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

　　内容提要：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具有坚实基础的，未来几年仍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只是可能在增长幅度上会有所放缓。但是，在经济的繁荣背后，更应该关注问题与风险。虽然中国经济近期的增长无忧，但在未来可能产生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和通货膨胀重新抬头这两大隐忧，造成这两大隐忧的是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如果结构失衡不消除，未来的经济增长就将难以为继。因此，在当前宏观政策的选择上，应该采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即解近忧，也消远虑。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低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保持了高速增长，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繁荣，这轮经济景气能否继续保持？未来中国经济运行存在哪些主要风险？这些风险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何应对？这一系列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本文想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国民经济维持景气具有坚实的基础

　　我国经济已连续四年保持在10%左右的速度增长，因此，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过热的争论又趋于活跃，甚至有国内外学者预言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下滑，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拐点”。但我们认为，促进中国经济近几年出现快速增长的是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以及“人口红利”等中长期因素，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因此中国经济目前和未来若干年的快速增长仍然拥有坚实的基础。

　　第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快速增长。1997年，我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基础设施启动内需，从而为城市化进程构建了基本架构。200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7%，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2005年城市化率上升至43%。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基本上是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化率达到30-40%之后，城市化进程将有一个加速期。城市化将使大量的农村居民变为城镇居民，相应地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变化，由此会产生新的更高水平的消费需求。同时，推进城市化还有利于扩大投资需求。城市化水平提高意味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一批新城市的建设，从而直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投资需求。

　　第二，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将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根据人均GDP水平所对应的工业化阶段，我们可以判断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阶段中的第二个时期，即人均GDP 1200-2100美元的增长期。“重工业化”(即资本品工业比重上升)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先后经历过“重工业化”。发达国家在“重工业化”阶段的工业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轻工业发展阶段。

　　第三，“人口红利”将有助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内仍保持高增长。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当一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后，会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形成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都比较低的情况，这时该国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种结构将带来劳动力丰富、储蓄和投资增长较快的有利结果。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年青化在我国已经并正在进一步形成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存的“人口红利”。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15至64岁人口)快速增加，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2%以上。据预测，目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高比重将一直维持到2010年，2020年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才会发生较为明显的下降。照此推算，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同时并存的格局在中国还将至少维持10年左右。

　　第四，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目前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我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之后，往往会伴随着一个相当大的调整过程，经济增长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而从2003年至今所出现的持续四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不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增长周期，而且与这几年的高增长相伴的是有史以来最小的经济波动。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制度变革的动力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既高速增长又较为稳定的周期。另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能力逐步提高，已经学会越来越多地运用市场化手段而不是行政措施来对经济进行调节与管理，宏观调控的工具日臻完备，频率和力度上的把握较为得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因政策性因素而出现“大起大落”现象。

　　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因素也是我国近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的前景导致外资以各种方式大规模地流入，也是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外在动力。

　　纵观世界经济史，很少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拥有这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因素。因此，我国经济有望中长期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毋庸讳言，未来经济增长会出现一定的波动，某个年份增速可能会低于10%，但绝不会出现导致增速迅速降低的所谓 “拐点”。除非有较大的非正常因素，10年内增速降至8%以下的可能性很小。

　　二、经济运行的两大隐忧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经济有望中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但并不能因此说经济运行中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以下两大隐忧可能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构成威胁：一是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二是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

　　(一)隐忧之一：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可能造成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2006年全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仍比上年上涨5.5%，虽然增长率比上年回落2.1个百分点，但这是在中央下决心持续调控房价后出现的局面。一些中心城市的房价涨幅还是远远超出居民收入的增长水平。例如在北京，全年房地产价格指数不断走高，一度走出了连续7个月两位数的增长势头，全年房屋销售价格总指数为108.8%，涨幅较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从股票市场来看，在过去一年中，我国沪深股市A股(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值规模从2005年底的31017亿元增长到2006年末的87992亿元，增幅为183.69%，股票市场市值占GDP的比重也从2005年底的18%增长到目前的50%左右。另外，从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来看，我国上证综指也从2005年底的1163点涨到2006年底的2675点，再到目前的近3000点，上涨幅度超过150%。

　　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国内外研究表明，资产价格一定程度的上涨将通过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等拉动消费、投资及进出口的增长，从而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同时，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是不对称的，即资产价格上升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作用可能要远远小于资产价格迅速下降时可能对经济产生的负面作用。而且，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还可能导致一国金融系统的不稳定，破坏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带来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

　　在这方面，日本“失落十年”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因不愿看到日元大幅度升值，从而选择在货币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引起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泛滥，结果导致了股价大涨和大城市房地产价格更大幅度的增长。而银行体系却误认为经济运行健康，继续扩大对实业的信贷注入，从而进一步吹大了资产价格泡沫。随着这些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遭受到沉重打击。

　　当前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流动性过剩必然导致房地产和股票两大投资市场的价格上升。尽管从目前看，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上升有其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不能因为其价格上升较快就认定其一定存在泡沫，迄今为止仍没有充足理由认定两大投资市场已在整体上形成了明显的泡沫。但如果未来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发展，其负面效应就会不断积累，其能量就会逐渐增大，两大投资市场的泡沫就会堆积起来。届时市场因素就会起作用，堆积起来的泡沫就会被驱散。如果此时游资迅速外撤和干预失当，两大市场泡沫就会迅速破灭；尤其是当多个政府监管部门共同采取同一方向的举措，从而形成巨大合力时，会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打击。我们认为，当前的状况虽然远未到有巨大泡沫乃至于要破灭的时候，但随着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问题正在积累，应当加以高度重视。

　　(二)隐忧之二：通货膨胀的较快发展将威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过剩的流动性在影响资产价格的同时必然对通货膨胀的发展形成推动力。西方占主流地位的通货膨胀的定义是指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西方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据这一理论，目前我国国内过剩的流动性就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从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