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企关系的博弈困局
本刊记者张艳花
主持人的话：当前经济处于下行期，加上我国企业杠杆率高企，企业信贷风险显著上升。面对债务困境，一些企业采用抽逃资金、非法处置资产和抵押品等手段逃废债务，银行也更加倾向于停止对高风险企业的信贷支持，银企关系再度紧张。当区域经济风险逐步积累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银企关系，使银企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银企关系是金融生态的重要内容，事关经济发展效率，也事关金融安全，本期一线话题聚焦银企关系，围绕银企关系为何在经济下行期如此敏感而脆弱，如何审慎平衡政银企关系，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和上海银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张吉光进行讨论。同时，邀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日旭，就近代我国的政银企关系进行回顾，以资借鉴。
记者：事实上，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深入，我国企业和银行的治理机制和经营机制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银企关系也在不断发展中。您如何评价目前我国的银企关系？
曾刚：总体上讲，随着企业和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尤其是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从计划经济体系下的非市场化关系，逐步过渡到以市场原则为主导的银企关系，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银企关系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在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偿债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这些问题被迅速暴露出来。
一方面，企业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普遍降低，企业恶意拖欠、逃废债问题日益突出。供应链金融核心客户和上下游合作伙伴出现整体兑付危机，甚至有计划地串谋套取银行信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普遍“惜贷”“慎贷”甚至“惧贷”情绪严重，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虽然贷款基准利率不断下降、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足，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并未得到改观；反而是大中小型企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境持续加剧。而各级政府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化解企业融资难的各种政策也难以落地。银企关系的恶化，导致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恶性循环，金融脱实向虚的趋势日益明显，亟须加以解决。
记者：事实上，在基层采访中，我们感觉银企关系非常敏感甚至脆弱。很多企业形容银行是“天晴送伞”“下雨收伞”。如何看待这种银企关系的困境？
张吉光：对于商业银行的这一逆周期特点，可以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来解释。
从宏观视角来看，当经济处于繁荣阶段时，银行倾向于扩张业务，经济会更加繁荣；当经济进入萧条阶段时，银行倾向于收紧业务，经济可能进一步紧缩。从微观视角来看，当企业发展良好时，银行乐意发放贷款，企业进一步扩张；当企业生产陷入困境时，银行倾向于收回贷款，企业的困境因此加剧，甚至破产倒闭。这一特点在当前我国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企业信用风险不断暴露的大环境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于很多人认为银企关系陷入了困境。我觉得，从银行角度来看，与其说这是银企关系的困境，还不如说是经营环境恶化与金融体系不完善双重约束下银行的主动行为与被动选择叠加的无奈结果。
一方面，这种银企关系反映的是当前银行经营环境持续恶化背景下银行的主动行为。随着经济的持续下行，银行的增长逐步放缓，而在利率市场化带来息差不断收窄、信用风险暴露带来不良贷款持续反弹两大因素的作用下，银行的利润增速大幅下滑，且与资产增速呈现出不同步。在此情况下，银行财务资源对不良贷款的边际承担能力逐步下降，利润对不良贷款变动的敏感性增强，银行需要通过更加严格、主动的风险控制来维持利润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晴天送伞”与“落雨收伞”反映的是当前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背景下银行的被动选择。首先是征信体系不完善下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用风险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银行受制于各方面原因无法准确获取相关信息来判断企业的未来前景。从防范风险角度考虑，“落雨收伞”和“晴天送伞”对银行更加有利。其次是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下银行的债权保护问题。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使得银行债权的保护远未达到理想状态。此时，银行贷款一旦出险，其处置成本与风险暴露时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使得银行不得不尽早采取措施进行处置。最后是社会融资体系不完善下银行的过度资金提供问题。“晴天送伞”与“落雨收伞”的另一个视角的解释是，我国社会融资体系不完善，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因而更多受到社会的关注，并被赋予更多社会责任。在一个相对完善的融资体系中，银行更多的是在企业平稳发展阶段提供融资支持，其他阶段则通过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基金、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等渠道解决。这些渠道的相互配合使得各类企业有效运转，而不是仅寄望于银行一家。
记者：企业对银行的批评似乎在于，银行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过程中，对于风险的容忍度过低，在对待银企关系上过于“短视”。如何看这种批评？
张吉光：市场经济中商业银行的逆周期行为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虽然对单个企业来说，银行的断贷、抽贷可能影响企业的未来发展，甚至令企业陷入破产境地，但整个经济将由此完成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汰劣留优。不过，达致这一境地的关键在于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在此前提下，如果某家银行的风险容忍度过低，“错杀”某些具有发展前景的好企业，必将丧失业务机会，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竞争对手会乘机实现市场扩张。因此，单个银行必然会根据市场状况，在实现风险收益平衡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最终的结果是不同的银行选择不同的风险偏好，形成不同的市场定位，对应服务于市场上不同类型的企业。
按照这一思路，这种情况的发生至少表明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功。其一，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市场机制开始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商业银行日益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化参与主体。其二，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的财务硬约束初步建立，风险意识逐步强化，这是商业银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升，主动退出本身就是银行有效防范风险的手段，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周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银行风险管理的前瞻性、敏感性大大提升。
曾刚：银行本身的特性，决定其信贷资金的期限相对较短，尤其造成了其决策期限不可能太长。所以，“短视”是银行信贷风险控制的一个特点，面对企业信用状况恶化的客观环境，商业银行提高授信条件、抬高授信门槛，自然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也正因为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才需要建立更为合理的金融结构，需要期限更长的资金作为银行信贷的补充。当然，我们不否认监管方面的一些改进，如通过提高风险容忍度、拓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渠道以及推动建立债权人委员会来提高债务重组的效率等，来缓解银行风险控制的“短视”问题，以避免银企博弈的“纳什均衡”，但根本上讲，这些措施的推行，不能违背银行业的本质，否则会加大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加快体制改革，优化金融结构，才是治本之道。
记者：实践中的问题是，银行个体的理性行为最终导致集体非理性，加剧区域经济风险，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张吉光：之所以出现银行个体理性演变为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原因在于市场还不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未有效发挥，市场主体尚不成熟。尤其是市场主体的不成熟，需要相关各方高度重视。
第一，银行作为市场主体不成熟，同质化经营现象严重，从市场定位到业务策略，再到产品服务高度雷同，经营上追求大而全，市场上争抢大客户，从而出现大企业门庭若市、小企业门可罗雀现象；造成的结果是大企业过度负债，银行与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究其根源，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经营管理仍受到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市场经济中的自我约束和调整机制还未建立。
第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不理性，不能坚守定位，面对市场诱惑，存在做大冲动，因而大多存在过度负债、高杠杆经营的特征。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企业的负债率高达160%。这些企业的资金链高度紧张，一旦断裂，就会出现连锁反应，令企业陷入死地。这些企业正是银行出现非理性行为的对象。
第三，有的地方政府尚未找准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仍然沿用原有思路参与经济活动，从而加剧银行和企业的非理性行为。比如通过下计划的方式发展某一产业、扶持某些企业，造成资源短时期内的过度集中，引发产能过剩；再如通过行政方式指导银行处置不良资产，诱发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并最终扭曲银行的风险偏好。
记者：最近银监会出台《关于做好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银行成立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有序进行债权管理，目的就是防止单个银行无序的债权管理带来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对于银行进行这种合作博弈，是否有建议？
曾刚：要确保该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实践中还需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债委会的工作开展应把握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就目前的情况看，债委会的目标不能仅仅着眼于债权人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应将重点放到中长期。将债务重组作为推动供给侧改革的一种手段，在目标企业选择以及相关方案设计上，充分结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重点任务，并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相适应，在化解中长期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企业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的完善。
二是需要坚持市场化原则，提高债委会的决策效率。债委会在对不同企业进行区别对待时，对企业的分类应该基于市场化原则，避免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当然，由于不同银行的信贷准入政策、风险偏好存在差异，在债委会制度实施过程中，对客户管理意见以及对授信总额管理的态度会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可能影响债委会的工作效率，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是债委会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协调。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尽快摆脱企业债务危机对本地的影响，从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出发，甚至还动用包括经济、行政、法律手段来帮助企业逃废债，这不仅伤害银行等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为实现多方的共赢，债委会有必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与协调，以确保债权人利益保护和地方经济稳定发展的平衡。
张吉光：银监会上述通知中提到的“债权人委员会”，有点类似于2006年我国《破产法》中规定的“债权人委员会”，很重要的目的都是要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秩序。当然，前者还有指导企业开展金融债务重组、帮扶困难企业走出困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考虑，后者主要是规范企业做好破产工作。就个人了解，在过去的实践中也有类似的做法，或组建债权人小组，或成立债权委员会，或组成债务处理委员会，虽名称各异，但实质相同。这一组织的成立大多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涉及银行众多，为维护自身利益，由商业银行自发组成；二是因企业规模较大，为维护地方经济金融稳定，由地方政府或监管机构牵头组织。总体来看，这一组织的成立实现了各债权银行的统一行动，同时通过这一平台更深入地了解了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和未来前景，有效避免了因单个银行抽贷，引发多个银行集体抽贷，从而错杀具有良好前景、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的情况。
总结过往实践，债委会要达到预期目的，很关键的在于解决以下问题：其一，行动一致，即各债权银行要统一行动，同进同退；其二，信息充分，即企业要积极配合提供相关信息，委员会在充分了解企业发展状况和未来前景的基础上，对企业形成科学、一致的判断；其三，市场运作，即债委会的成立以及运作要充分市场化，避免行政干预。上述三点也是现实操作中的难点所在。
记者：今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探索用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率。对于酝酿中的债转股方案，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张吉光：我个人非常关心债转股推进中的五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决定债转股成功与否的关键。
第一，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债转股？鉴于债转股的特殊性以及对金融资源的消耗，必须要对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设定门槛。但出发点不同，设定门槛的思路就不同，最终的结果会有很大差异。比如是否需要区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如果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似乎不应作区分；但是如果债转股的成本最终由国家承担，似乎选择民营企业不符合逻辑。显然，这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关键、最难回答的问题。
第二，谁来决定债转股？个人认为，本轮债转股不同于前一轮，很大的区别在于市场化原则。换言之，债转股要按市场原则行事，而不是政府指令。进一步来说，债转股的决定权在于债权人，目前来看主要是商业银行。现实中，让银行债权人按市场原则达成一致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对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
第三，按什么价格进行债转股？债转股的价格是影响债权人决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涉及“现金+股权置换”原有债权的情况。通常情况下，债权债务人会选择第三方机构进行资产价值评估。一方是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另一方是众多的债权人，评估价值形成共识的操作成本显然不会太低。
第四，股权由谁持有？上一轮债转股中，国家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债转股企业的股权。这一模式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法律问题，即银行不能持有实体企业的股权，二是资金来源和日常管理问题。本轮债转股，由于涉及面广，牵涉到的金融机构种类多，似乎难以复制过去的模式。但如果银行直接持股，就算法律问题能够解决，对企业的日常管理也是一大难题。
第五，配套监管如何调整？债转股后，银行的原有债权变为对企业的股权，首先影响到的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如果现有资本充足率计算规则不调整，银行资本充足率将因风险权重的大幅上升而下降。此外，并表管理成为另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无论是实体企业的财务报表合并，还是并表风险管理，在操作上都会碰到标准不一、规则不同的问题。
记者：当区域经济风险逐步积累的时候，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银企关系，如有些地方政府正在试图将“盲目”抽贷、断贷的银行纳入“黑名单”，有的要求确保区域内全年新增贷款超过一定数量等。政府的介入，使得银企关系复杂化。一方面，如果没有政府介入，依靠市场自动出清，似乎很容易导致顺周期性，加大市场波动和风险积累；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不恰当地介入，则有可能扰乱市场秩序。在银企关系中，政府应如何恰当地定位自己的角色？
曾刚：银企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意味着仅靠银行和企业，或仅靠市场化机制，很多相关的风险是很难化解的，而且容易出现“囚徒困境”似的恶性循环。这意味着，需要第三方的介入来协助银企双方进入到更为合意的“双赢”模式。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的确需要恰当定位自身角色，应以健全本地金融生态环境为己任。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应加大对恶意逃废债的打击力度；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加强与银行的沟通协作，明确有保有压的产业方向和企业名单；建立健全信用风险分担机制；等等。
张吉光：由于政府具有公权力和资源支配力，与其他市场主体处于严重不对等地位，如果政府不能找准定位，并加强约束，一旦介入微观市场活动，很容易出现越位，改变或扭曲其他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正常情况下，银行会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以及风险收益平衡的总原则，确定信贷投放量，此时银行的风险是可控的，一旦信贷投放演变为政府下达的计划任务，将导致银行的风险约束失效，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影响到金融安全。再如，主动退出是银行基于内部风险预警有效防范化解潜在风险的重要措施，银行退出的通常是风险较大的企业，此时，如果政府限制银行停贷、抽贷，虽然暂时保住了企业，但却仍然耗费金融资源，进一步降低资源配置和产出效率，对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个人认为，由于银行处于经济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相关各方联系紧密，银行一旦出现风险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因而银行的安全远比一般企业的安全重要，政府要在更大程度上维护银行的安全。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要尽可能减少对银行经营行为的直接干预或指导，更多做好市场培育、配套设施建设，以充分发挥银行作为市场主体的自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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