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高度重视支付清算与经济金融运行的关联

基金经理老鼠仓，说好保本变巨亏，买基金被坑请到【基金曝光台】！信用卡无故遭盗刷，银行存款变保险，理财被骗请猛戳【金融曝光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7）》发布研讨会上的讲话

　　支付清算系统是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在现代经济中，大部分货币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支付过程也越来越趋于在电子支付平台上进行，这使得支付清算系统的数据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尽管目前可得的支付清算数据仍然不够全面，但是基于有限的数据，我们仍然可以获得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稳定方面的大量信息，从而便于我们更为清晰、准确地了解经济与金融运行状况，并为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从支付交易的总体特征来看，自2007年开始，我国支付清算系统的业务总量无论在笔数上还是在金额上都呈现迅猛增长的势头，其中非现金支付方式的笔数和金额从2007年的154.5亿笔和593万亿元上升至2016年的1251.11亿笔和3687.2万亿元，分别增加了7.1和5.21倍；支付系统业务的笔数和金额从2007年的53.9亿笔和889.2万亿元上升至2016年的3687.2亿笔和592.9万亿元，分别增加了70和4.8倍。

　　在支付清算系统的交易总量迅猛增长的同时，平均每笔支付交易的金额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在2007-2016年期间，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平均每笔交易金额从3.84万元下降为2.95万元，支付系统业务的平均每笔交易金额则从16.5万元下降为8.6万元。这种交易规模的下降反映了由于支付系统使用便利性的上升和使用成本的下降，越来越多的相对小金额的支付得以通过电子化平台进行，从而拉低了总体的平均交易规模。这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上述平均交易规模的变化并不是线性的，并且在不同的交易系统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例如在2015年，支付系统业务的平均每笔交易金额从去年的11.1万元下降为9.3万元，但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平均每笔交易金额反而从去年的2.9万元上升到了3.7万元。这一异常变化的原因在于，因为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5-10万元之间的“中等”规模的支付业务从传统的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转到更为灵活的第三方零售支付平台，使得后者的平均交易规模因此上升。这种支付业务在平台之间的转移也反映了我国支付清算系统的巨大发展。

　　由于支付清算系统是现代社会中货币流通的主要载体，根据支付清算数据能够更为准确地估算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从而为货币政策提供依据。基于支付系统业务规模，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从2007年的每年周转22次增至2016年的每年周转33次，显示货币在经济体系的交易媒介作用更趋活跃。上面的数据也说明，我国高居不下的M2/GDP水平背后的原因并非某些观点所认为的高储蓄或银行系统主导地位，而是我国经济的金融深化过程。不过2016年在货币流通速度上出现了新的情况。虽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规模与M2的比值仍保持着2009年以来的递增趋势，但非现金支付工具业务规模与M2的比值则出现了逆转，从2015年的24.77下降为23.78，这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货币流通速度放缓的迹象，需要加以进一步观察。

　　支付清算系统运行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我们能够基于其数据对重要宏观经济变量进行验证和预测。无论是非现金支付工具或支付系统业务中都有一些指标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统计关系。例如，银行卡跨行支付业务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可以用于预测下一季度的GDP增速。基于结合多个支付清算指标的模型，我们可以在85%的准确率上对下一季度的实际GDP增速进行预测。根据这一模型，我国在2017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为6.84%。

　　类似地，基于支付清算数据也可以对通货膨胀水平进行验证。我们发现，公司结算账户的增长率与CPI之间有着非常高的相关性，能够解释后者80%以上的波动。其他如银行卡支付业务规模和行内支付系统业务规模等指标的增速也与CPI有着较强的相关性。不过进入2015年之后，基于所有支付清算指标的预测都大大低估了CPI的实际值，这说明货币流通的增长被大量新增的交易活动所“吸收”，从而使得前者对于总体价格水平的影响受到了很强的抑制。以此相对应的是，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实际GDP增长率的滞后项后，CPI与实际GDP增速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似乎显示支付清算系统运行与实际经济的关系比宏观经济变量名义值更为紧密，因此它也可以作为观测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关联程度的一个窗口。

　　通过支付清算数据还可以观察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例如根据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数据，自2007年以来，我国资金流动总量最高的5个省市与最低的3个省市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前者始终为北京、上海、深圳，后者则是西藏、青海、宁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固化。而在资金流动活跃的金融枢纽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之中，北京则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在资金流入流出的绝对规模上，还是在与其他区域之间的资金往来密集程度上，北京都远远超过上海和深圳。

　　在区域资金流动上，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第一个是资金流动分散化趋势的逆转。从2007年开始，北京、上海和深圳作为一个整体，在资金流动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从而反映了金融活动的分散化趋势。但是从2014年开始，这一趋势被逆转，三地作为一个整体所占资金流动比重开始上升，尤其是北京的增长势头尤为迅猛，在区域资金流动中的比重由2013年的32%上升至2015年的39%。这一现象的原因和经济效应值得我们加以思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指标是上海在全国资金流动中的地位。上海被定位为我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这一目标被提出之后，上海在区域资金流动中的地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总体上显著下降。2007-2014年间，其资金总体流动规模比重从18%跌至13%，区域间资金流动比重则从15%跌至11%。在2015年，这两个比重分别回调至16%与13%，但是上升幅度不及北京。如果仅从资金流动的角度来看，北京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上海。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多种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金融体系的垂直管理体系，它导致资金流动的权限始终保留在金融机构总部的层级上，从而造成了北京的特殊地位。尽管这看起来属于管理与技术问题，但它折射出了我国金融体系目前的权限分布格局。如果这种格局没有明显改变，我国的金融市场化与区域金融发展可能会面临更曲折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