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缚龙：要从区域的角度看产业园区建设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教授吴缚龙

　　新浪财经讯 2017中国（廊坊）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大会于6月11日在廊坊固安举行。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教授吴缚龙出席并发言。他表示，看新城的建设要具备区域的角度，这个趋势在中国现在非常明显。比如雄安新区的建设，这个新区的建设本身不是一个当地的区域，而是为了解决区域的问题，解决北京城市功能疏散的问题而设立的新区。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缚龙：谢谢主持人、谢谢贾市长，各位来宾早上好！刚才陆院士就中国的新城和新区发展做了详尽的介绍，尤其对发展的经验教训做了深刻的反思。今天我就想就新城或产业园区这样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反思，供大家参考和分享。我想特别指出中国的又是像新城又是像产业区这样特殊的空间类型，它的创新模式应该是如何，做一些简单的思考和汇报。

　　大家知道在大都市的区域里出现了新兴的产业和居住的综合体，这个现在不仅是在中国独有的，在世界的其他城市也有这种现象，但是跟中国的情况又不完全相同。类似的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在澳大利亚有这种所谓的封闭性的小区，也有在大都市区域边缘出现所谓的边际城市，但是这样的一些空间形态进中国的新城是不同的。我觉得中国的新城或者新区实际上是在管委会领导下，由开发公司组建的产业和居住的发展综合体，实际上它是跟传统的产业园区不太一样，它是从传统的产业园区向城市转换的中间类型，也就是中国的野城野区的类型。

　　从生产的视角这样空间的发展是有历史背景的，大家知道随着全球化生产的空间活动使在空间上可以出现流动，但是在大都市出现聚居，通过产业链出现新工业区，它是在后福特主义下出现了郊区发展的现象。服务业不光是在城市的中心地区，也可以向城市的边缘地区扩散。

　　我的前任Peter Hall教授为伦敦多中心的产业服务集群做了详细的研究，他指出在伦敦光有产业伦敦的核心地区集聚，同时在伦敦周边也形成了多种的小镇和城镇，所以居民的通勤不仅仅通向城市的核心区，也在周边的城市之间有通勤。这样就造成了新型的都市的区域结构，早在60年代，美国的地理学家Jean Gottmann就说将来的城市会连接起来形成都市联名区。另外地理学家Paul Knox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在大都市区域中间的集合体，出现了所谓后郊区化、边界城市，甚至于这些边界城市的边缘并不明显，大家可以叫他们做无边界城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大都市区域之间形成了广泛的联系；

　　简单的回顾一下中国城市郊区发展的历史阶段，大家知道在1949—1978年之间，郊区基本属于政府投资的产业空间，郊区作为生产空间以适应国家发展工业的战略需要，往往通过建立独立的工业卫生城，但是往往缺乏公共服务和设施，也缺乏人气。

　　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扩散，以及在郊区的住房建设，当时这些建设目的在于改善旧城的居住环境，安置中心城镇，而重建容纳搬迁的人口，这个郊区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动的，多数以政府支持的居住产业外迁为主，这种外迁往往是产业碎片式的单一功能的土地利用形式向外扩张，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出现了强劲的由产业区向新城发展的取向，尤其是发展具备综合的城市功能的郊区的增长节点，比如上海做了 “一城九镇”的规划，在北京东部规划了三座新城，出现了从单一制造业变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混合的结构，郊区的形象也从单一的工业卫星城努力的向宜居城市转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要看新城的建设就要具备区域的尺度，特别是大都市区域来看新城如何发展，尤其这个趋势在中国现在非常明显。

　　比如说上海九十年代，上海和周边城市竞争产业基地建设的时候，就出现了边缘的产业园区的建设。但是现在逐步逐步的这种产业园区的建设更具有区域的意义。

　　比如在北京建立的服务中心的通州的建设，就是把新城的建设放在北京整体的功能结构定位上来看，还有最近做的京津冀一体化，以及雄安新区的建设，这个新区的建设本身不是一个当地的区域，而是为了解决区域的问题，解决北京城市功能疏散的问题而设立的新区。

　　在学界对郊区新区发展的治理模式有三种模式，就是从市场、从政府以及从社区这样三种角色来看。

　　第一我觉得新区的建设，刚才乔主任介绍了，中国采取经济权力下放、政府的角色变换，用通过新商的办法来促进郊区的经济发展。比如说离这里不远的亦庄，当时在亦庄的地区划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它是隶属于北京市，而不是当地的亦庄镇。郊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市级政府在城市区域扩张的努力，另外通过城市的发展战略规划使得郊区或者新城发展的定位得到合法化和便于实施。同时郊区从市场角度来说又是资本积累的空间，大家昨天听到赵教授详细介绍中国土地财政的模式，这个土地财政的模式使得政府、新区能够迅速的集聚资金，形成了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力，地方政府同时也罢新区的建设通过包装和营销向投资者推荐。

　　新区的土地开发也是成为投融资平台最方便的形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区的建设实际是一种增长机器，是一种资本积累的手段。

　　另外，新区的建设也出现了一些门禁社区、门禁居住区，这些是跟中国居民的收入上升，对空间的品质有很高的要求，那么新区的建设往往提供了这种具有相对来说具有较高品质的空间有关，它起到了划分居住、消费群体的作用，而且往往通过开发商的打造，包装成特色的产品，整体的包装开发以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所以新区的建设有三种机制混合而成。

　　这样的模式和西方所谓“后郊区”化不完全相同，在北美就出现了从居住到产业，开始低密度的向郊区扩散，之后又出现所谓边际城市，提高密度。而中国实际是从产业园区+制造业开始，然后逐步的植入房地产开发，进一步引导居住和商业的功能，实现产城融合，这点在张江就比较明显，张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现在逐步逐步向科技城市方向发展。

　　所以现代产业园区面临很大的问题或者挑战就是如何向新城和城市治理模式来转化，向城市服务氛围转化，提高密度，加强用地的混合性，从世界工厂转化为创新和智慧的发展。但实际上要实现居住和就业的平衡非常困难，历史上英国的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设想，这就是一个居住和就业平衡的设想，就是说在大城市，因为工业的发展，有就业，但是环境居住很差，乡村环境很好但是缺少就业，他提出一个中间类型就是田园城市，既有田园风光但是又有就业，但是实施是比较困难的。

　　在中国也有一些类似的实验，比如像上海的临港曾经采用了田园城市的设想，但是如果看临港，它的城市新城和产业园区的距离还是相当远的，如果坐车要20—30分钟，这个尺度就像刚才陆院士讲的是非常大的，和当年所谓的田园城市构想尺度完全不同，往往在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非常集中，比如上海临港吸引了三一重工等等这样的企业，但是它的工人的居住实际还是非常困难的，他要到周边的小城镇去居住，像北京的亦庄产业功能就要到马驹桥等等农村的集镇去租房。

　　而且新镇、新城往往有非常复杂的治理结构，它要充分强调企业化治理和社会管理之间如何协同，临港新城早年建设就是由上海市政府所属的临港集团进行主体打造，但是在管理上面出现了很大的挑战，后来在改进的过程中把临港由市属转化为区管，同时在临港地区还有原来的南汇区所管的港城集团，所以它在城市的治理上就出现了非常大的挑战。

　　新城的建设比较成功，因为它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迅速的融资和开发的模式，比如无锡的新城。

　　但是要认识到新城新区实际是一个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园区，它还要有很多配套和相关的社会服务，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张江，他现在试图提高容积率，增加可达性和功能板块之间的联系。

　　同时我们在规划新城的时候有个误区，就是希望新城通过整体打造、整体包装，严格规划，实际上严格规划非常困难，一个城市有正规性的一方面，但是也有非正规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要保留一定的城市的自发的可能性，自发建设的能力和更新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来看现在比较成功的特色小镇或者是新兴的居住和产业的综合体，我的认识是这样的，这些小镇说它小其实很不小，实际上是有大型的城市工程，尤其是有主要的比较成功的企业跟政府联手打造的大型的城市工程。它貌似乡村，但是骨子里实际是城市，往往通过整体的城市规划形成了居住和的服务，它实际上是一种设计的郊区，是非常仔细的包装的郊区，同时体现了一个开发策略，集约、创新、绿色、协同等等这些策略，所以这个特色的小镇跟传统的乡镇实际上是很不同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特色小镇是城市研究的范畴，我们要进一步研究这个特色小镇的特点。

　　鉴于时间关系，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的发言。我们国内在世界工厂的模式下形成了郊区发展的特色，就是由廉价的土地供应提供产业空间，打开资本积累和循环的新机遇，促进了中心地区产业的升级，使得中心地区实现退二进三。

　　所以郊区也接纳了外来的产业投资，但是目前来说郊区面临的问题核心状况是产业需要升级成新城。这个产业升级新城不光是开发模式所需求的，也是治理形式所导致的。因为你要开发产业的话就需要一个外部环境。

　　大家知道虽然企业在城市的建设中间是很成功的，但是很多外部的环境不是一个产业企业所能打造的。这样就需要从园区的建设升级到新城的建设上，从土地融资模式上来说，传统的以工业为主的新区建设的融资模式也越来越困难，投融资的运作也需要载体，这样就需要居住和产业之间的融合，以便新区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动力，同时新区的发展需要加强社会的治理，要从社会到生活，都需要社会服务和管理，事实上也是如此，从单一园区的管委会模式或者纯粹的市场运作的模式，要向城市综合的经营治理模式转变。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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