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认为通过人民币的快速大幅升值就能化解贸易顺差问题，因为贸易顺差并不是单纯的汇率问题。调整贸易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立足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尤其是上述两大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解决。如果为求迅速达到目标而采取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的办法,将会导致经济结构和物价体系发生剧烈变动以及部分行业萎缩和就业状况恶化的局面，进而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在人民币升值的初期，升值带来的影响处在相关出口部门的可承受范围内，随着升值的继续发展，实际汇率就会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出口企业的换汇成本，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影响的边际效应就越大，若此时再听任人民币大幅度升值，部分出口企业必将受到沉重打击。因此，一年多来，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4.4%以后，仍有必要控制好以后的升值幅度。切不可因为前期升值后影响不大，在国际和市场压力下放任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二)长期举措以化解结构失衡为主

　　1、启动内需化解储蓄与投资的结构失衡

　　我国储蓄与投资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所以化解的方法就是降低储蓄、促进内需。

　　首先，尽快实现公共财政的转型。目前，我国本币净储蓄的积累，是促成投资扩张和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而本币储蓄率过高的源头正是我国财政政策在公共建设领域的长期缺位造成的。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投资远远不够，导致居民自身要为这些公共产品来买单，其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过高，只能通过控制当前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只有加速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投资，使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加大，每个人的储蓄率下降，才能缩减私人部门的净储蓄动机，持续有效地启动内需。

　　其次，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改革现行收入分配制度。中国消费水平低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收入水平低，它是一个收入问题，并不是消费的问题。所以，要刺激消费，首先是要增加农民和城市中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另外，经济学基本理论认为，富人的消费倾向低，穷人的消费倾向高。而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收入的增长部分，主要是由高收入阶层获得，但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低的。因此，要扩大消费的比例，就得改变现在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份额，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

　　2、进一步调整开放政策化解经济发展的外需与内需的结构性失衡

　　首先要加快步伐调整出口导向战略。虽然出口导向是在内需不足情况下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战略选择，但其实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就一直在价值观上，在实际利益的争取上，对出口是积极支持的，在资源配置上对出口企业给与了许多的优惠。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外向型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优惠就挤占了内向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对内需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

　　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和与之配套的优惠政策的过度推行导致我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太高，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从2002年的42.7%上升到2006年的近70%。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越大，经济的不确定性就会随之增加。例如我国目前的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高度相关，这种现象表明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会受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目前已经到了从根本上改变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了。应当逐步降低高额贸易盈余，同时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在出口方面，可以对一部分低附加值的简单加工品征收出口关税，并降低出口退税，从价格信号上影响出口商品结构；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为有自主创新能力产品的出口创造更多的优惠条件，从产业政策上引导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上，有必要调整引资政策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目前我国已经通过内外资企业的两税合一来实现内外资在税收上的国民待遇。今后，还应调整各地引进外资的政策，逐步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控制外资流入数量的同时，提高外资流入的质量。

　　其次要慎重安排资本项目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市场开放。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开放。但国际经验表明，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通过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来放大一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给一国经济带来风险。尤其是当国内经济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失控等现象时，资本的自由流动可能会导致国内经济遭受破坏性的“强制校正”。因此，一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必须慎之又慎。

　　目前，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基本遵循“先经常项目，后资本和金融项目；先长期资本流动，后短期资本流动；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资本流入，后资本流出”的渐进开放线路。这种渐进式的开放模式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当前需要进一步加大资本流出管制松绑的力度，但这种放松在政策上又应具有相当的弹性，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又可以收拢，以保持管理上的可控性。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放宽外汇管制，让人民币最终实现可自由兑换，已是大势所趋，但即使是在十分发达的国家，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本币自由兑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在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和强壮，相当规模的外部游资已在境内累积的情况下，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的自由兑换应十分谨慎地推进，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保持资本和金融项目一定程度的管制是十分必要的。

　　(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施其职，搭配使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Mundell)提出了“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的观点。他认为,应该用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目标,用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平衡目标,因为货币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国际收支，根据是货币政策除了改变支出水平并影响国际贸易收支以外,也通过利率的变动影响到国际资本流动。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综合搭配,可以同时实现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的双重平衡。

　　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搭配使用偏紧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当前的较好选择。如前所述，目前运用利率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无法解决国内结构性失衡问题。这正好符合以上的政策搭配理论的思想。我们应该将化解国内结构失衡的政策目标分配给财政政策，而将货币政策主要用来针对外部失衡。利用偏紧的货币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顺差，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长。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国内储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问题。

　　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减税，另一方面是增加财政在公共领域的开支。目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农村居民的农业税先减后免，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一以及中央减免东北地区的欠税等措施都是减税政策的具体体现。以后还应利用税收杠杆来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产业发展，而对那些高能耗、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则应该提高税收来控制其发展。在财政支出方面，应加大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资，在扩大社会需求的同时，改善居民未来支出预期，降低当前过高的居民储蓄率，从而逐步化解国内储蓄与消费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附：连平简介

　　经济学博士，金融学教授，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迄今为止在境内外各类刊物上发表文章170余篇，撰写出版著作6部，完成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10余项，其中五项获奖。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商业银行战略与体制、世界经济理论等。目前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和上海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学术团体职务，被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