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银行豪门恩怨

　　通商银行豪门恩怨

　　文 | 吴福明

　　在近代上海金融家群体中，杜月笙绝对是个另类。自1928年创办中汇银行，到1935年入主中国通商银行，至抗战前夕成为70余家金融机构的掌门人或高管。不到十年时间，文盲出身的青帮大佬杜月笙，黑百通吃，长袖善舞，成功“漂白”为上海滩一言九鼎的金融家。而奠定其“金融大亨”地位的正是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头衔。别看中国通商银行规模不大，但其出身“高贵”，在中国银行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银行。

　　甲午战争后，晚清重臣李鸿章的红人，洋务运动的主要“操盘手”盛宣怀奉旨“招商集股，合力兴办”。这家国人自己的第一家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张。该行招商股500万两，先收一半，股份构成中基本上来自盛宣怀的“朋友圈”。该行成立伊始即获得发钞权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业务盛极一时，一度有问鼎国家银行之势，但不久随着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与交通银行的问世，其国家银行的光环渐失。

　　盛去世后，通商银行的控股权落到盛宣怀的前大管家傅筱庵的手中，面对其时动荡的时局，傅筱庵把宝押在在北洋军阀孙传芳身上，用通商银行的资金暗助孙传芳。不料，因北伐军至，孙传芳出逃。1927年5月，傅筱庵被蒋介石以支持孙传芳、效忠北洋军阀的罪名下令通缉，于是逃往日本人殖民下的大连。只好求助酒肉朋友，海上闻人杜月笙。经过杜的一番活动，四年后通缉令撤销。傅筱庵为“感激”杜月笙，便推荐杜担任董事。杜月笙趁机“塞”进了一些自己人，其时银行保持收支平衡，并有盈余。杜月笙虽然只是该行的董事，但很快借助宋子文等官僚资本“上位”。

　　1935年上海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商银行风险陡增。此前呆滞放款比重大，一直是中国通商银行的一个致命伤。而此时傅筱庵又让银行花巨资建造大厦，资金链吃紧。此时有一个人对中国通商银行很感兴趣，他便是宋子文。

　　宋子文对傅筱庵侵吞盛家财产向来不平，于是他在幕后指使杜月笙等准备趁机吞并中国通商银行，而杜月笙更是求之不得。于是便给傅筱庵设下陷阱，诱使傅筱庵把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出让给宋子文弟弟宋子良的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

　　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连夜动工把大厦的金字掉换名称，引起外界纷传：中国通商银行连大厦也得出让了。此时中央银行对通商银行又处处刁难。杜月笙派人在外边大肆宣传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的消息，存户纷纷提款。在内外夹攻下，傅筱庵双手捧了通商银行资产负债清册，黯然离开。

　　杜月笙便以常务董事的身份出面维持，面对挤兑风潮，他让人在运钱时以帆布盖着车，露出一些真钞，帆布底下都是一捆捆废纸。卡车开到通商银行门前，在挤兑者众目睽睽下，门徒们将一捆捆钞票搬进去，同时，杜月笙又令门徒拿大把钞票，在通商银行装成存款的样子。他还召集烟、赌、娼各界老板开会，要他们不要赶这个热闹来添乱子。这些老板们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纷纷到通商银行存款。挤兑风潮随之渐息，中央银行随后向中国通商银行注资100万元，危机终得解除。

　　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推杜月笙为董事长，海上闻人借外力终于取得了这家身世显赫银行的控制权。杜实际上是官僚资本的“白手套”，在官僚资本吞并上海金融资本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之后，他更被推为中央银行的董事，在金融业内的地位达到顶峰。

　　1938年傅筱庵叛国投敌并就任伪上海市长，他对杜月笙抢走其地盘耿耿于怀，除图谋破坏留在上海的中国通商银行部分机构外，还对杜月笙控制下的中汇银行等金融机构下手。杜月笙派人警告，傅不得不暂时作罢。

　　此时，军统上海站负责人曾与傅筱庵联系，希望他为刺杀汪精卫提供便利，傅筱庵马上向日本人告密，军统上海站由此遭重创。蒋介石闻之对其渐生杀机，密令戴笠设法将其“制裁”。人在重庆的杜月笙遥控其在上海的门徒，暗中帮助军统策反并收买了傅筱庵身边的最亲信仆人兼厨师朱升源，1940年10月10日晚上，傅筱庵在熟睡之际，被朱升源用菜刀砍杀。随后朱在军统安排下逃往重庆，杜月笙派人安排了朱的生计问题。

　　1941年后，杜月笙在重庆等后方继续经营中国通商银行，业务颇有起色。抗战胜利后，该行存款一度回升，1946年杜月笙又因贷款给军统局的关系得益不少。

　　1947年，中国通商银行50周年大庆时，宋子文等政、商名流前来捧场。杜雄心勃勃，他在特刊号上祝愿中国通商银行“继往开来，靳求新生”，但在之后的两年间，该行购买的大量公债因法币崩溃在通货膨胀中化为乌有，其他资产也被官僚抽逃殆尽。

　　（作者系经济史博士，专注研究证券、土地金融及其文物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