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权力大转移 中国能避免历史覆辙吗？

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员黄仁伟

　　新浪财经讯 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的“上海论坛2017”于5月27日-29日在上海举行。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员黄仁伟出席并演讲。

　　黄仁伟表示，当前世界正在进行场权力转移，毫无疑问，中国是这场权力转移的主角，然而中国能否通过自身智慧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出现，世人仍对此有众多疑惑。他以“一带一路”举例称，“中国智慧”可以让中国避免德国、日本、苏联的失败，走出超越国家，超越历史，超越意识形态不同道路。

　　以下为演讲摘录：

　　黄仁伟：当今的21世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权力转移，这场权力转移不同于古代的王朝兴衰，也不同于新航路发现以后，东方财富向西方的转移，也不同于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不是一场世界霸权之争。

　　关于权力转移，大家都把目光对准了中国，认为中国是这场权力转移的主角，问题就是中国会不会在这场权力转移中重蹈历史的覆辙，重复历史的悲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没有答案，或者已经给了答案——中国会走德国、日本、苏联的老路。我今天想讲的是另一个答案，中国不会走这个老路，因为中国有“中国智慧”，“中国智慧”可以让中国避免历史悲剧，也可以让世界避免历史悲剧。

　　我用“一带一路”做个例子进行说明。

　　其实权力转移不完全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转移，最终是思想、观念、制度等软实力的权力转移，这是最深刻的权力转移，这是非常艰难的。其实在中国智慧中，最重要的是软实力权利的转移。

　　首先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带一路”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南北大运河。万里长城是中国最古老的军事防御的基础设施，南北大运河是中国古老的交通基础设施，这两大基础设施实际上确定了中国的国家结构，中国几千年的领土版图的结构。中国人了不起，2000年前就能建造这么伟大的工程。

　　“一带一路”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它和中国历史上的基础设施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中国曾经用长杉和运河把国内打通。现在我们要用“一带一路”把世界打通，它要影响今后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的历史。这么大的工程，其实在中国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揭示了——要想富先修路。一个国家要想富，一个村庄要想富都要先修路，基础设施是发展的先决条件。

　　实际上，中国在最近的20年时间里经历了一场基础设施革命。2000年以来，大概将近15年的时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远距离输变电、无线电的通信、港口、机场、全球定位系统，全套立体的基础设施网络等等。由于中国基础设施网络的完成，才有可能建立亚洲的基础设施，否则你说从蒙古到越南怎么走，哈萨克斯坦到东南亚怎么走。如果亚洲的基础设施网络能够建成，欧亚大陆的基础设施网络也可以建成。

　　中国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这个网络，在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大概要用3倍的时间，差不多40年到50年时间就能够实现欧亚大陆以至全球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第二点，中国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也就是说采取渐进的方法来实现巨大的战略目标。“一带一路”这个巨大的工程只能在一个一个具体的项目中实现，“一带一路”绝不是在一年两年，甚至于五年内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很多国家，包括国内的很多朋友都以为我们在三两年里面就可以完成“一带一路”，这完全是做梦，但你如果了解中国渐进主义的思想方法，就可以想到这样一个巨大工程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是可以完成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都是走的渐进式道路，最大最困难的任务都是用渐进的方法来完成的，而且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量力而行”，不主张一家包打天下。

　　现在“一带一路”早期收获的项目，实际上都是同当地国家具体的工程结合，但是随着“一带一路”项目越来越多的落地，它就会连成片，连成线，最后连成网。所以中国在“一带一路”中，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现在有几个重点地区，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所为，中巴走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哈萨克斯坦也有，这些大项目已经落地了，你在“一带一路”总体上看还是一个局部，但是已经给我们带来一种模式，就是“一带一路”和当地项目的结合，就是“一带一路”成功的路径。

　　第三，“一带一路”还会引起很多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关系的变化，大家也很担心，中国会不会用“一带一路”强迫谁做什么。你只要了解了中国的人际关系哲学，就不会担心这个问题。中国讲究的是两相相悦，就是说双方都自愿做这个事，所以“一带一路”的所有项目一定是双方，或者是三方，甚至于四方互相情愿的事情，有一方不情愿，我们也不会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带一路”不是政治工具，它完全是和当地发展结合的社会经济项目。所以中国的人际关系哲学，在“一带一路”里面是非常普遍的。

　　第四，要了解中国的秩序在“一带一路”当中怎么表现，对于现在的国际秩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纠偏作用。中国的秩序观其实有两个核心概念，就是仁政和王道。在中国的政治哲学当中，王道和仁政是两个正面的概念。中国在“一带一路”中一定会建立一种能够被别的国家接受的秩序。现在，世界都在讲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有多种模式，西方的全球治理就是要求各国接受西方的治理模式，这是前提条件，如果你不接受西方的治理方式或者是普世价值，那么你就不能在全球治理中取得合法性。

　　但中国的“一带一路”不设这种政治前提，所以“一带一路”同当地的制度，同当地的文化结合，以当地的制度和文化为主体，而不是用“一带一路”改变当地的制度和文化，这是我们的一种秩序观。

　　第五，当然“一带一路”还会遇到很多风险，所以中国政治当中还有一种概念叫由乱而治，“一带一路”的治理要和当地国家治理结合，安全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等等，我们不是看不到，很多人说你以为“一带一路”好弄吗？风险很多，我们现在天天在研究“一带一路”的风险，但是所有这些风险都是要靠当地的国家和人民参与治理，而不是用中国的力量，我帮你把这些都包下来。

　　比如说打击恐怖主义，这是某一个地区共同的任务，像中巴走廊，肯定会遇到恐怖主义的风险，但是我们在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和巴基斯坦合作，控制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风险，即巴基斯坦合作打击了恐怖主义，也推进了重要一环节。

　　中国秩序观还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对当代秩序纠偏。“一带一路”是一个包容、开放、多样性的发展过程，这个包容、多样性、开放的过程，在“一带一路”里面必须贯穿始终，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样性的文化，世界上所有大国里面，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是历史最悠久的，它是儒、道、士的结合，所以中国并不排斥任何文化，对任何文化都是接受的，中国有很长的专治制度，这种专治是存在，但是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在这种文化当中成立起来。所以有融乃大，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我们在“一带一路”中同样要体现这种文化。

　　第六，中国的天下观经常被人家贬低，认为中国的思想非常狭隘，认为自己是中心，四周都是环绕中国的，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过去确实是这样，但是天下观里面有许多合理的东西，天下观实际上指的是现代的中国要以世界，以人类为己任，这个“天下”超越了西方的地缘政治，超越了势力范围，超越了盟国体系这样的旧政治空间概念。所以这个天下观在现代的条件下，变得先进了，比盟国体系，比势力范围要先进很多。

　　我们通过“一带一路”把天下观这样一种空间概念变成了具体的，比如说利益结合点，网络的枢纽点，金融的中心，文化的中心，产业的梯度转移，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等，在天下观的空间里面都可以出现。如果用势力范围，用盟国体系，用地缘政治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七，中国的利益观也是超越西方以我为主的狭隘利益观，中国欲取之必先予之，你要想要一定要先给人家，对于最穷的人，我们只给不取，对于比较穷的人，我们多给少取，对于差不多发展水平的，我们可以先给后取，这都是益在前，利在后。所以“一带一路”也不是一个施舍，而是用市场方式运营，但是在运行中，我们讲益再讲利。我们不能搞以前的那种无偿援助，“一带一路”要可持续的话，必须益在前，利在后，益和利并行。

　　第八，中国是一个拥有很长历史的国家，所以在各种关系的处理中，有一套中国的战略文化，这种战略文化从春秋战国就开始存在了，形成了一种纵横捭阖的战略文化，中国战略文化非常丰富，比如说《三国演义》，中国的战略文化，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什么中国相对其他国家会少犯一些战略错误？要理解中国的战略文化。

　　第九，“一带一路”还要处理好临国和民族关系这样一些复杂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经验也非常多。可以说整个丝绸之路不管是路上、海上都是中国古代先驱们用古代外交手段，经济手段，文化手段，开辟出来的。我们屈指可数的人物都在“一带一路”上，张骞、玄奘、王昭君、郑和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大的外交家，国际活动家都是在丝绸之路上产生的，所以中国是非常善于处理周边和少数民族关系。

　　最后一个，中国的智慧就是和平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在《孙子兵法》里面充满这方面的机会，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之善智也等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能不用兵就不用兵，不到万不得已就不用兵”，这样的思想贯穿中国战略的指导思想，到现在为止，我们防御战略还是这样。

　　所以智慧的智也是知道的知，知道就是知己知彼，我们建设“一带一路”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知道各国的想法，也需要各国知道中国的想法，在这个互相知道的情况下，中国就产生一种超越国家，超越历史，超越意识形态的智慧，中国就不会重蹈覆辙，世界也不会重蹈20世纪的世界大战和冷战，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权力转移的中国答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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