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文字实录
新浪财经讯 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4月7日至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会议主题是：“中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挑战与机会”。
以下为对话文字实录：
许善达：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全体大会现在开始，下面首先请樊纲就大会致辞！
樊纲：各位50人论坛的同仁，各位新闻媒体朋友，我们今天召开一个公开论坛，这是第四届中美颐和园经济学家对话。我先简单把这个对话的情况跟大家再介绍一 下，然后会分头介绍一下昨天闭门会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共同来讨论中美经济关系、贸易、投资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
中美经济学家对话是2009年开始，今年是第四次。最初发起这个活动的是坐在我边上的欧文斯先生，欧文斯先生原来是美国的海军上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副 主席，在若干年前，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他首先发起了中美将军的对话，作为军人组织了三亚论坛。因为他退休以后涉足投资和经济方面，他就跟我们经济学 家提出来为什么不搞一个经济学家的对话，于是就发起了颐和园论坛。为什么叫颐和园对话呢？是因为第一次我们讨论的时候，那一个下午是在颐和园的一个船上进 行了对话，以此得名。
这个对话的特点是这样，这边是50人论坛的一些经济学者，那边也是美国的一些经济学者。现在在中美之间有若干个这样所谓的民间对话或者是二轨对话等等。我 们想想我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一是我们规模比较小，每次大概一边坐7、8个人，非正式，没有很多繁文缛节和外交辞令；二是我们参加的人是一个混合体，既有 学者，有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又有现在的政策制定者。有些人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包括中美经贸关系，但是其中一部分人主要研究国内的经济政策和经济问题。研究 国外是为了研究其他国家对我们的影响，研究世界经济对我们的影响，通过研究这些来更好的制定国内的经济政策；三是在我们这些人当中，确实大家在这个论坛上 都是研究经济政策，有很多学术研究，但是方向都是研究经济政策。因此，讨论的都是当前的经济问题。经济这几次，我们也深感这种对话有很多好处，使我们更加 了解对方，了解对方政策的制定，了解各种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我相信待会儿有些经济学者和媒体也会讨论，比如美国的QE退出对我们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 影响，昨天这些也是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中国经济的增长情况，未来的经济增长对世界产生的各种影响，大家加深相互的了解，总之这是一个双方了解的渠道。
这次我们有幸请到了几位美国重量级的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包括现任联储的一些官员，包括学术机构智库的一些经济学者，非常感谢 他们的到来。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我们50人论坛的成员，也参加我们这个公开论坛的讨论，我们待会儿把昨天讨论的议题跟大家再做进一步的汇报，使大家进一步 了解我们昨天都讨论了哪些话题，也希望今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把大家关于中美经济，关于世界经济，关于中国经济的各种问题的想法也都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我就开场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William A·Owens：我非常高兴能够出席我们的颐和园对话，跟我们的中方朋友一起出席颐和园对话会。我就不回顾历史了，樊纲已经给我们介绍了颐和园对话的历 史，这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历程，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成员对话，从美国方面，我们有4位是以前出席过颐和园的对话，今年我们非常幸运。 Lael Brainard她是美国财政部的前部长。还有Richard W·Fisher，他是达拉斯联储的主席，而且他对于美国联储的体系是一个资深人士。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赞助商，我们的支持单位，多年以来有一个支持 单位可以说是从头至尾向我们提供支持，就是中美交流基金会，在香港董建华的基金会，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和赞助。在此我要感谢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 坛，没有这个机构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组织这样的论坛，我们的伙伴就是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我跟他们讲，他们代表了中国资本的发展，自由经济的发展， 以及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都已经是中产阶级了，他们已经享受上了美好的生活。在座的很多人他们都为此出了力，做了贡献。所以我觉得在世界的历史上，如果我 们有机会，有这样杰出的人士在一起，对于他们国民的福祉做出了重大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团体，我们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我们昨天进行了为时一天讨论，还有晚宴的时候也进行了讨论，我们是公开透明的讨论。我们双方都非常坦诚，来讨论我们各自国家经济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美 国的代表从我们中国朋友那里学到了很多，我希望中国的朋友也能够在我们这里学到一些东西。我们是致力于两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说这是我们在全球最重 要的一个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我们听到有很多的声音，在国际关系上发生了很多事，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伙伴是深入的，对于我们 的子孙后代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很高兴能够参与到这样的对话当中。
所以我就不想再占用更多的时间了，因为我很期待随后跟大家来进行对话，非常感谢许教授能够让我致词，感谢刘鹤对此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对于我来讲是鼓舞人 心的。樊纲为组织这个对话会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此我要感谢双方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包括我们机票的预订，我们的日程在不断变化，所以能够 组织这样的对话，在后勤方面还是有很大挑战的。包括艾利克斯，包括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做出了艰辛的努力，我每次来到中国都非常高兴，非 常感谢能够让我致词！
许善达：刚才双方的负责人已经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对话，昨天进行了四个部分的对话，一是中国改革和发展执行路线图的挑战；二是美国持续复苏面临的挑战；三是 中美之间贸易和投资的关系；四是环境保护，社会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请四位专家把这四个部分的讨论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介绍完了之后我们休息几分钟，然 后就举行自由发言讨论。下面首先请樊纲介绍中国执行深化改革路线图面临的挑战。
樊纲：第一方面昨天就是讨论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改革。应该说现在大家都有了共识，我相信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有共识，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以前世界上，特 别是美国一些政治家往往觉得为什么不一夜之间就达到某种目标，但是实际上天下的事情都是很困难的，阻力都非常大，所以昨天我们第一个议题就是讨论这个问 题，中国改革面临的各种挑战。美方的学者进一步指出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昨天David Dollar就提出这问题，中国一方面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创新、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速率在下降，投资和GDP的比例在提高，也就是说我们投资的 效率在下降，消费仍然处于很低的状态，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都表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大家都讨论了这些难点，我就不多讲了，我们提到的一些 话题在这儿多少点一点。我们这次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就是要改革政府。政府自己要出政策改革自己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情，而且各个部门都有一些既得利益，各个部门的既得利益、地方的既得利益怎么能够让位于我们全民的利益，让位于市场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是基本性的重大挑 战。
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改革还需要协调。因为改革往往涉及到多方面、多个部门、多种利益群体，这次的好处是我们有了一个中央的领导小组，中央领导小组现在已经 进行了分工，一些中央部门分头来分管各个领域的改革。但是如何协调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当真正实施的时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改革一方面是利益的调整，另一方 面是各种权利的调整。如何在上上下下多方面的关系当中使改革能够推进，我相信这也是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所正在面临的问题。
第三方面现在的改革和当前的经济政府也许会有一些冲突。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反复对消费的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消费的影响可能还是小头。有些地方官员以前是 两种力量鼓励他们搞项目和发展经济，包括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现在反腐，把私人利益要消除，有些人就无所谓干不干了，我想这是现在投资下滑和经济下滑的一 个重要原因之一。究竟多少需要研究，但是我想目前是一个因素。
第四方面是金融改革。专家提出来金融改革还有很多难点，比如我们现在发展民营银行，初衷是要发展地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但是所有的金融机构一旦成 立了银行，就是要做大做强，都要到各处去发债，如何使这部分的发展符合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这是一个重大挑战。利率改革的最初可能加大成本，加大一些中 小企业融资的成本，汇率改革可能引起一些振荡，大家从方方面面都有，升值不好，贬值也不好，都有一些利益会受到冲击。
第五方面是财税改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昨天学者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关系。包括收入的结构中央和地方结构的调整、支出结构的调整、事权和税制的关系、中央地方的转移支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第六方面是城市化。当中我们农民进城面临着各种挑战，城市化不仅作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根本性道路。在 这当中涉及到了重大的利益调整，农民进城面临着一系列公共服务提供的问题，面临着和城里人的各种关系问题。现在当然不是说马上要给农民户籍，但是户籍制度 怎么改革，怎么在历史过程当中逐步消亡，怎么使农民工和农民真正能够在城里安居乐业，能够有长期发展，这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问题。
第七方面是服务业的发展和开放问题。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下一阶段发展一个重要的领域，我们去年服务业已经第一次在GDP的比重当中超过了制造业。现在一般 服务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一些高端服务业应该说中国还处在一些比较落后的阶段。服务业不仅向外资开放，怎么向内资开放，这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发 展。现在我们提出了上海自贸区新的实验，但是如何实行这些自贸区，如何进行服务业的开放，像金融、电信、教育、媒体等领域，应该说还是有重大的挑战。这个 领域不仅涉及到了中国自己的发展，也涉及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涉及到了中国和美国、欧洲，包括各种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在下一阶段全球化进程当中进一步的在 全球的市场上发展自己，借助全球经济的增长来发展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的竞争力更强，在方方面面，不仅在制造业，而且在服务业当中也能够成为一个大国，在 这方面中国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是昨天我们讨论的一些基本内容，相信各方面的专家都还有更多的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难点、挑战与思考，我就介绍这些，谢谢！
许善达：下面介绍美国持续复苏面临的挑战，请Mike Spence介绍！
Mike Spence：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我们美国的代表能够参加这次对话是非常荣幸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确实是会聚了非常杰出的人才，对于我们来讲，有这样一种坦诚的对话是非常荣幸的。刚才樊 纲也提到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转型，我们也是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了美国的经济。我们谈到了它的变化情况，它的现状还有遇到的挑战。这两个经济体作为我们谈论的 重点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现在我们都遇到了很多的结构性问题，我们讨论到了两个事项重大的影响，到底我们两个经济体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 进行了讨论。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讨论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其实美国的经济现在在改进，而且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是2.5%左右的增长率。当然大家觉得还没有达到它的潜力，但是它的弹性还是比较强的，这样一个经济 增长模式还是比较有可持续性的。但是现在它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工资的增长，现在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扩大。相对来讲，现在财富的集中度比 较高，所以在财富的分布和分配上有一些挑战。金融行业现在发展得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它的去杠杆化也是达到了一定程度，而且信用的可用性成本开始降低，而且 和几年前相比，整个金融行业现在也在进行重新改革和结构重组。还有沃克尔规则的实施，并不是让金融市场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却让大家整个竞争的规则更加简 单。我们也在实施巴塞尔第三部协议的资本助力要求，可能这部分的工作不可能完全实施，但是确实是重大的改革。
和欧洲相比，欧洲的金融体系杠杆率非常高，现在他们正在进行资产质量的评审，他们的情况和美国非常不一样。当然这有利有弊，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都是在非常 关注一些巨大的问题，比如说像企业的投资受到了很多的压力，也遇到了很多的压力。这不光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些资源去投资，其实美国很多企业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状况是非常好的，他们有很多的现金等等。其实更多的是在观望，因为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大家还在思考到底具体是什么一些问题，到底有什么推动力会出现。我 们在思考美国经济的时候，其实它是可以不断改变的。从一个消费导向的经济转向一个投资导向的经济，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种转型，其实在中国正好相反，是投 资转向消费导向。
其实美国的经济受到危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必须要从经济危机的角度去分析。比如说我们看这些资产负债表受到危机的影响，当然危机影响的资产负债表最终也 是造成了很多对经济的中期和短期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房价现在已经是比较稳定和缓步上升，现在整个市场是比较稳定的。现在借款成本比较 高，而按揭成本也比危机前降低了。美国经济当中财政政策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财政的措施都是由于危机而导致的。现在财政的刺激计划一系列出台，政府 也遇到了一些困境，开始进行紧缩财政。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很多财政的支撑都是来自于私有部门企业的发展，现在这样一种财政的紧缩大家认为已经结束了。财 政的紧缩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那么紧张。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个财政紧缩的话，大家对于未来两三年会更加具有乐观的观望态度。
政府的职能，其实我们现在是面临老龄化社会，其实这个老龄化的程度比中国还要深。还有我们的社会福利等等，比如说养老金，在美国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非常独 特的，因为和医疗相关的政府负债是非常高的，而且遗老的成本也非常高，这些都是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公共债务是很高的政府，如果看一下美国政府的资 产负债表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负债水平如此之高，确实是非常悲观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因为这都会消耗我们整个国家未来的收入。当然并不是说我 们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说这些问题没有去解决明天就会崩溃或者爆炸。但是我们确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点，因为如果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 话，这个洞就会越挖越深。当然我们讨论的是经济，其实在政治上，在很多基本性的问题上政府就有很大的分歧。比如说政府的职能，还有是不是应该先解决财政的 问题，是不是应该先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等等。其实关于经济的政策，还有政治方面，我们在美国有很大得分其，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昨天我们中美双方都有这样 的一种感受，我们认为在联邦政府的层面，如果认为政府在短期能够就政策改革或者是投资做出一个清晰决策的话这可能是太过于乐观了。这至少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要充分发挥潜力，肯定不能只是依赖于等待私有部门的投资，公共部门也应该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很长时期以来利率非常低，我待会儿也会讲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利用这些长期债券的机会，这些公共部门的投资并没有充分的发挥作用。比如说人力资源和技术基础的提升方面， 并没有充分的进行投资而错过了机会。再回到房地产行业，其实非常取决于政府的参与。比如说房地美和房利美的破产，基本上是导致了住宅降价70%。我们现在 并没有人认为这些担保被恰当的进行定价，而且在风险方面的一些决策是比较有趣的。
关于货币政策，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要很好的了解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的影响。其实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对经济的影响非常 大，而且尤其在美国在危机之后，一旦我们应对好了危机，货币政策促进了经济的转型，我们需要制定多行业的政策，而且去改变经济的一些结构。我们通过降低短 期的利率，还有零利率债券的收益率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我们把这个收益曲线变得更加平坦，比如零利率的债券就样当于是没有任何的利息。联邦 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些长期的债务正在减少，也就是说政府在减少资产的采购。这个加速了去杠杆化的工作，也是改善了风险曲线，这个当然是故意 而为之的，我们为了帮助经济的恢复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
关于美联储我想再谈两点：一是他们其实也并不是预期当中设立这样一个低利率的政策，而且由于国际资本流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波动，而导致他们采取这样的措施。二是美联储的行长非常明确的表示，他认为政策响应来讲，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也是应该充分的。
税收的改革和增加公共部门的投资，这都是能够比较合理的可以恢复财政平衡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些都是面临很多的挑战，比如刚才我们讲到政治的分歧等等。其 实最好的政策可能是财政和货币，以及公共投资的改革，这个并没有到位，所以他们只能是选择其次的一些方案。像前面的伯南克主席说了成本和风险，当然我不能 代替联储说话，我们这样成本的风险对于我们的储蓄也会产生影响。在目前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对此展开了一些讨论，而且我们看不到在美国经济现在没有出现通货膨 胀的迹象。尽管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信贷，这个资金是进入了经济体，但是并没有进行系统当中快速的循环。所以美联储要做好准备做的就是很快把这个流动性从市场 上抽出，否则的话，这个货币的周转速度就会提高。我们对于债务上限也是希望采取一些行动，我们可能由于政府自动减赤会导致GDP的增长减少一个点。所以现 在美国政府一切的预算都要自动的按比例进行缩减，它不会区别从长期而言哪些是对增长有利的支出，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面临去解决的问题。反过来说，我们 有一些积极的迹象，我们有低成本的成员，我们也要进行改革，还有我们页岩气，美联储也是做了最好的工作。尽管他掌握的是不完美的信息，而且他也不可能掌控 美国政府所有的行动。所以美国的经济基本面是一个动态的，非常有活力的经济。而且在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等等都没有那么多的僵化，对我们结构性的改革造成阻 力。但是在不利的一方面，我们财政的政策已经成为了一个辩论俱乐部了，而不是能够取得一致的妥协进行运行。所以给工商企业就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昨天 的讨论也提到了很多企业都不知道未来的税制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具体的财政改革会怎么样。我们制定了一个中期的财政计划，我不是说在指责任何人，不是在指责 美国奥巴马政府，也不是在指责任何人，我们就是并没有达成一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来去就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我们要对社会福利的体系来进 行改革，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答案。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对于技术和全球市场，对于财富和收入分配不采取一定措施的话，我们能不能用国内足够的消费 需求推动经济的发展，大家对此非常关注。
对于我们劳动力的市场，我们都知道这是很长时间以来已经失衡了，就是我们的资源和技能上的投资跟我们的目标相去甚远。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改变能够很快产生 效果，劳动力市场他们在追逐什么东西，但是一直没有追上，这是让我们能够产生在美国社会有结构性的失业，就是经常有人被裁，这些都是政策会产生影响。但是 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至少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在任何的世界主要的国家，它们对外都会有影响，我们对此已经讨论了多年。我们讨论的一部分内容是它 是否能够奏效，一个国家采用的模式，确定一系列的目标，根据这个目标制定政策，其他的国家来根据他们的政策做调整。因为我们知道纳什的均衡理论，这样做是 不是足够好呢？还是不够好？或者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更有合作性的解决方案。现在比较现实的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纳什均衡的世界，有人会有一个学习的曲线，去 了解如何防御自己，保护自己。
我们讨论了双边的投资协定，我想大家都觉得这是潜在的，对两国都非常有益的协定，但是潜在也非常困难去达成这样一个协定。我们讨论了TPP跨太平洋的合作 伙伴关系，我想其他的发言人也会提到。TPP跨太平洋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不是把中国隔离了出去，想孤立中国的一种做法。
最后一点，我认为我们总体的感觉是两国的经济在我们所处的这样非常艰难的环境下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我们坐下来讨论应当做什么，对双方经济体都是有益的，同时也对全球的经济是有益的，这是我们应当做的，谢谢各位！
许善达：嘉宾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刚才樊纲介绍了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正在思考的问题，迈克也介绍了美国在复苏中间涉及很多领域他 们已经做的和准备做的。这么短的时间我们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很多内容大家可能还需要很好的思考，一会儿再讨论。我想提一个事情， 刚才迈克的讲话里面讲到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增加的那么多，但是他认为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个分析的方法就是因为美联储把货币从市场上抽走了。我们国家我知 道有很多人谈到中国经济形势的时候总是以货币发行量和GDP的比重很大，就说中国存在着多大的泡沫，一直会怎么样，我觉得至少这种分析方法是值得跟美国这 个事情可以做一个对比的研究。一会儿还要讨论，我提出来，我觉得这对于中国当前研究问题是特别值得思考的一个方法论，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刚才这两个介绍在会上都没有怎么讨论，因为双方都在解说各自的意见，主要是了解的这些情况，下面两个阶段都是讨论的，而且有一些交流，下面先请隆国强先生介绍第三部分，我认为第三部分是讨论最多，也有很大信息量的，也是没有讨论够的一个问题，下面请隆先生！
隆国强：各位同事大家好，我向大家讨论第三节的情况，是中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这一节有五位代表做了专题发言，其他代表也进行了提问、讨论和点评，正如刚 才老许说的，这一节的讨论很广泛，讨论很深入，而且交流的观点也很坦诚。内容这么丰富，我的汇报难免会挂一漏万，我尽量比较全面的给大家报告一下。我分三 个部分给大家进行报告：第一是在讨论当中大家有共识的内容；第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和交流的问题；第三是进一步加强合作的一些建议。
第一是在讨论当中大家有共识的内容。
一是在讨论中双边的代表都认为中美的经贸关系重要性大家是有共识的。中国人经常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美方也谈到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 基础。而且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对双边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全球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美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重要的贸易体和投资体之一，所以双边的经 贸关系是有全球影响的。
二是大家都认识到中美两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再平衡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危机爆发之前，经常项目顺差或者逆差占GDP的比重，中国顺差占到了10%，美 国占到6%，是逆差。到了最近这两年，经常项目顺差或者逆差占GDP的比重都回落到了2%左右，可以说两国在再平衡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三是大家都普遍认识到中美双边的贸易和投资有着巨大的潜力。中美双方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中美双边的贸易失衡非常严重，中方享有巨大的顺差。但是如果 把服务贸易美方的顺差考虑在内，如果把全球价值链转移的增值考虑在内，如果把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的销售考虑在内，双边的贸易失衡问题就会大大减弱。最重要的 是中美双边的贸易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是进一步发展中美贸易很强的基础。随着中国按照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在需求 面上我们更加注重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在供给面上更加注重服务业的发展，更加注重创新，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对于美国来说是经济的调整和复苏。这一系列的 变化，将会给中美双边的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等提供新的机遇。
四是双边的经济学家们都认识到，正在进行谈判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具有重要意义。中美BIT对中方来说不仅可以改善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环境，更重要的是这 个协议将会对中国针对外商投资的管理体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上海自贸区我们已经开始实验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同时也已经 在推进服务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上海自贸区给出来的信息应该说是令人振奋的。当然大家也看到，上海自贸区现在这个负面清单还略显长了一点。对美方来 说，BIT的谈判将会给美国企业更好的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的机会，带来重要的机遇。但是目前BIT谈判进行了12年，在双方来说， 其实还是有很多挑战。所以对中国来说，如何协调国内对BIT谈判的共识，对美方来说，还缺乏对BIT战略意义的重视。美方的代表特别讲到，在华盛顿BIT 是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从行政部门、国会到企业，到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思想库等等，实际上涉及这么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很缺乏一个主导者来推动BIT在美国的 政策决策圈里面达成共识。所以对BIT谈判存在的挑战，大家也是有一定的共识的。
第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和交流的问题。
一是关于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所遇到的投资环境问题。确实近年来中国对美的投资迅速增加，去年中国对美的投资流量超过了美国对华投资的流量，这是历史上第一 次。从存量上来看，中国对美投资只有200多亿美元，美国对华投资有700多亿美元。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遇到了注入国家安全审查等等，所以很多企业和媒体 朋友也认为，中国企业在美国遭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而美方的代表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在美国投资经验不足，对美国的投资环境还 不够了解。
二是关于TPP的战略动机。在中国国内也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存在着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但是美方认为TPP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一种遏制的措施。
三是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中方的代表认为，人民币从2005年重启升值以后已经累计升值了30%多，对于缓解中美双边的贸易失衡作用是有限的，美方更加强调汇率政策要从宏观经济政策里面有所分离。
四是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从美国最近QE的推出和QE的退出产生的溢出效应，中方代表提出来根子是当前，在牙买加体系下，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带 来的问题，加剧了各国贸易的失衡，加剧了汇率的波动。同时也指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用国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并 不是要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只是给市场提供一种选择，多一种选择。主张要研究超主权货币来作为国际货币，特别是更好的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
第三是进一步加强合作的一些建议。
在讨论中双边的代表都是向前看的，都是建设性的，所以在这里面大家提了很多好的进一步加强中美双边贸易投资、金融领域合作的建议。
一是建议两国加强在多边贸易体系下WTO的合作，能够推动多哈回合尽快取得新的进展；
二是建议中美双边不仅要在中央政府层面加强交流合作，而且要特别加强在两国的地方政府之间、城市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对中国的投资来说，在美国地方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对投资的影响更大，这是和贸易政策有所区别的。
三是建议加强对彼此法规监管的了解和合作，比如说会计准则等方面的合作，如果缺乏在这方面的合作，很多的交流就会停留在原则的层面上难以深入。
四是建议加强对一些新问题的合作，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要商讨怎么加强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比如说在大数据时代，怎么能够加强对信息安全问题的合作。
最后，大家都认识到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在文化上、制度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我们有很多的交流合作的机制，但是还是应该进一步的充分发挥中美这种多层次的交 流机制，我们确实有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各种各样的机制等等。当然对我来说，可能最重要的一个交流机制就是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谢谢大家！
许善达：刚才介绍了对中美双方很多一致或者不一致的意见，希望大家有一个了解。下面是第四个部分的介绍，由请David Dollar先生！
David Dollar：非常感谢，非常荣幸回到北京，我也有机会参加了之前的一些颐和园对话会议，当时我是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现在我回到了华盛顿，离开了政府，在 布鲁金斯学院作为一个研究员，我也非常高兴作为一个研究员的身份来参加这次的对话会。我们的议题是中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问题，因为它的范围非常广，所以我 们主要是讨论的是中美的社会问题。
在全球的各国当中，美国和中国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国家，因为他们在过去的15到20年当中，他们的贫富差距非常大，而且我们这两个国家社会移动性也是比较低 的，这也是成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机会均等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当时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机会可以采取一些改革，取得双赢，来提升机会。而且 也可以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升。我们所讨论的一些话题，中方和美方之间有各自的一些观点，每一方都谈到了自己国家的社会问题，确实我们相互 也学到了一些经验教训，但是更多的是一种信息的交流。
第一我先来谈一下中方经济学家所谈到的中国的问题。其实我们是有了一些非常好的技术性的演讲，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中方嘉宾发言当中的重点。
一是关于劳动力市场有一个非常好的演讲，就是说现在劳动力市场在变化。最近有一些工资增长，主要都是一些低技能的农民工。过去的15年当中，中国的这种不 平等是在增加，根据官方的数据，其实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开始在下降，因为农民工的工资和低技能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是有所上涨。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 国一直在寻求的是一种投资密集型的增长模式，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这些部门，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给这些低技能的工人，吸引了很多的农民 工。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些确实确实是降低了社会收入的不平等性。很多中国人看到这些官方数据的时候也都非常吃惊，就是说现在这个不平等性在过去两三年是 下降了，因为有很多隐形的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有一些研究表明，其实很多隐形收入或者灰色收入，其实有一些人比他们真正表现出来的更加富有，比官方数字表现 出来的更加有钱。
二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讨论到，这样一种情况会导致资源获益以及机遇的不平等。比如说使用教育资源、土地和信用等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改革来实现双 赢，比如说要强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那肯定人们可以把土地转向城市的时候可以得到相应的权益。然后把农业用地转为城镇化用地的时候，也可以导致政府的一种 腐败行为的滋生。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谈到了中国的户口体制，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总体来讲是比较低的，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对于农村的家庭要转移到城 镇，能获得城镇的资源，比如说城镇的教育是一个问题，户口的系统也是机构改革当中能帮助来解决资源更合理的分配。
三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谈到了中国的信用系统，它比较偏向的是这些基础设施和建筑的行业。但是它会推动相应的这些投资，也是创造了很多的低技能工人他们的就 业机会。但是来自于农村的低技能劳动力的供应现在已经在下降，这也是现在中国遇到的拐点，所以创造低技能的就业并不是非常合理的。有一些利润率比较高的服 务型企业，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资本分配，能够去发展高端服务业。因为现在服务业主要的重点还是这些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由于人口的变化和就业的需求，我们 更需要的是大众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对于这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现在对他们的这种就业几乎不是对等的。
四是我们讨论了对整个人口的机会也在增加，尤其是贫困人口。最终会带来很好的结果，比如降低不平等，还有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
五是我们当时没有时间讨论环境的问题，但是有人也提出来多盈的局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环境的问题，当然把经济增长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话，肯定能够帮助减少中国环境污染的问题，当然这个并没有深入的讨论，我们更多讨论的是社会问题。
第二是美国经济学家讨论到的问题。在美国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在过去的10到15年的时候，收入的不平等也是有所增加，而且财富的分配也是差距更大。
一是我当时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儿童的早期教育问题和发展问题。我们在美国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研究表明，社会移动性主要就是从小孩一出生以及早期这段时 间开始的。比如说他们如果在富有的家庭出生的话，他们的词汇量会更大，但是他们上学的时候，那些比较贫穷的孩子他们的词汇量，或者是各方面的技能已经很落 后了。当然我们讨论到了美国的政策。我们两党也都达成了一致意见，要去提升早教的品质，去开发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一些项目，让这个竞争更加公平。
二是美国的移民问题。在美国非法移民达到了一千万以上，还有很多的研究表明，他们会导致经济下行，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低技能的移民。当然在美国我们也有一 些高技能的移民，我们的这些政党也在讨论怎么去妥协，因为移民改革有两个方面：一是考虑将这1千多万的移民合法化，让他们享受更多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权益。 二是我个人同时更喜欢在高技能的这些人才方面我们应该开放移民政策，因为移民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在低技能的移民领域我们需要对他 们进行合理化，对于高端的这些移民我们需要更加的开放我们的政策，这样的话能够增加我们的间接效率和对经济带来更多的支持。
三是中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财政状况中期来讲是比较稳定的。我们现在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在过去的5到7年当中有所降低，但是还是比较高。
四是我们需要改变整个社会福利的体系。社会福利的改革会降低整个社会福利，而且也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平衡收入的分配，这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带来一定的推动效应。Mike Spence也讲到了在这个领域的改革，在美国政治上的分歧非常大。
我们双方都是想要让对方了解一些具体的比较重要的自己国家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能够影响中美关系，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了解一下美国或者中国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美国经济和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想总结一下，我们这样一个讨论非常是非常有益的，进行了很多意见的交换。我们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去提升品质和降低社会的不公平，让移民更加的合法化，以及让经济的增长更加持续，谢谢！
许善达：四个阶段都介绍完了，社会和环境问题还是很深刻的，特别是提到居民的收入等等，我想这些问题一定都是大家关注的。现在的时间比我们预定的时间推迟了大概20分钟，所以我们原计划是12：10分结束，我估计如果按照时间长度完成的话大概就要12：30分了。
一是我当时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儿童的早期教育问题和发展问题。我们在美国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研究表明，社会移动性主要就是从小孩一出生以及早期这段时 间开始的。比如说他们如果在富有的家庭出生的话，他们的词汇量会更大，但是他们上学的时候，那些比较贫穷的孩子他们的词汇量，或者是各方面的技能已经很落 后了。当然我们讨论到了美国的政策。我们两党也都达成了一致意见，要去提升早教的品质，去开发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一些项目，让这个竞争更加公平。
二是美国的移民问题。在美国非法移民达到了一千万以上，还有很多的研究表明，他们会导致经济下行，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低技能的移民。当然在美国我们也有一 些高技能的移民，我们的这些政党也在讨论怎么去妥协，因为移民改革有两个方面：一是考虑将这1千多万的移民合法化，让他们享受更多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权益。 二是我个人同时更喜欢在高技能的这些人才方面我们应该开放移民政策，因为移民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在低技能的移民领域我们需要对他 们进行合理化，对于高端的这些移民我们需要更加的开放我们的政策，这样的话能够增加我们的间接效率和对经济带来更多的支持。
三是中国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财政状况中期来讲是比较稳定的。我们现在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在过去的5到7年当中有所降低，但是还是比较高。
四是我们需要改变整个社会福利的体系。社会福利的改革会降低整个社会福利，而且也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平衡收入的分配，这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带来一定的推动效应。Mike Spence也讲到了在这个领域的改革，在美国政治上的分歧非常大。
我们双方都是想要让对方了解一些具体的比较重要的自己国家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能够影响中美关系，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了解一下美国或者中国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美国经济和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想总结一下，我们这样一个讨论非常是非常有益的，进行了很多意见的交换。我们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去提升品质和降低社会的不公平，让移民更加的合法化，以及让经济的增长更加持续，谢谢！
许善达：四个阶段都介绍完了，社会和环境问题还是很深刻的，特别是提到居民的收入等等，我想这些问题一定都是大家关注的。现在的时间比我们预定的时间推迟 了大概20分钟，所以我们原计划是12：10分结束，我估计如果按照时间长度完成的话大概就要12：30分了。接下来是休息时间。
(中场休息)
许善达：上半段都是介绍昨天会议讨论的情况，下面请各位专家与评论。因为专家人多，我想先请中国的专家们谈一谈，最后再请美方的专家再来做一些更深入的分 析。希望每位的发言时间不到超过5分钟，因为讲话的人很多，如果到时候没有人发言你可以再有第二次机会，否则的话到最后有很多人就不能发言了。
胡鞍钢：我想今天的发言主要是针对David Dollar的观点。实际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他担任世行驻中国首席代表的时候就已经讲过，而且做过很好的计算，就是中国于美国以及两者之间的经济关 系，特别讲到从1990年到2005年这两个国家对全球的经济增长率的重要贡献，当然你是用TPP来计算的。同时你本人也做了一个预测，从2005年到 2020年这两个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会出现中国超过美国。但是这两个国家加在一块，对世界的贡献率也接近50%。如果现在我们再问你同样一个 问题，而且你当时提出比较核心的三个问题：一是如果中国出问题对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二是美国如果经济出问题，对全球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三是如果这 两个经济体之间无论是冲突还是加快一体化，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经过了2008年以后，因为你的观点是在危机之前，你现在怎么样进一步去看这三个 因素？因为我们也非常关心中国不近道2020年，我们也关心中国到2030年，我们自己也出了一本书叫做《2030中国》。我们把这三个因素作为对于全球 影响最关键的因素，不知道你能不能对此再做一个分析和讨论？以及如何使得这三个因素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和投资增长，谢谢。
夏斌：现在中美两国都处于危机后的深刻结构调整阶段，都很困难。在这个中间，稳定新兴体的发展，稳定新兴市场的发展对中美两国经济都非常重要。现在新兴市 场的产出占全球GDP产出的2/3，近几年对全球GDP的贡献也达到1/3。大家都知道，昨天也讨论了，随着QE逐渐的退出，肯定对新兴体会有一些影响。 如何稳定新兴体的发展？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第三方，如何稳定新兴体的发展，其实份额改革本身是很象征性的，美国国会也拒绝了。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关注到危机 以后美国在货币互换的制度安排上已经永久化了，对于欧洲央行[微博]，对于瑞士，对于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几个国家都已经永久化了。由此我想到这个改革如此之 难，我们是专家对话，我提出建议，请美方的专家传递到美国的决策者就是美联储。能不能把美国的货币互换制度再进一步扩张？比如说扩张到韩国、智利、墨西哥 等。实际上我们还是部分的让美联储承担世界货币的贷款赤字，在目前来说，对世界稳定还是有益的，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复苏都是有益的。所以我想通过间接 的对话和间接的建议，能不能把美国美元货币互换永久化的对象国进一步扩大到美联储可以相信的那些新兴国家？
王一鸣：我想讨论一下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是减速的，而且最近几年来特别明显，这可能也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在这个减速过程当中， 增长的动力结构应该说发生明显的变化。从需求侧来看，投资和出口的贡献是在下降的，从趋势面看消费的贡献是上升的，而且估计今后几年还会是这个趋势。从供 给侧来看，制造业产能明显过剩，资源在向服务也流动。中国去年服务业提升了2.5%，超过了制造业，也在发生变化。从要素投入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 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就逼着企业去增大设备和研发的投入。所以中国去年的研发占GDP的比重超过了2%，达到2.09%，这也是世界上一个最高点，这就 反映了这种动力结构的变化。下一步就是我们怎么推进增长与改革的互动，在消费领域要通过改革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农民工 的市民化，这个都会进一步促进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
要加快服务业的改革和开放。服务业领域，包括医疗、养老现在供给不足，在中国现在医院看病很难，怎么样通过开放来推进更多的民间资本和外资的准入？改革和 风险的控制，现在财税金融领域改革怎么样跟有效的风险控制结合起来，包括利率市场化，短期可能会提高资金的成本。包括政府的放权，怎么与监管有效的结合。
总的感觉中国的速度下降了，全球也是在低速的环境下，但是对全球的贡献，从这些年来看还是有20%到30%的贡献率。更重要的这个结构变化会对世界带来更 多的机会，特别是美国。国内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中国的进口规模也在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发展也会为国际资本的进入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 够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国际投资的市场环境。
我就说这些，谢谢！
汤敏：谢谢，我们正在做中国“十三五”期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研究。中国下一步企业大量走出去对外投资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而且这个速度之快，也往往出 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也出乎国际上的意料之外。在这里面涉及到中国最重要的，我们发觉国有企业走出去，在美国碰到很大的问题，刚才隆国强先生也谈到了这个问 题。2004年之前美国政府基本还是把这些问题，包括安全问题提到国际仲裁法庭上，2004年以后大量用自由裁量权，等于是美国政府自己来做很多判断，而 且这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所以在座各位对中国的经济都非常了解，中国国有企业本身是在一个改革过程中，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中，特别是三中全会提出来 混合经济，未来的国有企业还会进一步改革。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国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所以它们的资金从投资角度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美国不应该失去这 个机会。同样重要的就是国企到那边投资，本身也是改革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参与国企改革的一部分。当时邓小平在30年前都敢把中国开放，我觉得美 国在这个方面，特别对中国国情比较了解的这些专家们，在这个方面要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用一种参与的方式欢迎或者加强这种国企改革。在这方面我们现在特 别担心的是现在一些美国新的法律在限制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投资方面现在越来越严格。所以我们想听听在这个方面你们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说怎么样从中国这边进 行一些配合，谢谢！
姚洋：我对刚才David Dollar讲到的几个问题稍微做一点评论。
一是关于投资问题。上次到我们中心也讲过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投资主要的去向主要是基础设施，但是基础设施的回报周期非常长。我们看到现在投 资和产出的比例上升，这个能不能作为一个因素来判定中国经济的效率在下降？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比如我们修一条地铁，修一条高速公路，这个不可 能产生GDP，但是会大大的改善老百姓生活的质量，我们并不能算出来它到底有多少贡献。
二是TFP下降的问题，经济学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残差。实际上看中国过去30多年TFP的变化基本上都是顺周期的，周期的上升期就增长得非常快，到了周期下 降的时候，TFP就是下降，而且可能非常低。所以以TFP来说中国的经济效率下降，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可能长期的比较可以，但是以它来说中国效率问题可 能还是一个问题。这个和微观层面上也对不上，我们问一下企业，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大大增加。
三是我觉得中国处于经济的转型期，这次金融危机加速了，任何国家都是工业发展、制造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有一个转折点。韩国大概发生在人均收入接近1万 美元的时候，2005年的价格水平计算，制造业就业顶峰30%左右，中国其实已经接近这个数了。所以我们这几年看到制造业产能过剩等等，实际上是接近顶点 的表现。另一方面表现出来就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一定是一个微笑曲线，先下降，后上升。中国现在也是表现出这种苗头，就是我们的消费占比在上升。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就是中国经济在整个转型，这个转型我个人觉得，可能和政府的政策关系不是太大，就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 律，中国到了这个转型的时候了。这个转型当然对世界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另一方面，我们观察中国的效率问题，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因 为当你这个制造业开始比例下降的时候，其实增长的动力就会下降，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要比服务业快一些。所以这个减速，包括我们即使看到所谓的效率下 降，TFP下降，可能跟整个转型是有关系的。
四是Spence教授提到美国转型的问题，至少变成投资和消费并驾齐驱的模式，我不知道能不能做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美国在未来多大程度上会依赖投资进行增长，而不是消费。
徐然：我主要想谈几点最近中国改革与挑战的一些看法，主要是从对于金融风险的分析阐述一下问题。
首先从金融风险来讲，除了我们对地方债务的担心，其实我们主要是对地方的一些利率比较高的担心。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产能的投资周期比较长，我们很少看到全 世界平均9%的利率来投资基建的，这是比较少见的。等等在现在的积累上，可能这一方面有一定的消化难度。除了基建和政府债务，其实我们更加担心的是过剩产 能淘汰的问题。我们看到由于地方政府的保护，中国过剩产能的淘汰速度相对比较慢，我们也意识到信贷的风险，如果不及时的消化掉，它其实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最近对利率不太敏感，虽然我们看到最近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利率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个相对实体经济的增长带来的升级，会造成风 险信贷加速生成。
我们最近调研发现，在经济放缓过程当中高利率的情况对于企业以及个人消费，企业投资货币信贷的流通速度放缓有比较重要的因素。我们看到最近很多企业，由于 利率比较高他不去投资，他去做一些定期存款，他来开信用证，从海外资金套钱，再存定期存款。同时最近余额宝[微博]以及其他的理财产品使个人的投资收益也有所上 升，可能对消费变相的有一些影响。这个其实对于整个经济在产能周转过程当中，对于金融风险也都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在中国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跟美国不太相 同，就是80%的现代是由银行来提供的。当然影子银行其实我们经过很多研究，也是银行的影子很多都是表内的资产，所以信用风险相对比较集中。我们也看到， 就是我们现在计算中国高风险的信贷基本上能控制，而且中国银行的坏帐消化能力非常强。我们计算基本上每年消化100个点的不良，还能提供非常充裕的流动 性。现在我们觉得消化这个不良的速度有点慢，但是时间我们觉得也是一个不太乐观的情况，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渐深入，银行的盈利能力可能逐渐在放缓的过程， 就是它每年能消化不良的过程，也是在逐渐下降的。如果不及时消化，加上不良的速度比较慢，生成的速度比较快，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市场的奉新。
同时我们看到在理率市场化推动过程当中，如果需求方，地方国企或者是政府对于利率不是特别敏感的话，也会进一步造成一些利率的资源错配以及利率不理性的一 些问题。所以这两块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关注的，我们觉得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如果及时做一些调整，可以避免一些金融的风险。当然在国际上我们看到，大部分的 国家，像印度最近的不良利率也超过10%了，美国这一轮的经济危机可能也消化了超过10%的不良，很多国家在这个改革上难度非常大，最后还是通过不良集中 爆发的情况推动经济的调整。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中国能避免这些风险的发生，而且完全有能力，谢谢！
黄益平[微博]：我有两个看法和大家交流。我支持刚才王一鸣教授说的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其实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在发生变化了，一般我们过去 说中国的增长模式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增长速度非常快，二是失衡问题非常严重。但是现在来看，我们增长在减速，大家都非常清楚。另外从结构方面来看， 其实变化也非常大，我们经常项目顺差现在几乎都已经在3%以下，也就是说外部再平衡几乎已经可以说完成了。收入分配其实也已经开始改善，在过去几年，尤其 是2008年以后，基尼系数一直在不断的往下走，收入分配该深也非常明显。我们看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开始上升，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在转变。在国际上 认识非常少，我们的讨论也非常少。我个人有一个认识，工资收入导致穷人收入增加，尤其是企业利润、投资回报和出口产品竞争力在下降，和再平衡有关系，下面 一部分我们都在等待，就是三中全会批准的一系列改革，我个人特别关注的就是金融改革其实是下一步能不能走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转型 其实是我们的增长和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对于世界经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不知道世界经济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这样的变化。
其实这个变化不光是中国，美国经济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看今后10年、20年，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将会影响很多其他经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和 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变得更加重要，这就是我们做中美经济学家的对话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有一个感想，我们现在对话很多，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中美双方对经济问 题的了解，应该说跟10年、20年前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下一步如果我们再做这样的对话，可不可以产生一些实质性的成果。举个例子来说，经济学家在一起， 我们能不能提一些实实在在的建议，以后来帮助中美经济合作。举个例子说，你们提到在WTO的合作，在贸易和投资双边协议的合作，能不能考虑TPP的合 作，RCEP的合作，甚至可不可以考虑中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作为经济学家，在了解双方的问题和变化的前提下，再来提一些更具体的政策建 议，当然政府是否采取是他们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经济学家的工作，谢谢。
许善达：他说的意见我很赞成。
肖耿：我很赞成益平的意见，我参加过前面所有的四届对话，有一些感受，我想跟大家共享一下。中美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个国家在过去5年应对了各 自非常大的危机或者是结构转型。他们在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对对方最大的贡献。中美在对话的时候双方都意识到他们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 就是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各自有没有能力把危机控制住。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所有的合约关系会出现崩溃，我们的三角债和房地产泡沫，美国是雷曼。各自采取的方 法不太一样，美国因为是市场经济，更多的是通过联储和财政部采取一些非常市场化的方式。有必要把利率降到最低，有必要通过数量宽松。中国往往是采取行政的 方法，现在也越来越用到市场的方法。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处理危机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市场体系，特别是合约关系不能崩溃。在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对 于数量和价格的扭曲。扭曲以后，因为都是市场经济，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地方政府也相互竞争，就会有一些行为是属于寻租。现在各自都在面临这个问题，现在双 方意识到可以互相学习。比如中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把大量的资金在危机的时候投入基础设施。这个实际上是很效的，刚才我们也有讨论。美国因为体制不一样， 没有办法启动基础设施投资。美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多的社会福利，医疗是最大的问题，但是他的政治体制不太好解决，在中国我们遇到的是民工户 口的问题。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危机的时候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共同面对的头痛的问题，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 公平。因为处理危机我们采取了一些危机的应急方式，所以就导致了通过非劳动的办法获取财富很容易，这是两个国家面临的同样的问题，蔡昉在这方面写了很多文 章。现在因为利率也发生了一些扭曲，就导致了市场的竞争投机行为有很多财富效应。我觉得中国在处理中美之间问题的时候大家逐渐意识到了，一个经济体要通过 各种方式，市场价格的方式、货币数量控制的方式，还有计划的方式。因为计划在中国是很有效的，就是长期的方向，微观的是比较谨慎的。美国就缺计划，我们讨 论过美国没有计划的工具。
在中国方面我想提两点，中国非常成功的处理了汇率并轨，1994年、1996年开始我们的汇率并轨使得我们外汇黑市完全没有了。现在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个 利率并轨，这个利率并轨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利率一并轨以后，就完全变成资本价格市场化。再加上美国从属于宽松退出来，全球的利率也恢复正常化，这个对将 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前景。就是当资本的价格变得比较正常了，中美的资本市场的效率会大大提高。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城市很好的基础设施投资， 因为宏观紧缩他没有办法生存，现在面临的就是矫枉过正的状况。有些是乱投资，你不管不行，这个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的效率太低。我刚才讲 的都是一些共识。我非常同意益平的观点，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些共识变成可以行动的政策，而且还要帮助对方能够理解。中美之间特别是媒体有很多抱怨，你怎么只 管你自己不去管我？但是实际上你去想一想，中美是两个巨大的经济体，任何一个国家出现问题，对另外一个国家都会有巨大的影响。所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是第一位 的，之后会有一些副作用，我们要讨论怎么去解决。
宋晓梧：从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到现在，虽然两国都面临着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美国现在逐步的开始走出这个阴影，而我们原来说是建市早、动手快等 等，实际上我们现在才开始消化我们4万亿带动了当年20多万亿社会大投资所产生的产能过剩的后果。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比较充 分的估计，这个情况都有各国的特点。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消化当年投资的副作用或者后遗症，这是我们要承认的。
刚才David Dollar先生谈到关于两国劳动力市场的比较。因为中国和美国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所以两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相差得比较大。从中国目前来看，我觉得劳动 力市场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分割，表现在两个方面，城乡分割在美国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农民工这一块是城乡分割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农民工现在搞到第二代，搞 了新生代是第三代农民工了，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我们现在要搞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农民工将近2亿跨省流动的1.6亿左 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我觉得是城镇化当前真正的重点。这个如果实现了，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平衡，城乡的平衡和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另一个和美国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种国有垄断行业的行政分割。去美国可以了解一下，它的国有企业是非常少的，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行业从业职工受教 育程度的差距，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其他的差距。我们的行业差距经过官方比较正式的研究，就是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他们的研究报告，认为我们垄断性行业里面 有30%的收入是特许经营权带来的，不是自己企业经营效益带来的，这个数字估计得还是比较低。最近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对于国有垄断性行 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差距、受教育程度做了一个比较。得出的结果是，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只占40%到50%，还有60%左右，或者50%多是由于国家赋 予垄断性行业的这种特许经营权、资源占有、土地占有、价格定价等等，这个造成的差异。这就影响了我们劳动力市场的两种行政风格，这是和美国不太一样的。还 有一种不太一样的就是在美国上次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就是192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就出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政策。比如说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的权利等等这 些，这些我们研究美国两次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和2008年的比较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经济政策上，对于美国1935年为了解决 1929年的经济危机，出台的社会政策研究得很不够，包括我们自己的很多研究还不够。现在回过头来讲，国际上通行的三权，组织权、罢工权，这方面我们都不 是很明确，包括工会组织转变都不是很明确的。这个就使得在地方政府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损害劳动者权益一样，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当前需要高 度关注和重视的，这几点都是和美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区别。
关于收入分配，刚才几位中方发言人也谈到了我们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有所改善，从我们民间研究机构的情况来看，总的来说有所改善，但 是一点都不乐观。我们从2007开始连续三年支持了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最新的就是2013年的这项研究说明，我们最高收入和最低收 入比，国家统计局的差距是8.6倍，这算是一个民间研究，是20.9倍，比国家统计局大很多。2010年的调查得出来2008年的差距是26倍，就说明这 个差距确实在缩小，但是绝对数在大幅度上升。所以对这个问题，还是要有高度的重视。另外灰色收入的三次调查都是在增加的，从2007年调查的4万多亿，到 去年调查的6.2万亿。这样一个数字对中国的消费是什么影响，对中国收入分配是什么影响，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茅于轼[微博]：我想谈谈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大部分的中国经济学家都认为我们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问题，包括服务业和制造业、农业，制造业内部出口的还是内销的， 还有收入分配，都是结构问题，都是比例问题。现在问题是怎么做到结构都不对，我们怎么调结构算是对了，什么结构是正确的结构呢？我的理解就是达到一般均衡 状态是一个好的结构，也就是所有的商品要素价格达到了供需均衡。拿这个标准来看，我们有很多价格是不能够做到供需均衡的。比如说我们的土地价格，因为土地 没有市场，供给方是垄断的，需求方有一个市场，通过拍卖，低价高的不得了，而供给方我们没有竞争，农民不能卖土地，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结构问题。再比如说我 们的汇率这么多年一直在控制，就造成我们进出口的不合理。再比如讲我们的利息率，到现在没有市场化。所以低利贷和高利贷同时存在，资金使用效率非常低，有 一些靠低资金来生存的企业出不去，淘汰不了，中小企业拿不到钱，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能源价格特别低，国家大量补贴，民用电的补贴大概比成本小了一半， 美国的民用电价格非常低，改革以后什么东西都涨了很多倍，电价只涨了3倍。结构的扭曲造成我们价格的扭曲。
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比较自由的，所以这两年劳动力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涨了至少20%。这个对于结构调整有很大好处，对收入分配有好处，淘 汰一些效率低的企业有好处。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国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就是你的结构不对，于是你的价格不对。我觉得要调结构必须要调价格，但 是现在现实的情况是价格不想动。因此调结构就变成了发改委的任务，用行政命令来调结构。比如说对于产能过剩的这些行业给它限制，不给它投资，资源配置不给 他，还有就是关闭那些所谓的技术水平低的一些小企业。这个办法我觉得有很大的危险，这不是一个办法。所以如果不动价格，结构是不会调的。因为企业和消费者 都是看着价格来行动的，你价格不动怎么结构会调整呢？现在我们靠发改委的行政命令来调结构，这个可能调错了，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正确的结构在什么地方。比如 说GDP是被消费主导的，投资是不够的。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比较差，很多的桥梁、隧道和铁路都是几十年前修的，现在技术已经很落后了，而且这么多长间下 来，很多桥梁变成危桥了，搞不好就倒死。美国的结构问题和中国的结构问题原因不一样，因为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我们还不完全是，我们还是一个计划经济 国家。但是美国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结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双方来做一个比较性的研究。
我就说这些，谢谢！
贺力平：我想向美国专家提两个关于美国宏观经济的问题，刚才Spence教授已经做了简短、全面的概括，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的瞩目。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平衡，就是债务上限会不会在奥巴马任期结束之前，也就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再次被逐级，如果被逐级，会不会又形成像去年10月份那样的白宫 以及一系列的公共部门关闭，就是停摆或者是政府停止运作，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有多大。在两年之内的时间债务上限，跟这个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有两三位来 自美国，而且曾经跟美国财政部工作过的专家，我想特别跟这个债务或者财政平衡相关的，对于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计划，到目前为止的成果和情景做一个简短的评 论。可以从经济的角度，不是从政治的角度，我也理解这个问题上，美国国会两党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就像前面Spence教授所提到的那样，在一个非常重 要，非常基本的问题上，现在政治上的分歧意见很大，但是客观的从经济的角度可以谈一点点看法，跟我们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同行来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
对美国经常帐户的平衡情景有什么具体的看法，这也关系到前面Spence教授提到的油气以及最近在美国工业界制造业的复苏，会不会进一步的支持美国经常帐 户逆差或者是赤字的减少。现在是2%，会不会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甚至降到1%？甚至是结束了从1980年到现在长达30年之久的美国经常帐户持续性巨额 逆差的局面，我相信这一点对于中美经济关系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也想请美方专家对这个问题再具体的谈一些个人的看法，谢谢！
王梅：我非常赞成刚才几位专家提出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在全球的贸易和投资领域有一个正在发生的，并且让人非常关注和有点失望的现王梅象是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投 资体系TIPP和TPP没有任何金砖国家的参与，如果这两个谈判最终实现的话，未来的世界可能会变成一个二元的世界，一个有和一个没有这些金砖国家的参 与。
《经济学家》杂志把这种现象叫做“增加了很多门槛的全球化”。金砖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刚才其他专家也讲了， 它们的政策制定和体制特征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不同， 就让它们丧失参与规则制定的机会， 这对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不利. 体制间的融合应该发生，而且也会发生，但是这个融合的过程是动态的，是在发展中发生的。 所以给予这些有不同体制特征，不同政策制定情况的国家一个参与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好的持续的发展空间是很重要的，谢谢！
郑新立：上个月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友好代表团的团长到美国去宣讲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在同美国智库一些教授和专家的讨论中，把中国和美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概括为三个趋势：
第一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过去30几年中国对美国过度依赖向中美双方均等依赖的关系转变。特别是中国去年的进口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美国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分享中国的市场，对美国未来长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是中美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向，从过去30几年美国向中国单向的流动，要向中美双向流动的趋势转变。中国的高铁技术、通讯设备制造技术都已经具备了对美国投资的能力。
第三是中美产业的分工已经从过去垂直分工开始向水平分工的方向转变。中国国内申请发明专利的数量已经连续3年全世界第一，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再有两三年时间也将会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将会用一种自主创新的技术来带动产业升级。
面对这三个趋势，中美经济合作的潜力更大了，而不是更小了。现在需要双方的经济学家能够用我们的智慧来把双方的合作推向前进。现在中美之间正在开展双边投 资协定的谈判，我们在中美战略对话二轨机制的讨论中间，美国的企业家曾经提出能不能够开展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建立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性，甚 至比中美投资协议的签订更为重要。今天来的有两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想请教Merit E·Janow教授和David Dollar教授，两位教授是长期从事中美贸易投资关系研究的，我想请二位评价一下、预测一下中美之间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怎么样。作为中美的经 济学家，我们能够为中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做些什么事情，谢谢。
段永基：我不是专家，我只是一个商人。但是我看到在座的各位都是对中美两国制定经济政策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我想给你们提点建议。希望你们在提中央政 策的时候，在各国政府政策制定的时候多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因素。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从80年代、90年代曾经跟美国有五六家合作公司，康柏、微软[微博]、 TIW、NCR和波音。我们和日本有12家合资公司，三井、三菱、富士通等等，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到，世界的一流企业在制定自己战略的时候，国界已经不是一 个因素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市场、组织资金、组织劳动力。把这个事情再放大一点，在世界上现在一些非常有活力的国家，比如新加坡、韩国、以色列，包括 日本，如果他们在制定自己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只是把眼光放在他们的国界之内，那一定是死定了。当然中美两个国家是大国，各自人口很多，资源很丰富，国 土面积很大，可能和小国不一样。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快速发展，特别是借助着很多颠覆性新技术的出现，这种趋势在5年、10年以后是什么状态的情况 下，你们在制定政策或者给决策层提供政策建议的时候，能不能多考虑全球因素？就是不要把自己经济发展的规划只限制在国界边界之内来考虑，当然我只是一个商 人，说的也未必对，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谢谢！
李剑阁：我有感而发，我觉得刚才大家的发言都非常好，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茅老，茅老刚才的发言其实和我自己的思考也有一点吻合。
我们现在老说结构调整，老说结构不对，你怎么知道它不对，调到什么情况下算是对了。实际上最后的思维逻辑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逻辑，就是算出一个好的结构， 我们向这个好的结构去调。所以我本人多次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的时候，当然是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当时我参加文件起草，我多次讲到“产业政策”这个词是不对 的，因为这是当年马宏他们从日本考察以后，当时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时候引进来的，当时中央领导就非常欣赏。欣赏的原因可能那个时候计划经济改革 找不到方向，觉得日本这个还不错。因此，这个产业政策就进入了中国的一个官方的语言里面。同时在1988年，国家计委在政府换届的时候成立了产业政策司。 此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认识过程，我多次在起草中央文件当中，我觉得“产业政策”这个词误导了我们很多年。
比如讲调结构，国家计委拿出东西来，我不用举很多东西，这些年他拿出的方案几乎都是错的。如果从1988年到现在是20多年了，这20多年每年一个产业政 策大纲，其实大家都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做对了多少，做错了多少。我记得当年国家计委一个老领导跟我讲，他搞了很多年的计委工作。他讲我们计委历史上做了很多 的蠢事，凡是不主张发展的后来都发展起来了，凡是主张发展的都发展不起来，主张发展的最后都完蛋了。所以我觉得“结构调整”这个词在今天很多在座的中国经 济学家脑子里的理解其实和美国方面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讲存在结构性的问题，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是讲的改革问题，不是讲比例关系。我们搞计划经济，叫有 计划、按比例，是这个概念去思维问题，美国人讲的结构调整是讲的结构改革的问题。我们讲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实际上是讲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阵痛期。
刚才茅老讲到调结构，是调价格，我觉得还要稍微纠正一下，我们不是调价格，是改价格，是让市场形成，不是发改委经过测算定一个价格，这个定下来的价格都是 错的，而且造成结构扭曲，比如刚才讲垄断行业的利润，就是算出价格的问题，如果不是算出这个价格是一个倒贴的部门。讲到利率市场化，我现在想请教一下美方 的专家，现在中国人讲到利率市场化，都认为中国利率是被压抑的，所谓利率市场化以为利率是上升的。我对这个是存在极大的怀疑的，因为到美国、日本去，我们 比较熟悉的几个国家，到香港，这些我们比较熟悉。你看看人家的存款利率，活期存款利率几乎是零，忽略不计，就是定期存款，一两年内定期存款几乎也是零。中 国储蓄率那么高，照道理资本供给是非常丰富的，它的资本价格应该是高的。我们国家储蓄么高，资本的价格应该也是高的，是便宜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中国借 钱的人没有自我约束，他借了钱有的很大程度上不想还了，所以他什么利率都能承受。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强化约束的话，我个人认为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前景应该是下 降的，无论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都应该是下降的。我们因为投资方没有约束就拼命投，导致PPI前几年以很快的速度在上升。PPI一上升，借钱的人通过转 嫁以后转嫁出去了，PPI上升得很快。如果我们利率市场化，同时保险公司成立强化的金融机构和借款企业的约束，我们利率市场化的前景，我个人认为未必都是 上升的，我只是想听美方专家对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人现在一说这个问题，好像说将来存款利率大幅度上升，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一会儿请美方专家回答一下，谢 谢！
管涛：我讲一点评论，一个问题。一点评论就是大家现在都很关注美联储退出的问题，因为美联储的退出对新兴市场国家有很强的溢出效应，特别是一些新兴市场国 家遭受了资本流出、货币贬值的压力，所以国际社会普通呼吁，美联储在退出过程当中要非常慎重。美联储的新主席对这个问题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新兴市场 的冲击是新兴市场自己去解决的我理解对于大国来讲，就是当增长、就业的目标冲突的时候，通常是对内平衡优先。所以我理解，刚才肖耿先生提到的，把自己的问 题解决好了，就把世界的问题解决好了。美国人的逻辑就是美国好，世界就好，这是他们宏观政策的背景。实际上这对于中国来讲同样是适用的，有些国际社会不太 理解中国改革的进程，比如说对于汇率改革，国际社会非常关注，老觉得改革慢。但是实际上中国来讲也是，汇率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国内其他改革的约束。所 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改革是保持在汇率均衡水平稳定的基础上，按照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推进我们的原则。要是能够理解大国在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础 上，才能够理解中国的改革进程，而不能一味的求快、求全，这是我一点评论。
关于美国经济复苏，现在在中国大家很关注，美国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造业回流，因为再工业化，因为出口倍增。所以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次美国经济复 苏可能是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讲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原来美国经济好了以后，美国的进口需求强了，新兴市场的出口就增长比较快。但是这一次可能是美国经济好了， 但是美国制造业也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很多制造业又转移回美国了，反而是产生了很多进口替代的作用。所以对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讲，不是像以前那么好的事 情，所以我想听听美方的专家怎么看。
许善达：时间差不多了，我补充一个问题，刚才茅先生和剑格都谈了，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香港政府出手，当时很多人批评政府干预市场，美国金融危机美 国人也出手了，为什么不让AIG垮台？为什么不让两房垮台？只让雷曼和美林垮台了，政府也出手，也出钱买了这些资产负债表很坏的企业。这怎么解释呢？如果 说香港做得不对，美国做得对不对呢？同样如果中国遇到类似的情况，中国政府应该让这些类似的都垮台？还是说有一部分不垮，有一部分垮？这里面怎么选择？我 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所以不是一句话，说一切都让市场去做决定。如果那样的话，我想美国经济今天的复苏根本不可能实现，AIG如果垮了，两房要垮了，美国 的经济我估计现在也复苏不了。我也希望听听美国专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我觉得市场经济里面，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它怎么做，这里面的问题不是一句话就能 够完全解决的。
夏斌：所以历史上到现在都没有讨论清楚凯恩斯好还是哈耶克好。
许善达：下面的时间我们都留给美国的专家，因为大家都提了很多的问题，我想美方的专家听了这些问题以后，有的是直接给美方专家提的问题，有的是发表的一些评论。我想请美方专家你们自己安排，谁愿意对什么问题做一个反馈。
William A·Owens：我不做任何评论了，我把这个问题和评论给我的美国朋友，让他们来做。首先请David Dollar先生，然后请Merit E·Janow再讲几句，请Daniel Wright讲一下，之后再请Mike Spence，然后是Richard W·Fisher。
David Dollar：非常感谢有非常精彩的评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认真的记了笔记，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胡鞍钢提到了我在危机以前写的论文，我不说我的 论点都正确，但是我预期了中国和美国在2000年的时候关系是不可持续的，的确发生了，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影响，我不是说我的预测都是正确的。我非常喜欢 樊纲和Mike Spence所做的演讲，他们讨论了在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的改革挑战，所以胡鞍钢我可以看到这些艰难的结构性的调整对于中美不良效果，如果我们能够实施这样 的改革的话，对于两国的经济都是有好处的，而且这样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认真来听这些改革的话都是互补性的，美国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需要做的事情的一个镜 像。
还有其他的专家提到了中国到美国的投资，我们觉得美国已经很开放了对中国的投资，而且是快速的增长，我们也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我们鼓励中方到州长、市长 这个层面。因为在美国很多的立法都是在州和市的层面做的，但是在美国国会要讨论立法，会影响到国有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就我的理解，这个方面并没有什么进 展，我不认为有什么新的立法上的障碍。美国这方面我们认为中国需要美国市场，对美国的立法和美国的国情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已经在快速 增长了。
姚洋指出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益，我们讨论的是效率，因为我们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央政府或者更多的是地方政府来做的投资。因为它会 影响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当然现在在中国这个比率还不是特别危险的高，但是已经增长很快了。如果中国现在还是过度强调政府部门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话， 我觉得公共的债务就可能增长过快了，我觉得很多中国的专家都同意目前在中国这个阶段基础设施是过度投资的。
我一会儿再说黄益平提出来的论点，先回应一下其他专家的观点。从贺力平提出来的美国经常帐户平衡，这个不需要回到零，因为美国是有能力能够去应对一个不是 大的经常帐户的赤字，现在是不到2%。Mike Spence谈到了美国经济的复苏需要更多的投资，我不希望能够看到美国经常帐户的投资增长。你也提到了美国页岩气的变革，我想把几点结合在一起。金砖四 国中国没有参与到TIPP或者TPP。所以我很坦诚的跟你分享一下我的观点，我觉得金砖四国是从全球化收益特别巨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外开放了，但是 金砖四国比美国或者欧洲的保护性更强。所以对于金砖四国来讲，你们还是最好能够采取行动推进贸易的自由化。美国还有一些亚太地区的国家在做TPP和 TIPP，还有其他新的谈判，我希望金砖四国可以参与到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是有利的。
郑新立特别问到了美国和中国自由贸易的可能性，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把双边的投资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有的人提出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是我们需要付 出努力的地方。再回到黄益平，如果我们要考虑提出什么样的具体建议，我们首先就是双边投资协定要积极行动起来，而且还有两国之间的自贸协议，或者中国要参 与到TPP，这是有困难的，我们会尽自己的努力。
徐然问到了中国利率为什么这么高，我从经济学家昨天了解到，一个比较好的理论就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他们能够优先获得贷款，所以把很多的贷款都拿走了。 剩下的生产效率比较高的私营部门，他们想获得资金，所以利率在影子银行系统当中是信用不足。我不想太多的讨论美联储的政策，这是我刚刚讨论的跟我有关的问 题。
Merit E·Janow：首先我非常赞同其他同事的观点，我非常高兴来聆听你们来做的评论，而且从你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接着我的同事刚才所讲的，黄教授给我们 做了一个很好的邀请，让我们来找到哪些具体的领域，我们可以进行合作。然后去找到在哪些领域可以进行政策的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给我们布置的任 务。对于经济学家、学者的人来讲。我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的一个悖论就是很多国家他们都愿意把经济对外方法，但是并不是那么愿意把这个国家对外开放在国 际协定上的程度进行量化，不是那么情愿。经济的自由化我们要看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我们要抓住的一个机会就是进一步的加强多边的体制就是WTO。中国 参与WTO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也是从多边的贸易体系当中获益巨大，而且中国也成为一个非常在 行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参与者。我是WTO上述机构的一个仲裁员，而且中国是非常好的捍卫了自己的利益。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分别，并且共同对于WTO能够做出什么贡献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先关注的问题，我们要 找到一些办法来推动多边体系，而防止它进一步被削弱。不仅我们有争端解决机制正在发挥作用，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分别，并且共同的合作，来使这个多边体 系能够进一步发展。
我同意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能够达成一个双边的贸易协定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能够让两国之间能够达成更大范围内的贸易协定，给投资者育雏一个强有 力的信号，就是我们对于在两个国家创造出一个非歧视性的投资环境是非常严肃的。这样一个框架可以加以利用，比如说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当然这不是说一个 万能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而且中国在美国也在大量的进行投资，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投资，但是我们需要对于来自中国的投 资有更多的了解。
作为个人的一个观点，我并没有看到什么针对中国的投资来设定一些立法或者障碍，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美国缺乏了解，他们不知道国有企业的决策者 究竟是谁。所以对很多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困惑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有更多的透明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双边和区域性的 一体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各自国家和全球的经济利益究竟是什么。所以你们提出来说我们要考虑中国和美国达成一个FTA是非常让人深思的，这是一个具有建 设性的想法。我觉得FTA的谈判是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除非我们想好了一定要推动它，否则的话就不要轻易展开这个谈判。我个人在FTA之下曾经担 任过争议的仲裁员，我认为除非双方都有让它谈判成功决心的话，不要轻易展开这样的谈判。根据WTO的规则，一个自贸协定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所有的 行业都要对外开放，我们不是说把所有的关税都降到零，美国平均的关税已经很低了。中国也有一些关税是上升的，有很多领域还没有对外开放，由于在考虑进一步 的对外开放，因为有国内的原因要这样做。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在国际协定当中把这些都作为承诺？明文写下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提出来的问题，并且要回答的问 题，这样的话才能让FTA是一个有意义的FTA。
我个人觉得深受鼓舞，我们都在中国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在未来几年取得重大的进展，我就先说这些！
Daniel Wright：中国的投资，还有国有企业的问题，其实在美国我们这些也年在探讨双方的投资协定，这是一个重要的关系。从中国利益的角度来讲，BIT的功能 主要有两个领域：一是实现一定的保护，就是双边的这种投资的保护，这种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对于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都是具有保护意义，不光只是国有企业在美国 的投资。二是在2001年的时候，美国完成了一个模范的双边投资协定，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投资，很多人认为这样一个新的模型的BIT可能会提供一个清晰的指 导国有企业投资的指南。其实这样一个模型的BIT，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投资，我们最好能够确保它是有一个品质的投资，不 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投资，我们都需要确保它应该是有一些品质的，也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指导，来指导这些双边的投资，考虑到未来的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指 导。
Mike Spence：非常感谢大家令人深思的一些评论。昨天和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的讨论，我们确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当然不能把你们所有讨论的东西都进行一个总结，我只是重点讲几点。
樊博士讲到了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的进程，其实他的观点是非常准确的。现在这些措施正在减缓，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看整个经济的时候，现 在转向一个中等收入水平，这个速度是非常高的，和韩国、台湾等等相比，他们的规模更小，而他们基本上70%GDP的增长都是依赖于这些发达国家。他们是慢 慢的向对外经济，转向国内经济为主，当然有的时候也可能是过度的在这个进程当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中国在贸易方面以及外部的市场方面，也是在增长，也是很大 的一个部分。你们谈的观点非常准确，我就不再重复了。比如到底我们的需求应该来自于哪里，还有这些储蓄率等等。我觉得很难去做这个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这个转型是在减缓，我们确实最终如何来实现这个调整，那就需要很多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知道这个结构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觉得也是 极端重要的问题。您给予的答案都是正确的答案，我们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而并不是我们自己来制定一个新的定价，也不是说我们确定一下到底哪个行业应该是集中 发展。是根据经济、技术提供一个结构，然后大家都在观望，看一下它的成果是什么样的，这当然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我觉得一般来讲，我们的改革目标都是朝着 这个方向去做的。
关于投资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回答您的问题，我们需要高回报的投资和政府服务以及国内消费等等很好的组合，系统改革，比如说政府体系的改革，消除一些 低回报的社会和私有部门的投资，这是很难去计算的。尤其是公共部门的社会投资，它的回报只能是去猜测。比如说高速英特网基础设施，到底会影响经济、供应链 和教育吗？它能够提供政府服务等等，其实这个清单非常长，我觉得很难有人能够去计算出来准确的收益是什么，只是去猜测。我想给大家的一个信息就是现在正好 是我们应该让政府的角色发生变化的时候了，去投资于相关的能够创造更好环境的事项。关于定价来讲，我觉得方向就是自由化，放松监管，当然不可能是一蹴而 就，或者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完成的。
下面我想讲的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提到了，那就是如果说你有创新的话，在我们整个生态系统当中有很多的创新，我们必须要谨慎的去研究它。比如说开放的网络，还 有一些接触技术，或者是大学之间的一些合作和研发等等。今天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把经济的大部分转向竞争性经济的话，那你就可以促进相应的一些创 新。因为如果一个企业要发展很好，它要去应对各种威胁，必须要进入新的行业、新的业务，必须要允许各种各样的企业进入某一些行业，所以竞争是非常关键的， 这也是中国的关键问题。要管理一个巨大、庞大的公共资产，以这种方式去促进创新，鼓励竞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选择。
大家都谈到奥巴马医疗方案，其实对于我们的体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革，到底它会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就取决于是否会带来或者是减少不确定性？企业的成 本会更低。因果在美国医疗系统非常庞大，如果带来了不确定性那它就是负面的。长期来讲，最终就会变成相对来讲比较清晰的、逐渐增量的成本，当然这样的话是 积极的。并不一定说这个就是不好的，当然都有优劣势。其他的话题大家都已经谈到了，比如货币政策刚才Richard已经讲了很多，我就不再讲了。
Richard W·Fisher：这些非常有趣的问题之前都全部由我的同事进行了回答，我想谈一下刚才夏斌先生讲到的，就是美元的问题。你刚才提到怎么来进行调整，可能 你也提到了QE的退出，怎么让新兴国家来应对这样一个问题。我知道您也是央行的官员，我们一般是在应急的情况下才会用美元的掉期工具来提供美元资金，比如 和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和加拿大央行等等进行美元互调。
从历史上来讲，我们只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才会采用这种工具。比如说美国的世贸大厦被袭击的时候我们就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美联储的市 场委员会也决定采纳这种工具。2008年2月10日，当时我们的财政支持达到一个最高的峰值，我们也是激活了很多的资产来应对欧债危机等等。我们这样一个 工具是其他央行卖给我们一些美元，然后来进行交换。汇率是一样的，对于双方的央行都不会有任何的损失。我之前也提到，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在美加自由 贸易区，我们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美元也进行互调，都是基于市场的，是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的。另外一点我想说的，只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是我个人的观 点。和中国的银行之间来进行美元的互换，现在还不是完全开放的经常项目，我觉得可能近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我要讲的所有内容，我作为一个央行的银行家，您也是央行的银行家，请您来讲一下。
William A·Owens：我只想谈几点，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75%的时间都是在美国和香港这些地方，我也是让很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参与美国的一些机遇和大的项目。这 当然已经是超过了中美双方政府的范围，有很多都是与文化和我们做事方式相关的。比如说电子邮件，国有企业很少去回复电子邮件，而美国人如果没有收到邮件的 话，他们的积极性就会降低。这些法律事务所我可以看到，当你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有一个好的机会，如果让一些国有企业在一起，怎么和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打交 道，这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会恐吓你，他们会讲到美国的体系有什么不一样等等。从美国这方面，是谁来和这个国有企业打交道呢？当然有一些障碍会逐渐的去 除，我觉得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它当然要超越双边投资协定，也完全超越了交易本身，会涉及到我们确实是需要共同合作，如何彼此的文化，找出做事 方式这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我想说的是，Gartner做了这样一些研究，中国在知识产业是落后的，比如说数据中心，像大数据分析，当然有很多迹象也表明这一点，在过去的5年当中， 中国在支持行业和IT的排名都在下滑，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刚才Mike Spence也讲到，我们都看到韩国他们踊跃的发展了自己的IT行业，他们这种方式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看到的，也改变了整个韩国这个国家。作为美国来讲， 和中国达成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来帮助像华为、百度[微博]、阿里巴巴[微博]等等这些公司非常成功，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很多的中国公司。当然比如说影响到医疗行业的这些 领域，还有教育、零售等等这些行业，怎么能够合伙，让中国变成IT支持方面比较强的国家。
我们美方代表的发言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持教授，我们的评论就到此结束。我也问了一下樊纲有没有一些评论，他自己说没有，非常感谢。
许善达：我们的会议到现在就结束了，参加的人很多，大家想表示的问题和意见也很多，我觉得这次应该说交流的信息是相当充分的，要把这些信息消化一下还是需 要一定的时间，我想论坛的秘书处他们会整理有关的发言，将来这些材料都会印发给各位参加者，大家还可以继续消化。这次会议时间不长，但是信息量还是很大。 刚才欧文斯先生表扬了我一下，我也自我表扬一下。这个会议主持到现在能够按时结束真不容易，我的压力特别大，我就怕时间不够，谢谢大家，大家都非常遵守时 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