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疲弱难题”纾解之道

　　“供给疲弱难题”纾解之道

　　文 | 本刊记者 孔志国 本刊特约记者 李瑜

　　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升级换代的交汇点上，适应国内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升级供给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是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换代，可以把这几个诉求连接在一起，是提升有效供给能力的关键。

　　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3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增速水平处于历年低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亦在2016年降至个位数，消费及投资需求放缓明显。与之对应的，是百万亿元的“不活跃货币”，似乎需求疲弱这事儿并不是“钱”的问题。带着这个疑惑，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黄志凌先生。黄首席认为，中国目前的需求疲软不是因为少钱，而是因为供给能力没跟上。发展高端制造业，可以在提升我国供给水平和能力的同时，增加投资需求，满足高品质的消费需求，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

　　“需求疲弱”背后是“供给疲弱”

　　《英大金融》：就宏观经济而言，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三大部分构成。根据常理分析，我国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理应处于一个高增长周期。可残酷的事实是，有关需求的交易数据过于“疲弱”。2012年以来，三大需求的实际交易数据皆呈下行走势。并且，以企业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为主的“不活跃货币”，超过160万亿元，相当一部分处于睡眠待唤醒状态，这意味着，巨大潜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有人戏言，我国需求结构早已升级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仍然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本世纪初状态，导致了这一尴尬现象的产生。难道，我国多年提振内需的努力效果不明显，确实要归咎于“供给”？

　　黄志凌：是这样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是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深层次矛盾形成的根源所在。

　　产品结构不能因时而动，或者品质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等原因，让人们无法消费、不敢消费，并进而选择“储币待购”、境外购买，从而出现了低端产品过剩与高端产品短缺，国内部分产品滞销与国外部分产品热销的市场反差。我国境外游在整个社会消费总额占比居高不下，前两年“到日本买马桶盖”风靡一时，都是供给结构升级缓慢、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抑制居民现实消费需求的鲜活例证。

　　《英大金融》：除了供给能力，在供给的方式方面，我们有没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黄志凌：原来我们还可以认为传统商业模式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即使在最大的购物中心，消费者想及时得到全部商品信息，全面比较同一类商品的质量、功能与价格，难度也很大，信息不对称，这就致使某些应该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的潜在消费需求被延宕、无视甚至压抑。现在，“电商”的普及，基本上化解了这一问题，最主要的症结还是我们自身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

　　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表现充分佐证了这一点。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口之所以差强人意，除了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人民币升值这样拿来说事的外因，难以言说、可能是更重要原因的“隐疾”是拿得出来的高端产品屈指可数。

　　现在，国际商品市场的流行色是“物美”压过“价廉”，如果产品质量与功能的竞争力很强，即使价格高，也有市场，如果产品质量与功能没有竞争力，价格低也不会有多大市场。苹果手机、好莱坞电影就是最好的说明。

　　但有研究指出，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中，60%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生产出口的，产品制造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方手中。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在80%以上，我国还不到50%。

　　《英大金融》：除了商业性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政府的政策和治理供给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黄志凌：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年阶段，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如果到位，能够有效推动居民消费逐步从耐用品向服务升级，从而拉动消费快速增长。这些年，虽然通过持续加大投入有所改善，但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总体水平仍然偏低，抑制了城乡居民相关消费需求以至公共消费需求。例如，由于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医疗、教育资源分布城乡不均衡，农村家电、汽车、网络、健康、文化等相关消费需求未能完全释放。

　　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一石三鸟”

　　《英大金融》：提升供给能力，要以什么为突破口，有没有一举多得或者四两拨千斤的思路？

　　黄志凌：有，高端装备制造。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升级换代的交汇点上，怎样适应国内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升级供给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是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因此，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换代，可以把这几个诉求连接在一起，应该说是提升有效供给能力的关键。

　　《英大金融》：国际上有成功实践或者样板吗？

　　黄志凌：放眼全球，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一直处于全面领先地位，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则在奋力追赶。

　　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23倍，在高端制造业的存量领域，美国企业构筑的“高边疆”是中国同行相当长时间内都难以逾越的壁垒。波音公司2012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817亿美元，储备订单价值达到3900亿美元，而下辖500家子公司、26家上市公司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2016年的营业收入仅为55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国还想进一步扩大优势，美国先后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并设立了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数字制造和设计创新中心等专门研发机构。身为全球制造业中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德国紧随美国之后，在2011年举行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了“工业4.0”的大体概念，在此后推出的《高技术战略2020》中更将“工业4.0”作为十大未来项目之一。

　　《英大金融》：从产业整体看，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是什么情况？

　　黄志凌：数据显示，我国近几年高端装备制造成就呈上升态势： 2013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比整体出口增速高1.98个百分点；201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3%，比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快5.3个百分点；2015年，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销售收入超过1万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0%；预计到2020年，高端装备制造业规模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占比将从现在的10%提高到25%。

　　但整体而言，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与美欧日有很大差距，成为国际竞争力的短板。与它们相比，高端产品特别是高精尖产品生产能力不足，不仅成为制约我国供给结构升级、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主要瓶颈，甚至已危及到国家经济安全。最近10年来，外资企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控制度不断上升，平均控制力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3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英大金融》：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已经时不我待，国家相关部门和企业该怎样应对和推动？

　　黄志凌：2015年6月份，国务院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但是，未来政策取向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组织实施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专项计划，集中国家优势资源，培育特色装备制造基地，发挥产业链辐射效应，提高重大技术装备成套能力，落实有关税收、补贴政策，在若干领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品种，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升级改造。如建立创新研究、产业孵化方面的支持基金，为相关企业上市创造宽松环境，引导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向高端装备制造及装备制造业升级领域倾斜，等等。

　　第三，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所需关键技术，提高产品生产能力和服务水平。推广先进工艺技术，推进制造过程信息处理、生产控制、资源管理、质量检测、环保处理等典型环节的流程化再造，搭建产业技术和创新服务共生性平台，为关键制造装备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便利。

　　第四，依托国家相关人才工程、计划，培养、引进装备制造业尖端人才、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高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在提升装备制造业人才国际化水准的同时，发挥企业、科研院所、高校、职业院校和其他培训机构的平台作用，增强人才的实用性和创造力。

　　第五，推动中国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所谓“优进”，就是从我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根据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有选择地向发达国家开放高端装备市场，积极引进短缺的材料、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所谓“优出”，就是不仅要出口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还要推动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通过中国企业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的全面竞争与合作，倒逼其不断提高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

　　《英大金融》：做到以上五点，我们会收获什么？

　　黄志凌：考虑制约有效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是装备技术水平低下，而一般制造业的装备技术水平又是由生产高端装备的基础制造业技术水平所决定的，所以只要产业政策方向明确，措施精准，高端制造业的甫兴将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解决当前投资方向迷惑、有效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二是经由产品创新唤起市场潜在消费需求，三是保持并增强出口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