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经济变化主要有两大因素 防范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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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

　　新浪财经讯 “2016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于7月7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未来银行之路·转型与突围。商业银行的创新成为论坛一大主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做了“商业银行创新与风控”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黄益平提到，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推动我们不良的上升或者风险的上升，这里面有两大因素：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个就是政策与经济的关系。

　　以下为发言实录：

　　黄益平：感谢论坛主办方的邀请，今天很高兴再次来参加这个论坛，尤其是跟刘行长和其他几位专家一起探讨中国银行业金融改革和风险的问题。我想跟大家简单的探讨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风险上升这样一个现象，可能需要做一些改革来处置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第一点，我们确实可能进入了一个金融风险高发期，也可能是银行风险的高发期。我们现在可能关注金融问题或者关注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经常会听到一些关于中国金融风险问题的担忧。

　　第一个，大概最明显的或者我们最容易关注到的就是银行的不良率在上升。大家都知道，我们官方的不良率现在平均来说还只有2%左右，但是这个数字在过去两年是在很快的上升，而且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投资者包括分析师，对我们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有一定的疑虑，所以总而言之，似乎银行的不良确实在上升，到底是多少，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数据。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没有特别严重，但是它本身还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同时又一定的低估，这可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债券市场上开始出现违约。个数可能也并不那么多，但是出现违约，有的认为这是一个风险爆发的预兆，但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在改革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出现的一个问题，违约也好、破产也好，应该说是金融市场进步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对于我们分析师来说，违约的出现，尤其是这个数量的上升，毕竟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因素。

　　第三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杠杆率的上升。中国的高杠杆率似乎在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人人担心的问题。大家可能已经关注到，在不久以前两个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债务评级的展望做了调整，它主要的担心就是我们的杠杆率太高。我们也听到最近国际组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中国的高杠杆率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当然还有一些更加悲观的投资者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的阶段。高杠杆率的问题核心问题大概就是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企业债比较高。企业债比较高主要体现在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已经高达160%，现在可能还要更高一些，这个数字按国际比较是相当高的。我们都知道，企业债多了最后会有现金流的问题，会有违约的问题，甚至引发破产，在几年以前美国有两位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和卡门·莱·因哈特，写了一本书叫《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不一样”的核心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金融危机，看过去800年最后机制都是一样的，钱借多了总有还不上的一天，还不上的一天开始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起点，这个使得很多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高杠杆率引发了很大的担忧。同时我们很多人也担心中国的高杠杆率更多的是流量因素来看，就是我们过去的信贷增长速度太快了，这是肯尼思·罗格夫有一次我跟他交流，说中国的经济风险主要在什么地方，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信贷持续高速的增长，看世界各国信贷持续高速增长很容易出问题，最后可能出现比较大的调整。

　　所以无论从杠杆率来看，看我们的不良率，还是出现一些违约，甚至现在有一些分析认为，我们现在看到了企业应收账款的规模不断的上升，总体看来似乎风险在上升，这是我的第一个观察。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金融风险上升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但也可能是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在起作用。总体上来看，我觉得可能是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的：

　　第一个方面，可能是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推动我们不良的上升或者风险的上升，经济的变化主要是两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一般而言的叫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过去的低成本优势丧失，低成本优势丧失导致我们过去很多有竞争力的企业今天不再有竞争力，这样的话下一步能不能从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核心的挑战就是产业能不能升级，能不能通过创新、创业在高成本水平的基础上发展出仍然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简单的来说就是需要产业更新换代、需要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本身就意味着会出现一些问题，旧的产业要淘汰，过去的很多借贷可能会出现问题，同时我们也意味着需要做很多新的金融创新来支持创新、创业，所以我觉得在中等收入这样一个往上走的阶段当中，产业更替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矛盾，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就必然会意味着看到有一些企业要关门、有一些工人要失去工作、有一些负债可能要变成不良，这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发展阶段导致我们的金融风险上升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第二个因素，跟我们的经济变化有关系。就是我们过去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采取4万亿的刺激政策，现在增长速度迅速的下降，可能也带来一系列的调整，我们官方的语言叫前期刺激政策的后续调整还没有完成，这个调整今天可能体现在我们很多重工业的过剩产能，包括一些僵尸企业，这些企业最终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金融风险。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方面，从经济方面来看。

　　第二个方面，可能下一步需要考虑的是一些政策性的变化。这个政策性的变化跟我前面说的前一段时间4万亿的刺激政策，现在导致了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其中包括一些金融风险的积累，可能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今天碰到的可能更大的问题，就是金融的改革，过去我们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更多的重点放在机构的设立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但没有把很多精力放在市场的开放、市场机制的运用，尤其是利率、汇率的决定，资本流动和资金配置的决定，这些如果未来要放开来，有可能意味着我们的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会提高，但是金融不确定性也会增加，这个在金融抑制导致金融效率下降和金融体系保持相对稳定，这正好是两个对立面，反过来说，我们今天要不要金融改革，我们需要改革是因为我们需要产业升级，因为我们的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需要提高，但同时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就是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会提高、不稳定性会提高，同时包括一些风险会增加，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必须要应对。

　　换句话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改革改到今天，过去很多的信贷都是由政府担保，刚性对付，刚性对付其实是有风险的，但是从市场来看似乎没有出现问题。利率市场化必然意味着要打破刚性对付，打破刚性对付意味着我们的不良资产、我们的金融风险可能会有上升。

　　第三个方面，可能也很重要的就是技术因素可能导致一些激励的变化。在我们金融体系当中其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金融，今天时间关系不展开。互联网金融其实就是用数字技术来帮助我们解决金融的一个本质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应用和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好的结果，同时也会带来很多风险，有一些是因为对技术不熟悉，有一些是因为应用不当，有一些就是因为就是单纯的庞氏骗局，各种形式都有，但是我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发展的阶段。这个发展的阶段会带来很多好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喜欢互联网金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同时也有很多风险，我们最近已经看到了，P2P平台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所以第二点，我想看我们最近金融风险可能主要是跟经济的发展、跟政策的开放和技术的应用是紧密相关的。

　　第三点，看我们怎么来应对现在这样一个风险。核心问题恐怕还是监管的问题，金融市场开放必然会带来很多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会提高，但是同时带来的后果就是我刚才说的，金融的不确定性、金融的不稳定性会提高，其实就是金融风险会提高，所以所有的金融改革都必须跟金融监管相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的时候现在是有一些疑虑的，尤其是我们现在改革很多人觉得所谓改革就应该是往减少政府管制或者监管的方向走，这使得有一些专家可能在考虑对一些金融活动开放的时候，不太愿意设置比如说设立一个进入的门槛、发一个牌照，感觉总体上是反市场的，我个人觉得，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应该市场化，都应该放开来，但是金融部门必须受到严厉的监管，金融部门是在全部经济当中应该受到最严厉监管的部门，他的核心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很容易导致系统性的风险。所以不管是银行还是资本市场、还是互联网金融，都必须加强监管，当然我们有一些部门也存在过去监管过度的问题。

　　但是监管当中我们现在碰到一个监管体系改革，这个问题确实有很多不同的讨论，似乎我们现在很多对监管的讨论更多的把重点放在什么机构和什么机构放在一起，什么机构和什么机构分开来处置。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金融监管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监管部门能不能做它监管的工作，这个能不能做背后其实三个很重要的特点要求：第一个，专业性的要求。第二个，独立性的要求；第三个，权威性的要求。如果做不到这三点，不管是谁跟谁合在一起、谁跟谁分开来，最后我们监管的效果可能都会打折扣。必然我们看到的现在的监管的职能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把监管的职能和发展的职能给区分开来，如果一个监管部门同时肩负着行业发展的责任，他必定在监管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权衡。

　　最后，我觉得我们加强监管有很多具体的做法，我们过去对金融风险控制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风险都给兜起来，刚性对付，今天可能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强化市场纪律，强化市场纪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僵尸企业出清，僵尸企业出清有助于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对金融机构来说、对企业来说都是极大的推动，所以我感觉我们今天金融风险确实有上升，但其实金融行业也是面对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刚才主持人说我们现在似乎感觉银行业大发展的阶段过去了，现在进入这个行业是不是最佳的行业，我想起来斯坦福大学过去有两个教授曾经做过研究，专门分析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学生毕业以后每年去投行的人数都不太一样，最后发现市场好的时候进入投行的人很多，市场不好的时候进入投行的人比较少，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最终留下来的每年大概长期在投行工作的人差不太多。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好的时候合适的、不合适的人都想进入投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其实不适合我的工作，过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市场不好的时候，进入投行的人相对来说比较适应，所以在市场低潮的时候进入市场的是真爱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