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俊志

　　在研究和制定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时，充分地借鉴中国古代各王朝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的经验，避免中国古代历次由于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制定失败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灾难重演。

　　通过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进行观察，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货币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定货币，另一种是非法定货币。中国古代的法定货币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称量货币，另一类是非称量货币。法定的称量货币主要有黄金和白银，它们依靠自身的价值和法律的保护行使货币职能。法定的非称量货币主要有铜钱和纸币，它们依靠朝廷的信用和法律的保护行使货币职能。中国古代的非法定货币种类很多，主要有布帛和粮谷，它们是中国古代历代朝廷收租课税、支付官俸、发放军饷和赏赐臣子、战士的主要手段，也是历代朝廷财富储藏的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谷帛和粮谷还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但是，中国古代的非法定货币的流通，不在法律管辖之内。因此，非法定货币不属于货币法制史研究的范畴。货币法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法定货币，特别是法定非称量货币，即铜钱和纸币。

　　元代至元年间的纸币及其印刷雕版

　　中国古代的铜钱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纪重钱，另一类是通宝钱。中国古代全国统一流通的纪重钱，主要有半两钱和五铢钱两种形态，其面文极其简单，半两钱只有“半两”二字；五铢钱只有“五铢”二字，所以能够跨越朝代持续流通。中国古代全国统一流通的通宝钱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唐代的开元通宝钱，二是宋代的年号钱，三是明清两代的制钱。通宝钱面文复杂多样，不再铭文重量，而是铭文朝廷年号、国号或吉语，并加之“通宝”、“元宝”或“重宝”等字样。

　　中国古代官方发行的纸币主要有五种类型：北宋的交子、南宋的会子、金国的交钞、元朝的宝钞和明朝的大明通行宝钞。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官方发行纸币是北宋的交子。交子本由四川民间百姓发行，用来代替铁钱流通。百姓发行交子难以持久，发行者不久财衰，交子不能兑现，就发生了诉讼。朝廷下令将百姓发行的交子收归官营，以朝廷财力支持交子的流通和价值的稳定，就形成了官方发行的纸币。交子被收归官营，朝廷制定了四项相关法规制度：一是发行限额制度；二是发行准备制度；三是定期界兑制度；四是流通区域限定制度。在如此完善的制度下，北宋交子的价值十分稳定，有效地支持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北宋末期，宋徽宗为了攻打西夏而大量增发交子，使交子的流通数量远远地超过了法定的限额，结果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宋徽宗改交子为钱引，以增加百姓对纸币的信心。但是，没有等到纸币的价值稳定下来，北宋王朝就在金国的军事打击下灭亡了。宋徽宗的儿子赵构在江南建立了南宋王朝，当地百姓发行纸币会子。赵构将会子收归官营，会子便成为南宋王朝官方发行的纸币。此时，攻占了北方中原地区的金国已经开始发行交钞。金国发行交钞，没有实行发行限额制度，且采用钱钞兼行，钞制混乱。到了金国晚期，朝廷发行交钞数量过大，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金国的经济崩溃。趁此机会，南宋王朝联合蒙古国攻打金国，将金国消灭。宋朝大臣吴潜在总结金国灭亡的原因时说：“金人之毙，虽由于鞑，亦以楮轻物贵——其末也，百缗之楮，止可以易一面，而国毙矣。”他的意思是说，金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蒙古的攻打，但其中也有纸币贬值的原因。金国末期，十万文纸币只能买一碗汤面，在这种经济崩溃的情况下，金国就灭亡了。宋蒙两国联合击灭了金国之后，蒙古国立刻就发动了攻打南宋的战争。随着蒙古大军的南下，南宋王朝统治的地区越来越小。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北平即位大汗。当年，忽必烈发行了蒙古政权自己的纸币——中统宝钞，同时禁止黄金、白银和铜钱作为货币流通。于是，中统宝钞成为忽必烈统治地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元朝从此确立了单一纸币流通制度。朱元璋率领红巾军赶走了蒙古侵略者，建立了大明王朝，开始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但是，明王朝没有实行纸币发行限额制度，纸币发行数量过多，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结果百姓不再使用纸币。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明英宗下令解除白银之禁，白银一跃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铜钱则成为白银货币的辅币，明清两朝的银两货币制度从此确立。

　　中国古代的纸币依靠朝廷的信用行使货币职能，大家普遍都能够理解。中国古代的铜钱依靠朝廷的信用行使货币职能，却是一件比较令人费解的事情。

　　为攻打西夏，宋徽宗大量增发交子，结果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图为宋徽宗画像

　　秦始皇时期的《金布律》和西汉初期吕后颁布的《钱律》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铜钱货币立法，我们发现其中包含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禁止百姓铸造铜钱；二是禁止百姓销毁铜钱；三是百姓不得拒绝接受朝廷铸造的不足值铜钱。中国古代最早时期铜钱货币立法的三项基本原则，确立了铜钱的信用货币性质。朝廷可以依靠本身的信用，铸行不足值的铜钱，并依靠法律的力量，使不足值的铜钱按照法定价值行使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

　　铜钱的信用货币性质，使中国古代各王朝获得了通过调节铜钱轻重大小来实施货币政策以实现其财政目标的能力。金银是称量货币，依靠自身的价值行使货币职能，所以朝廷不能通过减少金银重量来扩大货币流通量。铜钱依靠朝廷的信用行使货币职能，所以朝廷可以通过减少铜钱重量来增加铜钱的铸造数量，从而扩大货币流通量。当朝廷对铜钱实行减重，减到无可再减的程度时，就发行虚币大钱，以一换多地收回市场上流通的减重小钱，使铜钱的减重过程在新铸虚币大钱的基础上继续下去。朝廷将铜钱减重和铸行大钱的措施交替使用，就使铜钱的信用化过程具备了可持续性。随着朝廷对铜钱实施减重措施，铜钱的铜金属货币性质不断削弱，而其信用货币性质便不断增强。

　　朝廷运用铜钱实施货币政策，主要发生在纪重钱流通时期，即自秦汉至隋唐时期。汉文帝的臣子贾山说：“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贾山认为，钱是王者的统治工具，用来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贾山的思想对后世货币立法及货币政策影响深远，中国古代各王朝均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唐太祖李渊铸行开元通宝，纪重钱制度转为通宝钱制度，铜钱的性质有所变化。此后，宋金纸币流通逐渐广泛，铜钱作为实施货币政策手段的功能便逐步地被纸币所替代。到了元代，出现了单一纸币流通制度，纸币就完全取代了铜钱，单独地承担起实施货币政策手段的功能。

　　书 名：中国货币法制史话

　　作 者：石俊志

　　出版发行：中国金融出版社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049-7228-6/F.6788

　　中国古代的货币立法，不仅赋予铜钱信用货币的性质，而且使铜钱具备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能力。通货膨胀是指社会货币流通总量大幅度增加，超过了市场的客观需求，而引起的货币购买力的急剧下降。许多现代学者认为，通货膨胀是与纸币流通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过程。因为只有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通货过多并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的现象。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过多的铸币会自发地退出流通形成宝藏，因此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这一学说，对19世纪欧洲流行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是符合的，因为金本位货币制度规定了百姓自由铸造黄金铸币的原则，所以铸币过少时可以通过百姓铸金为币而得到增加，铸币过多时可以通过百姓毁币为金而得到减少，从而使铸币总量自发地符合市场的需求。但是，中国古代的铜钱在全国统一流通的初始就确立了三项货币立法原则，百姓在铜钱过少时不能使用铜金属铸造铜钱，在铜钱过多时也不能将铜钱销毁为铜金属，所以不能形成铜钱总量适应市场需求的自发性调节机制。铜钱在中国古代多次出现过通货膨胀，严重时一石米可以卖到一万枚铜钱。铜钱在中国古代也多次出现过通货紧缩，严重时百姓卖儿卖女，换取铜钱来缴纳朝廷的税赋。然而，正是这三项货币立法原则的确立，使中国古代各王朝能够通过运用铜钱铸行和调节铜钱轻重来实施社会财富再分配。法律禁止百姓铸钱和毁钱，又规定各级官府和百姓都不能够对朝廷铸造的轻重大小不等的铜钱进行选择，这就给朝廷铸造的铜钱赋予了不足值流通的能力。于是，朝廷可以通过铜钱减重或铸造虚币大钱，将社会财富部分或大部分收敛到统治者手中。但是，过度地使用货币手段从民间敛财，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乃至社会经济衰退甚至社会动荡。然而，正是统治者运用货币手段敛财的冲动，结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推动了中国古代货币形态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古代铜钱的信用货币性质与纸币的信用货币性质相同，铜钱和纸币只是制造材料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当前纸币流通条件下，研究和制定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时，充分地借鉴中国古代各王朝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的经验，避免中国古代历次由于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制定失败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灾难在当今社会重演。

　　（本文节选自《中国货币法制史话》绪言中部分内容，题目为编者所加。作者为国民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