过程中的透明化和公开化。他认为国有银行之所以无效率,就在于各个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界定不清楚。而保证有效率的银行合约结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对银行家的制度安排”:对剩余控制权有效激励与对个人控制权的有效约束。即如何才能让努力经营和真实信息披露的现实激励成为可能,如何让掌有银行控制权的个人得到约束或职位惩罚。而政府在银行经营中的作用不再是银行市场的参与者而是保证银行有效履行合约的仲裁人。

　　说白了,如果不打破过去沿袭严重而浓厚的官僚本位主义,不放弃行政官僚体系的管理思路或模式,无论怎样参照国外的经营模式和董事会架构,都将流于形式。

　　事实上,在目前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色彩并没有减少。有媒体披露,在苏格兰皇家银行财团入股中行的同时,苏格兰皇家银行财团获得了一系列的“保护性条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中行承诺,在2007年以前,中行每年度末每股资产净值不低于2004年年底的水平,否则须予以赔偿”,类似包赚不赔的“保护性条款”,在入股中行的淡马锡集团以及与工行达成初步协议的高盛财团那里都已经出现。这种“保护性条款”,实际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政府担保。其中隐含的道德风险一目了然。从向国内储蓄者提供隐含担保和向外国投资者提供隐含担保,中国金融业的政府色彩丝毫也没有减少。

　　对于银行业的引资狂潮,有著名经济学家言之凿凿地断言:“只要外资进入,就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改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必然打破现有的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用文化。”然而,究竟是外资的信用文化改变中国的商业环境,还是中国的特殊环境改变外资银行的商业行为,跨国巨头近年来在中国并不鲜见的造假及商业贿赂,似乎已经提供了部分答案。

　　另一种改革

　　招商银行既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也没有到境外上市,却连续四年荣膺“世界25家最佳资本利润率银行”,创造了足以令中国骄傲的银行业奇迹

　　对于中国金融改革,骆德明先生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通过“所有权保持国有、管理权民营化”的方式,以低成本的代价建立金融产业的治理结构。

　　骆德明提出,要建立良好的金融企业,关键是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以革新的人事制度、按市场化的运作原则,选出 “一个责任心强、眼光远大、懂管理的金融专家型领导班子”。

　　余云辉认为,其实在中国,也存在一些没有通过引进外资、没有海外上市却运作得十分成功的金融企业,比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招商银行既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也没有到境外上市,却是国内外公认的一家好银行。在招商银行成立以来短短的15年间,创造了足以令中国骄傲的银行业奇迹,并连续四年荣膺“世界25家最佳资本利润率银行”。中国银联同样创造了中国金融业的奇迹,保卫了中国银行卡业的经济版图。“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托管给招商银行的管理团队,也许是一个成本和代价最小的改革。”

　　他提出,中国的金融企业可以通过“所有权保持国有、管理权民营化”的方式,以低成本的代价,建立起金融产业的治理结构。以交通银行为例,不必要以出售控股权给汇丰银行,今后每年要付出40亿元以上利润的方式来完善治理结构,而可以通过银行管理权借助市场化授权的方式来完善银行治理,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

　　具体做法是:1.通过优秀的金融企业管理团队比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等管理团队作为主要发起人,设立多家“银行产业管理公司”;2.各个“银行产业管理公司”提出具体的银行管理方案,包括高薪引进境外各级管理人才等,并通过市场化竞标,把交通银行的管理权包括人事任免权交给中标的“银行产业管理公司”;3.交通银行的股东拥有所有权并行使完全的监督权,中标的“银行产业管理公司”行使完全的经营管理权,即通过市场化授权的方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把政府和银行分开;4.若交通银行的股东没有出让和稀释股权,可以享有完整股权所带来的利润,而“银行产业管理公司”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提取管理费。5.在合同期满之后,股东可以通过招标,重新遴选更优秀的管理公司。6.外资金融机构可以挟带管理经验和技术在“产业管理公司”的层面上进行合资合作,从而避免金融企业如银行股权的丧失。

　　专家指出,尤其金融管理是高度专业化的行业,靠行政任命一些不太善于现代化金融管理的人担任关键职位,整个国家已支付并还会支付巨大学费,然而又不能拱手把控制权交给外方。余云辉和骆德明建议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未被外资控股的金融企业应该采取“保持所有权国有、推行管理权民营化”这一改革模式。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须看到长期的成本和代价,而这一模式可走出一条中国的市场化之路,而且改革效果好,改革成本低,没有后遗症。　

　　然而,上述改革模式要想成为可能,就首先要从体制上确立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不改变沿袭二十多年的单向度开放政策(即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就很难出现真正有效的金融体制。

　　金融及证券研究人士袁剑认为,金融改革能否成功,不能仅放在金融体系这个单一格局里来看,而要从全局考虑。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不能建立舆论监督机制和法治的权威,不能在政府监管之外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金融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他说,其中最基本的是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可以把企业、银行、基金、保险公司等出售给外资,为什么就不能出售给国内的民营资本呢？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吧？对国内的民族企业我们反而完全设限不准进入,单单对外资开口子,这是极不利于本土金融业发展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为,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上总让民资民企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劣势地位,让他们不得不利用不正当手段来“赎买”。中国若不尽快改变单向度开放政策,WTO保护期一过,我们的国企由于缺乏竞争而没有竞争力,我们的民企又由于种种限制而无法长大强健,加上各种不公平税率的负担,那么可以想见本土企业在未来岁月与众多跨国公司的竞争会是怎样的结局。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也认为:为什么我们在出售有影响力的银行股权时,会变得如此被动？因为外资入股没有竞争者,我们自己的政策把国内的竞争者挡在门外,为外资保留了巨大的讨价还价的空间。中国有实力的企业有很多,但都被政策排除在外,不能参与其中。既然外资只有少数几家,外资们用着同样的语言在说话,而外资成了被求者。中国银行业的股权交易,正演变为求人、变成送股票人家还不要的局面。但如果我们能够引入国内企业,那将有可能加大国有银行的股权竞争,从而提高股权的溢价。

　　在现阶段,需要及时制止各个金融机构竞相甩卖金融企业股权的现象,避免各级政府和部门只以创造短期政绩(如引进了多少外资等)为考量而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竞相争邀外资参股控股我国金融企业。而且,即使有必要向外资出售少量金融股权,也应该排除行政干扰的因素,要像做生意一样按市场规律、价值规律来做,而最忌讳各地各层争先恐后一窝蜂地卖,抢时间、争速度地卖,就像竞相杀价出口各种产品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卖出贱价。

　　余云辉建议,金融改革必须综合考虑国内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升值趋势、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等因素,重视把握对外开放的时间和节奏。而且,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把“外资引进来战略”和“内资走出去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本土资金“走出去”比“外资引进来”难度大得多,受到重重阻拦,因此,特别需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苏格兰皇家银行入股中国银行10%的股份,作为对等的条件,中国汇金公司也可以入股苏格兰皇家银行10%的股份,至少应该拿到参股的权利或期权;同样,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19.9%的股份,作为对等条件,中国汇金公司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参股汇丰银行19.9%的股份,具体形式可以通过汇丰银行向中国汇金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方式来完成。保险、证券、基金管理、信托、租赁、担保、汽车金融等等金融机构,都可以采取上述方式开展国际间的合资与合作。总之,应该避免在一窝蜂甩卖的情况下,陷自己于被动卖、单向卖、贱价卖的境地,改变目前这种不平等、不对等的开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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