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改善环境比GDP更重要 每年增加4%也能赶上美国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

　　新浪财经讯 “跨越2020：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3月2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出席并发言。其表示改善环境比GDP更加重要，在国家的层面必须要考虑到GDP不应该是增长的唯一目标，如果每年只增加4%也是不错的，可以赶上美国。如果我经济增长过快，但环境不好，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种经济是没法持续的。

　　以下为发言实录：

　　德怀特·珀金斯：今天早上大家都谈了很多，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张平也都谈到了很多的问题，我就很快的再给大家过一下，刘守英的报告不太一样，我也是非常喜欢他的报告，我主要是更多的关注于经济增长的一个框架。所有的国家都会出现经济下滑，人均的收入在每个国家都是差不多的，比较一致的，你可以看到，这是2000PPP、2015到现在的PPP走势。从一万到两万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他们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前，他们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

　　刚才张平也提到了原因，有一些是可以测量的，包括服务行业的变化，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的变化，中国比较独特，因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得非常快，即使是在工业化的时期，当时我们还是苏联式的这样一个经济体。还有从低效率到高效率的劳工转移，也就是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现在这些都已经结束，这些也是非常复杂的，也很难去进行一个测量。你必须要创新才能够成为高收入的国家，你不能够简单的去复制其他国家的策略，必须要有自己的这些技术，然后并且你要做出一些调整。所以说你必须要创新，然后你可能会发生一些错误。当然，现在我觉得没有人能想出一个具体的测量方式。

　　其实一切都是比较正常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下滑？当然这个下滑已经发生了，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下滑呢？这是最开始我想要解释清楚，其实我不知道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增速是什么样的，但是给大家提出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在美国所使用的增长核算的公式，可以看到不同的增长的来源。可能我的一些观点和张平和其他人不一定完全一样。

　　首先来看到中国增长的来源是什么？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经济的变革，在之后我们又有一些生产率滞后的问题，之后又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在最开始增长的这些时期，大部分的生产率的增长并不是来自于科技的创新，主要是来自于经济的改革。从1978-2005年这里的增长是非常快的，包括了一些市场机制的引入等等。那么在近年，尤其是在过去的四到五年，2016年的数据还没有，你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生产率的下滑，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刚刚张平先生所提到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因为中国现在的增长大部分，比如说69%的增长都是通过资本的形成来促进的，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问题。我会首先从全要素增长率开始谈起，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资本形成的问题，再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替代战略。刚刚卢迈也提到了一些替代的战略。

　　第一个是中国现在正在转型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更多的增长应该是由技术创新来推动，所以我在这个方面可能会比较乐观，中国在这个方面也会做得比较好，要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数据，报研发的支出的绝对数值，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是增长得非常的迅速。另外你也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些顶尖大学的质量和治学的标准在过去的两到三十年当中其实都是改善非常快的。其实之前这些大学都是做得并不太好，后来，这些顶尖的大学在全球的排名当中都得以迅速的提升。所以说在技术创新这个方面，我们的确是做得比较好，而且比起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都做得更加的出色。但是中国现在还是处于发展的阶段。

　　另外就是说生产率增长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改革，像市场经济的改革，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很难去衡量中国的改革进程有多快，我没有真正的测量过中国的改革进展，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议程是非常雄心勃勃的，包括金融行业和很多的其他行业。我们没有这种衡量的工具是因为很多的改革是在公司层面开展的。并不一定是政府主导的，当然有一些是政府主导的。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是在中国的一家银行做董事，那么他告诉我说在这个银行的各个公司的层面上，实际上改革进展已经比较快了，但是在政府的议程上还没有体现出来。

　　但是说到中国需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增长，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60项改革，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逐一的过一遍，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几项改革是国企改革，国企的竞争还是不足的。当然，对于大的国企的改革肯定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还有就是说需要有中国的法制建设，商业法，这些因素对于说在解决争端方面是非常有用的，而不是完全由中国的政府官员自己来决定怎么样解决争端，还有中国的反腐不管说把多少人关进了监狱，只要说增加监管，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利的话，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腐败。我比较有信心可以说的是中国当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是世界银行的一个排名，在这个排名上，显然中国排名是比较靠后的。

　　当时接受调查的这些人说在中国做生意是不是很容易，中国在这些项目上，排名都相对靠后，当然，这不能真正说明完全的问题。但是在很多的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比方说劳动力的年增长率，现在已经基本停滞了。但是，劳动力的素质是在提升的。教育程度也在上升，但是，劳动力的教育程度的上升速度也在下降，中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在这个高中阶段也接近了普及的水平，所以还有更多的人可以上大学。

　　所以说我觉得劳动力不会成为未来推动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更多还是依赖于生产率的提升。还有就是资本的回报率，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供给侧的改革，那么刚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说还是说要靠推动需求的增长来推动供给侧的改革。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我在很多的其他场合也都说过。就是首先关于资本的回报率，这是投资产生的资本的回报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79-1996年，基本到2000年左右，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比较高的。很多人都说，像我刚刚开始说中国经济放缓的时候，很多人说不会放缓，因为现在的资本回报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在过去的几年，尤其是过去的十年，资本回报率已经开始下降了。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比较快。而且未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继续的再依重于投资，这种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我觉得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事实。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在这一页是蓝色的，基本上达到了50%，这和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比都是与众不同的。

　　实话实说，我觉得对于投资大概是有多少是生产出口的产品，还是有多少生产消费品的等等，这个数据没有一个可靠的来源，但是，在中国的改革期间，实际上住房和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领域的投资是相当高的。以前的回报率是相对比较高，在六七十年代苏联的经济模式下最大的特点就是忽视住房。在俄罗斯很少通过政府的支出来建住房和交通的基础设施。那是因为六七十年代中国遵循苏联的模式，之后我们当然就增加了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这个空白还是相当大的。

　　那么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是世界领先的，中国的住房，平均在城市的三人家庭的居住面积已经达到一百平米左右了，所以未来还会继续投资住房，但是它的回报率会下降，未来的住房的投资应该主要是为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村的劳动力和农民工提供住房。但是，这一块不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另外，建更多的高速公路，很显然回报率已经下降了，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要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就需要找到新的投资标的，能够提供更高回报率的标的。或者是说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资本的回报率会继续的下降，如果说这个回报率降到8%、9%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可能只有2%了。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到政府还可以做很多的投资，不是为消费者服务，因为中国居民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比其他国家要低的，家庭的消费，对GDP的贡献也比较低，虽然说没有官方的数据那么低，但是和其他的国家相比是非常低的。这也是因为收入不足造成的，还有就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及收入的不平等造成的，因为大部分的收入都集中到了一些超级富豪的手中。要改变这个现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需要改革社保和福利的体系。所以未来人们觉得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花钱，现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问题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做法，在美国，现在是政府什么也没有做，我根本不想去美国可以做什么，但是，对中国来说，我们可以保持增长速度，5%如果说再来十年的话，我觉得这已经够好了。即便是4%的话，也比很多在同时期的国家，都好得多。未来通过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加大研发的投入，当然不知道增加研发投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至少可以把全要素的生产率进一步的提高，否则的话你TFP会进一步下降。

　　如果我们想要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话，我们就必须寻找回报率更高的一些投资。如果说我们政府依然把保持GDP的增长率作为首要目标，那么就必须寻找汇报更高的投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有一些替代的选择，我想大部分的嘉宾和在北京的居民，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改善北京的空气污染的状况，或者是说清理其他的地区的河流等等，那这会对大家的健康和经济的增长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南下移民到深圳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觉得我们认识是不足的，十天前我在清华大学和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个化学的污染物现在导致了北京污染的主要的原因，未来如果说化学的物品可以治理好，未来可能会有胺或者是西伯利亚的风等等的问题，北京的污染比较复杂，但是我觉得把环境清理好可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

　　我们关注改善环境能够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对GDP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建立油气的管道，这样的一些投资，比如说关闭矿山会降低投资，GDP可能会降低，如果能够改善雾霾，这也是一个成本，总的一个结论是所有的替代性的战略，其实就是不要那么重视GDP，不要强调GDP的重要性。因为中国的GDP其实只是我们增长目标的一部分，改善环境，让环境更加的宜居，我想应该是占据一个更加重要的社会的影响的地位。并且政治的影响力也会更大，我想应该比GDP更加重要。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两个目标，我知道地方的政府的GDP已经不再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了，在国家的层面我们必须要考虑到GDP不应该是增长的唯一目标，如果每年只增加4%也是不错的，可以赶上美国，因为现在美国才2%，欧洲就更慢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快，但是确实我们的环境不好，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也是没有办法持续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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