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一部经济学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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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一部经济学治天下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有谁能够既在象牙塔内做学问，又学而优则仕，在庙堂之上经世济民呢？斯蒂格利茨就是这个风云人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又一次来到了中国！他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老朋友！

　　在当今的经济学界，最兼具实力派和偶像派于一身的经济学家，非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莫属。有谁能够几乎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都作出贡献？翻看近二十年经济学的演进史，都会有斯蒂格利茨的身影。特别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为他赢得了经济学界最权威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谁能够既在象牙塔内做学问，又学而优则仕，在庙堂之上经世济民呢？斯蒂格利茨就是这个风云人物。他24岁即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26岁成为耶鲁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后来又转战芝加哥、哥伦比亚等顶尖名校。他50岁步入政界，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再到世界银行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他所著的《经济学》在199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认为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之一，成为继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之后西方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

　　得益于斯蒂格利茨的博士纪沫女士和中国人民大学太平洋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建教授的引荐，英大金融记者在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华章书院举办的《新时期中美关系讲座》上见到教授，并在讲座结束后对他进行了专访。专访斯蒂格利茨当然要从他的《经济学》说起，他用一部经济学来治天下。

　　创立信息经济学

　　2001年，斯蒂格利茨因为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的重大贡献，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强调假如不考虑信息的不对称性的话，那么经济学模型很可能是误导性的。他的这一警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而斯蒂格利茨却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经历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大部分学者与官员对市场的信心不足，久而久之流行起来一个名词“市场失灵”。斯蒂格利茨是在这种普遍地不信任市场的思想氛围中开始研究工作的。他的成就不止在于首次指责了市场有缺陷，而是明明白白指出市场的缺陷是什么。为此，他研究了四种类型的市场：保险市场、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并利用经济学界最为推崇的工具“模拟经济行为的数学和计算机模型”来修正传统的理论。

　　“我采用的逻辑和使人们相信市场有效的那种逻辑一样，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斯蒂格利茨说。

　　他的研究从保险市场开始，保险是70年代使斯蒂格利茨成名的课题。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例如那些房屋毁于火灾的可能性极大的和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户。对所有人索要同样高的保险费，只会吸引风险最大的顾客，而那些风险小的客户很可能就不买保险了。过多的高风险客户很快就使保险公司债台高筑。所以保险公司要“干预”。它们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此外，全额保险的保费非常高；低风险的客户通过提高可扣除费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费。

　　通过对四种市场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市场运转有时会失灵，因而绝对不是万能的。他一贯强烈地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干预是多余的，因而应该实施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斯蒂格利茨提倡突出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认为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当平衡，使得世界经济回到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增长进程中，使人人都受益。

　　如果追溯斯蒂格利茨这些思想的起源，就不得不提到美国印第安那州一个叫做加里的小城。此城以生产钢铁闻名，但除此之外，这个小城还诞生了两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萨缪尔森，另一位就是斯蒂格利茨。加里是一个蓝领工人聚集的重工业城市，充斥着贫困、失业和歧视，斯蒂格利茨亲身感受着“工业文明”的种种痼疾，试图从经济学中去寻找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并且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

　　斯蒂格利茨出身于一个勤奋的家庭，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与正义感的父亲，教育孩子“金钱不能使人幸福”的母亲，都对他日后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学的时候，他在华盛顿参加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大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就是马丁名垂青史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在薪火相传的意义上，不理解马丁·路德·金，就很难全部理解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这些社会活动对于塑造他为人和善、天性乐观的性格和他成名后的力倡公平、公正的市场思想，应该说都具有巨大影响。

　　1964年本科毕业后，斯蒂格利茨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以24岁的年龄，成为麻省理工最年轻的博士。以至于当他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前，老师萨缪尔森在一封推荐信中说，“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显然，伟大的萨缪尔森认为斯蒂格利茨比自己还要伟大。之后，斯蒂格利茨的天才再次得到认可，1970年，27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三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1979年，36岁的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88年他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斯蒂格利茨在信息经济学文献中堪称被人们引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家，在更广泛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领域内也是如此。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所著的《经济学》是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在书中，斯蒂格利茨充满睿智地指出：“以下两种主张都无法正确估计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一种是凯恩斯式的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没落的悲观思想；另一种则是里根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该主义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应该选择的是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全球化时代的可持续增长指引方向。”

　　这部教科书同时充分反映了斯蒂格利茨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特别是其几乎每章都有的“政策透视”专题，涉及大量政策问题实例。比如“再造政府”、微软反托拉斯案、和平红利、空中交通控制系统的公司化等。另外，几乎每章都有的“经济学应用”专题则用一些实例来说明基本的经济学思想。

　　斯蒂格利茨的其他两本畅销书《全球化及其不满》和《喧嚣的九十年代》则是他步入政界、经世济民的思想反映。

　　说“不”的经济顾问

　　学而优则仕，1993年，年近51岁的斯蒂格利茨抱着一腔“治病救人”的理想进入政治圈。1993年至1995年期间，斯蒂格利茨就职于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斯蒂格利茨已经清楚地看到美国经济存在的弊端，并毫无保留地向政府提出，而他也在1995年到1997年，从顾问被提升为该委员会的主席。

　　《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记录了斯蒂格利茨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工作经验，和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和衰落的反思。他通过一种强有力的分析方式，展示所谓的繁荣在美国国内是如何产生的？源自过度的放松管制、对于CEO的不正当“激励”以及失控的利益冲突。他揭示了那些通过玩弄手腕，从公司成功盗窃财富的经理人给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害。

　　斯蒂格利茨深入参与了克林顿政府十年中政策的制定过程：赞扬了克林顿政府的目标和激情，但同时也批评了他们经常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特别是经常屈从于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压力；他揭示了在制定政策之前所发生的那些激烈讨论和意见分歧的本质。

　　他主张不受约束的市场远非经济繁荣的引擎，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恰当平衡，公司和经济都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这不仅仅是好的道德教化，还是好的经济学。唯有这样，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才能回到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加稳定的增长进程中来。

　　虽然斯蒂格利茨看对了，但是他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不甘心的他没有在卸任后选择回斯坦福大学去教书，而是接受了一个更引人瞩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年薪远高于克林顿经济顾问团的13万美元，但高薪未能改变斯蒂格利茨的立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相继爆发。IMF和世界银行开出四剂“药方”，希望斯蒂格利茨去推销“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以及自由贸易”，以求用市场化解决问题。对此，斯蒂格利茨断然拒绝，因为此方与其多年研究成果恰恰相反。

　　在他看来，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市场运转有时会失灵，所以市场不可能是万能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也成为最具争议性的畅销书。一经出版，就被翻译成25种文字，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议。

　　斯蒂格利茨在书中列举了IMF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相关步骤：首先是鼓吹进行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腐败化，动辄数亿美元的项目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回扣，诱惑官僚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在私有化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本市场自由化，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自由进出；一旦外资流出造成经济危机压力，IMF就会要求这些国家大幅度提高利率，结果打击了民族工业并耗光了国家财富；最后就是发展中国家丧失了一切自我保护的手段，对IMF的要求百依百顺。

　　他还指责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有关国际机构漠视贫困人群的利益，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无所作为。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消灭贫穷计划”——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是，“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由于斯蒂格利茨的这些尖锐批评得罪了IMF和世界银行，2000年被要求辞职。

　　随后，斯蒂格利茨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当教授，对他而言，重返校园是其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继续。自2002年以来，他撰写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自由落体》《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不公平的代价》《创建知识性社会》《大分裂》《自由市场的坠落》《重构美国经济规则》等十多部著作，在全世界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现今，针对美国及全球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他又把目光放在了重构世界经济规则上。

　　问寻重构世界规则

　　全球处于特朗普新政、英国脱欧等大变局的十字路口，全球化会何去何从？中国如何应对内外挑战？参与全球治理打出好牌？英大金融记者向斯蒂格利茨问寻答案。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政策正是利用了全球化的不利之处推出了新保护主义。“新保护主义并不是最终答案的解决方案，它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失业。因为全球的供应链已经建立了，非常的高效，如果你打破这种全球的供应链，那肯定会产生极大的代价。”他对特朗普打破规则的做法表示担忧，担心其做法将在全球层面引起新的不确定性。

　　这如同斯蒂格利茨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反思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出了问题，错在经济体系，经济体系出了问题，症结在美国社会。在过去20多年，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尽管在新经济耀眼的光芒下，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工资水平始终没有提高。美国的政客没有真正解决贫富不公的问题，反而避重就轻，通过刺激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来掩饰问题。但当整个国家高筑的债台轰然倒塌之后，到头来还得是纳税人承担最终的成本。

　　斯蒂格利茨还激烈地抨击主流经济学界。他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拉拉队。雷曼兄弟的倒闭，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巨变。

　　他主张必须重新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教条，不能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会优于政府监管。他谈到如今的危机，几乎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当年，美国正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大萧条之前，农产品价格一直狂跌。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萧条旷日持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帮助解决了美国严重的失业问题。

　　在《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一书中，斯蒂格利茨直言不讳：美国的经济已经不再服务于大多数美国人。过去35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让美国不能不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发展轨迹进行重新思量，因为在运转失灵的经济体中，仅仅将目光投向那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是无法改变经济的运行模式，或者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比其他发达国家更易滋生不平等的问题。

　　直面美国经济面临的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提出了诸如抑制上层、拉动中层，恢复市场竞争、以充分就业为目标，重新平衡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增加经济安全和机会等一系列变革和重构的政策主张，有理有据、有解决路径，非常富有建设性。

　　针对欧洲，斯蒂格利茨认为，欧元是作为一个政治项目在推动，本来应该带来更多政治上的团结、带来更多的繁荣，可是政治性不够强使这个体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以至于目前来说，欧洲区成员国的GDP都低于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欧元区的体制设置上存在失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没有银行联盟，没有储蓄保险、存款保险体制。银行联盟的缺失造成了资本外逃，并且呈现螺旋式的恶性下降，最终导致欧洲一直出现所谓的边缘政策主义。虽然欧洲成员国都知道怎么纠正，但是政治支持的力度不够，所以分化越来越严重。他还认为，下一个可能出现黑天鹅事件的是意大利。

　　斯蒂格利茨曾在《名利场》杂志上撰文看好中国：2014年是美国能够号称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他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当一个国家的储蓄比另外一个国家大一半的时候，很自然这个国家所在的金融市场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考虑到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我觉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不足为奇。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平均都有7％的增长速度，这一增长速度比美国要高。”斯蒂格利茨进一步分析道。

　　对于中国面临的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财富也会增长，但是土地数量是有限的，只是价值在上升。所以这样的财富本来可以用来创造更多的就业，结果却变成了房地产的投机。如果资本利得税关注于房地产，那么它可能会降低泡沫。而中国如何才能够打造更有竞争力的经济是关键。”

　　在他看来，“中国供给侧的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需求来推动，当前需要考虑如何产生需求，而不要通过大量的信贷来作为经济的支撑，这就是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与某些玩世不恭、一心只想从中国赚钱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同，当中国的经济政策受到西方政府和经济学家不公正批评时，斯蒂格利茨总会站出来仗义执言；他也并不回避对中国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总之，斯蒂格利茨不但是一位杰出的世界经济学家，更是一位中国的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