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京钞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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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京钞风潮

　　文 | 徐瑾

　　在张公权看来，北洋政府的京钞停兑令一旦执行，无异于陪葬中国银行信用，从此永无恢复之望，再也难以摆脱外资银行“桎梏”。

　　钞是中国迈向现代货币体系脱不开的一步，不过这一步却迈得十分艰难，“京钞风潮”是其中的第一个考验。

　　北洋政府危机爆发于袁世凯称帝之前，而作为此后一直无法集中权力的弱势政府，军阀割据导致“各省每以自顾不暇，将向归中央收入之款项，任意截留，自为风气”，对内对外都力不从心。而财政匮乏导致中央权威继续弱化，进而财政更加式微，可谓恶性循环。至1925年预算仅为3.1亿元，次年担任财政总长的顾维钧每月收入只有100万。

　　如此态势之下，身为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也因此被政客盘算，陷入滥发纸币深渊，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信用面临考验。袁世凯的谋士梁士诒长期控制交通银行，面对无计可施的财政漏洞，他和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走漏反而导致市场挤兑爆发，从京津开始蔓延，一切愈演愈烈。

　　北洋政府未等新财政总长孙宝琦上任，就在1916年5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停止钞票兑现和存款付现。“停兑令”一出，其实就是摆明了政府要赖账，银行已经无计可施，市场因此一片混乱，纸币的价格越发走低。

　　这一事件显然严重影响了刚刚树立的中国银行业的银行信用， 1916年5月，就在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也毫不例外地接到了“停兑令”。

　　然而，上海当时有一个日后即将崛起的银行巨星：张公权。他曾经留学东京，从25岁开始加入中国银行，其人生与中国金融史乃至大历史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张公权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接到命令之后，看到流言变为现实，第一反应是“惊恐万分”，深感这无异于陪葬中国银行信用。对于整个金融业而言，如果执行此令，中国的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再也难以摆脱外资银行“桎梏”。两人合计之下，决定维护银行独立，核算现金与资产的情况，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拒不执行，期待借此获得民众谅解与支持，“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足以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两人复电北洋政府“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

　　拒不执行，并非代表没有成本与一味顽抗。张公权与宋汉章的担忧在于，因为抗命他们会被北京政府解除职务，而一旦被解除职务可能就会面临无人顶上的困境，于是他们借助了租界法律，让商股股东起诉张宋二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在起诉期间无法擅离职守，也无法被解职。

　　保住管理架构之后，上海分行还必须证明经济实力可以应对挤兑浪潮。挤兑是所有银行家的噩梦，更可怕的是这噩梦常常变为现实。多年后，张公权回忆起挤兑狂潮仍旧心有余悸。

　　5月12日早晨8点，张公权从家里去银行，在离银行还有三条马路时，即见人已挤满；他勉强挤到行门口，发现挤兑的人数不止2000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这些升斗小民人数虽然多，但是索取数目并不大，张公权注意到他们手中所持的不过1元或5元的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的存单一张。

　　5月13日继续挤兑，人数与12日差不多。为了安定人心，本来星期六半天办公，上海分行特意延长办公时间，结果挤兑人数一下子减少了400人；此后周日本来休息，也照常营业半日，结果挤兑人数不到百人。张公权此刻才算舒了一口气，记下“风潮似已平息”，但是他也没有十足把握，在目睹13日挤兑情况之下，上海分行行现金也开始减少，究竟能否支撑下去其实未必完全有把握，需联系外资银行给予帮助。

　　当时外资银行信用良好，所以钞票得到更多认可，库存现洋颇多，所以上海分行不得不借助其帮助，而外资银行也需要市场稳定。当时势力最大的汇丰银行隐性承担了维护市场稳定的责任，汇丰银行贷款额度占据1/5，为40万元。此外，当天还决定由华俄道胜银行“出早仓”（资金一般是下午出库，早仓表示提前提出）以帮助上海分行。其实上海分行并没有动用这笔钱，但是市面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挤兑风潮旋即散去。

　　到了5月19日，风潮总算彻底平息，张公权如此记录战果，“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南京、汉口两分行鉴于上海分行措施之适当，并获当地官厅之合作，对于发行之钞票，及所收存款，照常兑付现金。影响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对于中国银行在当地发行之钞票，十足使用”。

　　从经济上来看，上海分行已经胜利，此刻可谓“家有千金，行止不惊”，在银行加班加员应对挤兑的努力之下，挤兑风潮散去。此刻又传来各方面的声援。5月16日各国驻京公使团向领事馆复电，赞同协助上海分行，但张公权当时表示挤兑风波已经平息，上海分行无须外援。

　　尽管此刻经济上已经不需要外援，外援的政治含义却十分清晰，并为将来的事后追责赢得了空间。袁世凯在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后，执政的段祺瑞对于上海分行停兑的态度改变为“非常和缓”，承认停兑是勉强应急策略，而上海分行在租界之内，“与外国商人关系较深，停兑不易办到”。至此，大局已定，也意味着上海分行取得完全胜利。

　　（作者系经济学者，著有《白银帝国》《印钞者》，公号“徐瑾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