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总想给政府提具体建议 但理论工具更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新浪财经讯 “跨越2020：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3月2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发言。他表示现在各种论坛总是想给政府提一些建议，具体怎么做的建议这很好，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还是需要提供一些理论工具，理论工具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给人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一种思路和方法。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世锦：各位早上好，我再次向各位出席今天早上的会议表示感谢，特别是刚才卢迈秘书长说到几位国际上顶级的经济学家，这次我们搭便车过来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想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理论色彩比较浓一点的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设立的博智宏观论坛，可能在座的很多人都参加过，这个论坛是以长期增长的框架来分析短期的经济形式，大体上一个月开一次会，一个月讨论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一个月讨论短期的宏观经济形势问题。借这次机会请几位经济学家一起来，今天的会议也算是我们博智论坛的理论讨论会。

　　我首先说一点困惑，中国经济在过去七年时间处在一个回调的状态，从一个长期增长的角度，无论是中国的长期增长，还是全球范围内的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就怎么在理论上来解释这样一个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不清楚就导致了在中国国内、包括国际上，对中国发生的变化到底怎么解释。有很多的不同意见，有很大的分歧，很难达成共识。目前的无论发展经济学还是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目前发展的变化，没有得到公认的，或者是认同度比较高的分析框架。中国国内对过去七年时间中国经济的回调大概有这么几种看法，一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内宏观经济的框架来进行解释，认为中国发生的变化是一种短期的，周期性的波动。但是，这种解释是很乏力的，因为中国已经有10%左右的增长现在落到7%以下，而且已经回调了六年了，所以短期这种宏观经济波动的框架很难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经济的回调受到国际经济2008年以后的金融危机受得到影响，所以国际上不好，我们也不好，但是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为什么？一个很简单的历史事实，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中国实施了一些反危机的措施以后，2009年，2010年中国增长速度又回到了10%。第三种解释是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趋同论来进行解释，所以有一些人也提出说中国现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美国的20%，所以中国经济还可以有8%，7%的增长速度，再增长上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这种非常乐观的估计，大家感觉到距离我们的现实太远了，中国增长速度实际上在减速，而不是在加速，另外从发达经济体的其他后发国家的增长历史来看，也不是这么一个过程，也是一段高速增长以后有一个减速的过程。

　　那么，我本人和我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们有一个研究团队，在过去七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是增长方式的转换，认为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当然我们做这个研究首先还是基于国际上的历史经验，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他们的人均GDP达到一万一千国际元，我们用麦蒂森的分析方法数据集，达到这个点的时候，无一例外出现回落，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个现象，以后我们也做一些理论上的解释，比如说供给角度来讲我们会看到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等等。但是我们特别强调需求侧的变化，从整个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到了这个点的时候，都出现了历史需求的峰值。就是无论从当年的需求总量，或者是说需求的增长速度来讲的话，都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最高值。

　　我们感觉到这个还是有长期的技术因素和消费偏好来决定的，就是说我们大概沿着这一套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最近几年的变化，所以，我是想今天刚好几位国际上顶级的经济学家都在这，我们想请教一块儿来讨论，我们心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这里想提出五个问题，我希望在今天的会上，我估计会涉及到，但是也不可能都展开讨论，但是我以为这几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我只是提出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后发经济体如果是成功的，中国应该也算是比较成功的，前面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以后，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增长速度的回落，当然了，对那些不成功的经济体来讲，这个可能会更多一点，有些落入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他们在一些更早的时间的回落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对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来讲，对于中国来讲，过去七年时间是一个回落，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期，但是中速增长期的下一步的增长动力的来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它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最近几年我们的研究感觉到在增长的长历史的过程中来讲，实际上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最早的一个点是所谓的起飞，就是说由一种落后的状态开始起飞，起飞起来以后，是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然后在某一个点上就开始回落了，有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时候这又是一个点，然后又会持续一段时间，再转入低速增长，就跟现在的成熟经济体的状况差不多，有这么几个很关键的点。这几个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影响的因素是什么？这是大概我们将来需要形成一套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要考虑的重要的因素。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是一个由26个一千万以上人口，其中三个是将近1亿人口这样的一个省级行政区组成的超大型经济体，内部已经形成了统一市场。尽管这个市场还不完善，但是是否存在着超出一般的规模经济性，就是说中国有一种特别大的规模经济性，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特殊的动力。

　　中国经济内部的不平衡性，不仅在省份之间，而且在一个省之内，这种不平衡性都是很突出的，是否提供了一种特有的经济的互补性和对冲能力。你比如说中国一个产业的成长，可以在同样的一个市场中找到不同阶段的需求。或者是说当中国的一个地区出现麻烦，甚至是危机的时候，有必要大的对冲能力。其实中国最近几年会看到东北地区经济下的幅度很大。但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像广东的这些地方增长相当不错，实际上形成一个很好的对冲。这是如何来进行解释。再一个是中国像重化工业集中的地区和高密集产业也有一个比较。

　　另外是是不是经济起飞和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东亚经济体基本上是出口导向型的，中国是加入WTO以后才有持续高速增长的时间。另外就是这个比较优势是如何变化的，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降低，现在正在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形成新的比较优势需要什么条件。

　　第四个问题是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中国来讲是比较突出的。对于一个后发的经济体来讲，在多大程度上它有利于，或者是有害与经济增长，可能也不完全是有害的，某些时候可能是有利的，但是一个均衡点在什么地方？特别是目前接近高收入阶段的时候，这种不平衡，如何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影响增长潜力。所以中国下一步如何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性。

　　第五个问题是后发经济体的政府如果在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上能够获得更多的经验教训和信息，就是说它有一种后发的信息优势，什么条件下能够发挥一种积极的作用。中国特有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是政府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又有一些什么特殊之处，如何区分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不同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宏观调控者，但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以下的，市一级，县一级，甚至是区、乡，甚至是中国生产的农村一级的政府，更多的时候像市场的参与者，他们在相互竞争。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这种相互关系各自是要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如何来进行解释。

　　时间的关系我不说了。我只是提出这五个问题，我想大家的脑子里可能有五十个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所以我想今天的会议时间也不多，我只是想我们的注意力能不能朝着这个方面集中。

　　我最后想再说一点，就是我们各种论坛，总是想给政府提一些建议，这很好，比如说具体做的建议。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还是需要提供一些理论工具，理论工具是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给他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一种思路和方法，我觉得这个也是同样的很重要，我们理论上需要一些东西，这是大概我们今天开这个会的初衷。我稍微多罗嗦几句，抱歉了，我是想今天讨论能不能更多的关注相关的问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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