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博士

　　新浪财经讯 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与《财经》杂志联合主办，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协办的2013第七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9月14日在北京举办，主题为“商业银行的变革与创新”。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博士，演讲题目为：《中国宏观经济趋势分析和银行业对策》。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作为中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会议要求我讲：

　　第一，作为经济学家，那么宏观经济。

　　第二，银行业以及银行业的对策。

　　我想说讨论中国经济，所有人都会看到一个特殊的词儿——下滑，如果从2010年的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超过10个季度，所以自然对这些有很多的评论。我们说你会看到很多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的报告，各个方面的研究大家都说了超预期，这个超预期并不是说中国经济下滑速度有多快、下滑幅度有多大，而是下滑时间如此之长超过预期。

　　如果说超过预期，因为在经济学家看，周期是有下降、有上升的，所谓超过预期就是超过我们所常用的标准这个周期的变化，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周期因素，它一定有趋势性因素，一定有结构性的变化，如果回顾一下中国经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如果跟过去30年相比，至少我认为有四个因素希望大家注意。

　　因素一：刚才德意志同行都讲了，世界经济尽管在复苏之中，但是你会发现复苏非常之乏力，长期可能是一个低迷的状态。这就意味着中国出口导向经济不是可持续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而是现实的不可维持。

　　你观察到的温州现象，表面上看是在是资金流断了，然后是债务问题严重化，但是背后的问题是温州的出口企业全部遇到市场问题。这是跟过去30年相比是重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认为市场是无限的，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得出去，不过是一个价格问题，不过现在看来实际需求是有限的，这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得得到调整，这跟过去三十年比是第一个变化。

　　因素二，过去我们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以竞争力特别是低成本制造见长，但是你发现中国现在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中国过去是二元经济，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由于农民工如此之多，工资压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形成了很强的竞争力，但是现在这个优势已经渐渐在丧失了。根据我们的推算，大概现在是青壮农民工50%左右已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我们说的青壮年农民工是45岁以上。如果你看峰值年龄大概在25岁，25%岁70%以上已经离开农村。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力不再便宜。而且这个劳动力不再便宜，最低工资都在上升，我知道咱们现在上海是全国最低工资最高的城市，月最低工资1620。

　　但与此同时你会看到，全国都普遍在上升，就上升幅度来说，可能中西部地区的上升幅度还高于东部地区，这就是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产业好像不大会从东部沿海迁到中西部去，更多地开始牵向海外，这也是构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原因，你看看东南亚地区，有很多中国企业在那儿投资。目前的中国还是纺织品第一大制造国，但是第二大已经是越南，现在斯里兰卡可以变成第三大，那些工厂都是中国人投资的。这是跟过去30年相比重大的一个变化。

　　因素三：人口正在老龄化。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充分理解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意味着储蓄率会逐渐下降，储蓄是投资的来源，

　　就意味着投资驱动型经济难以为继。这跟过去相比也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因素四：刚刚有提问者，包括德意志的银行的同行也提到这个问题，环境和资源的约束。过去我们的增长方式是资源耗费型的、环境不太友好型的，现在看来这个约束日益紧张，不能在这个模式上持续下去。看看今年春季北京的雾霾就知道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势在必行，这也是跟过去30年相比，一个重大的变化。

　　上述的众多因素，跟过去30年相比都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就在发生变化，这时候我们说出现了下滑，这个下滑看来不仅仅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它意味着中国近来可能正在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正在下一个台阶。

　　我们说短期经济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下了一个台阶，能不能在一个新的台阶上站住可持续，这是一个风险。其实就下台阶这件事儿，如果你比较一下我们都是亚洲国家，对于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做一个比喻，其实类似于日本1973年以后，韩国1998年以后，都是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否比他们更成功，中国持续了30多年，而那些国家最多20年。但是如果你再深刻比较一下，发现又不尽然，当那些国家开始出现告别两位数的增长的时候，他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以上，而中国去年只有52.6%，如果看中国的户籍人口更少，只有35%。理论上如果城镇化率还没有达到如此高的程度的时候，经济减速就不应该发生。在城镇化率不高的情况下经济又减速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形成城镇化的体制和机制，这就构成了人们对这次要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的期望，我们国外的朋友也提出这个问题。

　　我想如果讨论这个问题，我倒想说，可能7月23号习近平主席谈了六点，那可能是未来的改革蓝图。这六点中有三点跟经济相关，有三点跟经济不太相关。经济方面他说：

　　一，市场体系。

　　二，微软[微博]搞活。

　　三，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

　　跟经济不太相关的有：

　　一，社会体制的建设；

　　二，公平正义的法制；

　　三，党的建设。

　　我们相信说城镇化这件事儿它需要改革，而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它也是一个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建设，我们说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寄予高度的期望。

　　从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如果跟过去政策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特点。在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中间，是想恢复到，或者说保持比较高的增长，这届政府似乎已经认识到可能是回到2位数增长，已经不大可能，那么他是说不要触底线，滑出底线需要一个刺激的政策，超出底线以上是不用管的。

　　大家关注一下李克强前两天在达沃斯会上，和上周在中国东盟的会上，都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是一个托顶的政策。如果经济是不滑出底线怎么办呢？调结构的方式促改革，这被人们认为是李克强经济学，我们说是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这套经济学能够得到更深刻的体现，这是我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想谈谈对银行业的挑战。刚刚提到要叫中国经济可持续，在新的一个台阶上站住，一定需要有一个体制和机制的变革，作为一个体制的改革中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要素的市场化，而要素市场化最核心的一点，到目前为止就是利率的市场化汇率的自由化和人民币资本向下开放。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一两年中间，有关方面研究这个思路，逐渐在放开的过程。去年在利率方面开始扩大了贷款和存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到今年7月19号，贷款利率已经取消了，不再适度扩大，而是取消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下一步就是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端倪已经看出来了。

　　第一，它会把长期大额的首先市场化掉，市场化的方式通过新品种取代，请大家关注CD的发行。

　　第二，当大额和长期的取代完了以后，剩下的是小额短期的，可能需要一个存款保险制度，通常预计这个过程会在两年内完成。因为按照一般说来，要在2015年实现资本基本可兑换，那么要在基本可兑换下要实现利率的市场化。

　　那么利率市场化这是什么含义呢？利率市场化不仅仅意味着利率水平的变动，最重要的是定价机制的变化，它是想形成一个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使金融企业自主定价，这类似于跟八十年代初，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样的，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同时国有企业自负盈亏、自主定价。那么如果对金融来做一个定价，它是对风险的定价，于是利率市场化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价值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风险价值的释放。那么既然是一个风险的定价，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就变得非常之重要，而我们知道每一个金融产品就是一个风险和约，那么金融产品的丰富化、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金融机构在第一次回到它的本质，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融资机构，而是一个风险管理机构，是一个风险的处置和配置。金融产品在创新和设计就是这个定价能力的体现。

　　如果这个推论合理的话，我们看到利率市场化，一定意味着金融体系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在两个方向出现。

　　方向一：从传统的商业银行来看，它不再是千行一面，会变成各有各的经营风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风险定价能力，会形成不同的风格。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中间，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化了，比如说你们资本市场上对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的积极评价，似乎就反映这种趋势，民生银行不是说往下伸了吗？通过产业链或者说什么东西，把更小的客户进入他的这样一个视野，然后通过锁定风险获得更高的收益兴业银行是横过来的，更多的是做同业，更多的是批发的模式，资本市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想说并不在于他们这两个模式能否持续，这两年经济能否好，但是他说市场正在分化之中，今后肯定商业银行会出现多元化的发展，会风格化。

　　方向二：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国金融正在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方向转变，请大家注意一个数据。在10年前，2002年左右的时候，大概中国的融资规模中间，贷款的品种占了90%几，你观察一下去年年末，贷款只占51%，那么到现在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间，已经不到50%，取而代之的是贷款以外的其他的产品。其他产品被理解为是一个直接融资的产品，其实我们发现中国企业也在发生这种变化，如果你观察一下中国一些大的上市公司，比如说中石油等等，你会发现在金融危机前，贷款是他们的主要融资手段，而现在你看看他的上市公司年报，贷款占的比重非常之小，他们更多的资金、融资是通过债券市场，发短融中票等等，这个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国银行业，商业银行才开始真正地触及利益和灵魂的变革才真正开始，那么它的方向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向、管理水平来确定自己的经营方针。从未来的趋势来看，比如说大家经常讨论的影子银行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似乎各个银行正在对付这件事儿，无外乎就是非标准理财进入资产负债比管理了，标准的就把它资产证券化掉，所以影子银行就是影子，影子就是看不见，那就把它看见、透明化就解决问题了，这种方向都在出现，这种创新过程当中，商业银行承担了主力。

　　你注意一下商业银行的创新产品在金融界是最多的一年大概有三万种左右，但是你看看资本市场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的产品相对来说比较少，就可以合理地推论，可能中国金融业的混业趋势正在发生，这个混业并不是说机构上的混，它是可能在产品上已经在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监管提出了很深刻的挑战，要求监管从过去的机构监管转向功能性监管，这个过程怎么加快，为什么能够加快？

　　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上海自贸区的这样一个设立，我想强调说，上海自贸区不是上海的，你注意它的名称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第一，它是中国的自贸区，第二，它是实验区。

　　我在八十年代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我管过深圳，我看到这种现象，我想这类似于八十年代的深圳，当时我们说深圳是一个小渔村，给了一个特殊政策，它是一个实验区，那时候你根本不能想象深圳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同样上海这个实验区，你现在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上海实验区的主要核心是什么？如果当年深圳是为中国的制造业引进了技术、引进了经验、引进了资金？我想特别强调引进经验这方面，要知道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是没有企业的。

　　我曾经配过一个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访问中国，当时到很多企业去看了一圈儿，回来问他说你的观感如何，他回到一句话说我们没有看到企业，他说那是工厂。过去中国的制造业是工厂，生产什么、怎么生产、赚不赚钱跟我无关，那是政府的指令。你现在才知道企业是一个自负盈亏的机构，你最重要的是提供产品和劳务，这是一个手段，但是通过这个手段你最重要的是实现你的财务目标，要实现你这个目标你是一个商业组织，商业组织就有治理机构。

　　就像我们刚才蔡主席一直在强调治理的问题，可是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治理为何物。那么你现在说企业治理中间有典型的董事会、管理层等等，可是你知道八十年代我们是一无所知。

　　如果说深圳当年是在这些方面，为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创造了经验，可以合理地推测，如果上海自贸区将在中国的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提升方面，会创造经验。我们现在短的是服务业，什么叫发展中国家，如果用GDP来讲，你会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基本相等，那么就是金融发育水平不够。

　　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实际上把服务业通过开放的手段能不能引进来？在这个过程中间，服务业的最重要的就是金融，那么它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的自由化，一定在那个区域就会率先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看到，我们说上海自贸区带有充分的，尤其是我们中欧是在上海，那么我觉得上海自贸区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充分的估计，其实我个人判断至少有三个意义。

　　第一，用开放来促改革。经常说这是第二次入世，为了适应这种国际规则，特别是说健硕政府的行政干预，不惜是通过人大通过条例，把很多法律在那后面了，现在是三个法，中外合资法、合作法、外商独资法跟文物法，我们预计还有很多东西会在那儿停着，那么这是开放促改革。前两天李克强总理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说，特别提到壮士断腕，我们认为这是断腕之举。

　　第二，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不仅仅是货物贸易，更多的是服务贸易，如果从服务贸易商说是服务业的开放和发展，这是中国的短板。那么上海会在这里率先进行产业升级，这个升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引领着全国的这样一个发展，更重要的请大家注意，上海是人民币的本币市场，如果服务业跟人民币的本币中心连在一起，它会是什么概念呢？你们特别注意到他的方案中间有一句话，叫一个市场、一个帐户，人民币率先在资本账户上使用，而且人民币国际化会进一步推进。

　　第三，上海自贸区也是中国努力融入世界的一种努力和表现，大家都知道现在自由贸易这个体制受到严重的冲击，而且这个是刚刚我们德意志的同行业提到，多哈会合和WTO机制都在受到一些影响，还有一些区域化、集团化的安排，比如说美国的TPP。

　　上海自贸区是努力象这样一种世界的潮流相接轨，使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广泛地融入世界。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次中美联合公报中间，对上海自贸区有一段表述，美方高度重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中方承诺加快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这是一个跟国际接轨的努力。

　　从这些努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刚才我们德意志的同行说得很好，未来10年中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出现一个新的潮流、出现一个新的气象。同时这些努力使我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以上海自贸区的这样一种实验，表明的是中国正在以更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那么改革开放的精神来稳定经济，那么希望是在一个告别两位数高速增长以后，在新的一个阶梯上可持续，那么这种正在付诸实施。

　　我们拭目以待，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

　　埃森哲中国肖少林：

　　您刚才谈到了银行改革，谈到了千行一面正在改变，我们看到这些改变目前发生在股份制银行以及更下的银行，您对国有四大行的改革有什么看法？

　　曹远征：

　　我想说也在改变，我所服务的这家银行正在改变，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在开始瘦身。

　　大家知道我们的银行因为在利率市场化以后，也发现是靠原有的经营模式不行的，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首先撤掉了三分之一，然后权利也可以下放，那么我们说这都是应对变革，其实我们发现一方面外面有利率市场化，一方面在金融业内部有互联网金融，在支付端和交易端发生挑战，变革正在发生。

　　社科院高贝提问：

　　我是对上海自贸区这块儿比较感兴趣，您提到了上海自贸区，我们知道它其实和贸易完全无关，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金融的改革，但是在中国发展到现在，中国能不能可能实行或者说利率、汇率的双轨制，这种离岸或者说在岸这种风险怎么防范，怎么建立一个防火墙，对这种监管层您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

　　曹远征：

　　你说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你所提的问题是一个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是不是有关？基本防范基本跟这四项有关。如果说你是从这个角度看，你会发现随着2009年7月开始，人民币开始跨境使用以来，这个问题发生变化，我们说三个问题。

　　问题一：资本项下能不能开放。

　　问题二：资本项下是否可兑换。

　　问题三：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能有一个自由竞争的汇率机制。

　　你会发现过去是在发展中国家遇到一个难题，是说我要形成一个自由的汇率体制，我资本项一定是开放的，而资本项开放就意味着本币对外币的全面可兑换，而本币对外币的全面可兑换，短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就难以控制，会引发很大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么发生的。

　　但是你人民币使用了以后，突然发现情况正在变化，你现在注意一下，在资本项下，人民币全部是开放的，对外币还是管制的，但是人民币是开放的。我们研究过，如果按IMF的43个资本项下的管制标准来看，大部分都放开了，目前中国政府有三个资本行为主体有十几管制的三个科目，一个就是外商投资需要审批，第二个就是中国居民不得对外负债，对外负债需要外债规模管理。第三个是中国资本市场不对外资开放，外资开放肯定有特殊的安排，比如说QFII，但是你注意一下这三个科目依然对外币保持管制，但是对人民币是开放的，是吧？外商投资人民币基金是鼓励的，他的条件要比外商投资外币基金要宽松很多，至少有一点，不必逐笔审批。

　　中国居民目前对外币的负债可能还有规模管理，但是对人民币的负债是大大地放款的，这就是你们深圳看到的前海试验，跨境人民币贷款，包括中国企业在海外发人民币债券。

　　那么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很不对外资开放，但是对人民币的开放步伐在加大，这就是你们

　　看到的人民币QFII。那么说中国资本项下本币已经实现了开放。

　　那么本币实现开放以后，这带来一个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突然发现资本项下的开放跟资本项下的可兑换两件事可以处理，从而减少风险。

　　那么你注意到，今年改革方案中间，他提的是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那么可兑换就是三个科目，逐渐是跟人民币条件一致就可兑换了，是吧？那么上海自贸区最核心的是给一个额度，这个额度只要你进入陆家嘴，然后你就自由使用，我不管你的用途限制，那么这就叫可兑换，是吧？如果这样可兑换，你刚刚提了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它不再是一个汇率问题，它变成一个利率问题了。那么你会注意到，一个货币要用国际实用的话，汇率对它不重要，利率对它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讲一个例子，美国人是没有汇率的，美国人是有利率的，汇率是你的问题，所以美国人经常说为什么你的货币要跟我的货币挂钩呢？

　　所以就是说这件事儿如果做开的话，上海的本币中心的地位就显现了，利率就变得非常之重要，也就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因为利率跟汇率是平价关系，利率的市场化变成一切金融活动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