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迈：城市化是解决中国社会收入差别的重大因素

　　新浪财经讯 长安讲坛（第306期）于2016年11月17日在清华大学开讲，论坛特邀专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出席发表题为“社会公平与儿童发展”的演讲。

　　卢迈称，中国老百姓对于公平实际上是比较敏感的，数据分析表明，在中国大体上10%还要多的人，对自己生活情况很满意，大概33%的人对自己生活比较满意，40%左右的人认为自己生活的一般，那么还有10%左右的人对自己生活的情况不满意，这和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其表示公平的核心问题不只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它包括财富，包括就业，机会，包括教育水平教育资源，包括健康，包括社会保障和财政。

　　他也指出，中国政府不是无所作为，对于不平等状况恶化，以及现在居于高位的社会不平等已经有了很清醒的认识。比如说对经济体制改革就提出来了，要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国儿童的贫困率高于成人的贫困率。为解决这个问题，卢迈建议从儿童阶段开始投资人力资本，对儿童的营养和教育进行全程全面干预，干预越早，成效越显著。从孕期一直到就业对贫困地区的儿童全程地持续地关心，重点干预，给他们创造机会来缩小和城市儿童的差距，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公平。

　　最后，卢迈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实现社会公平需要综合性的措施，包括多维的扶贫脱贫政策，在城市化过程中缩小城乡差距，建立长效机制反腐，完善社会福利体系等举措。

　　以下为演讲摘编

　　卢迈：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到清华经管学院来参加《长安讲坛》，我有一个自私的目的，如果在座的同学中有人对社会组织，公益组织的工作有兴趣的，有应届的毕业生如果想找工作的话，我希望今天就算是一个招聘介绍。

　　社会公平问题这十多年来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关注，在这个之前世界的浪潮是往另外一边拐的，往右转的，全球化的发展势不可当，原来撒切尔、里根引导的革命产生的经济增长，带来财富增加这样的一些好处。但是人们开始注意到它的副作用的时候，那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有学者认真分析收入分配的情况。

　　最近美国和欧洲先后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件，一个是英国脱欧，一个是美国总统大选，都说明了这个社会当两极分化以后民众会有一种诉求，这两次的公投或者是选举都是50%的人选择了另外一方，几乎是不计后果地愿意尝试一下新的东西。经济学家们集体站出来反对脱欧，企业家出来呼吁，后果非常严重。

　　美国同样，企业家们组织起来试图来挡住，政党还有媒体集体行动，但是挡不住那50%的人，为什么？这是说他们在目前整个的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这50%的人他们是受损的。如果一个社会有50%的人认为自己受了损，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做出改变，我们对这种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进一步的研究。

　　所以第一个讨论一下关于社会公平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要想争取社会更加公平，我们能够做什么？人类社会一直在做这个尝试，在做这种努力，我们学习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在本国内开展了实践，我们认为儿童发展，尤其是儿童早期发展是促使社会更加公平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它不是唯一的途径，但它可以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的试验提出一些看法，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想讲这样的四方面，一是不平等的现实与反思。二是当我们说不平等的时候，我们心目中的平等公平究竟是什么含义，这需要澄清一下，没有人说我不主张社会公平，都主张社会公平，很多人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一种公平的状况？这个概念是很不一样的。三是市场经济下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是什么，可能的选项是什么。最后讲讲我们认为的一种途径它是不是可行。

　　不平等的现象与反思

　　我讲第一个问题是不平等的现实与反思。这方面最近的文献、数据资料很多，我们简单过一下。

　　比如说，福布斯统计的全球一万名富翁的数据显示，其中有1810名亿万富翁，所占资产的数量那是相当惊人。他们的财富在迅速增长，新兴市场国家1%的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都是往上走的，只有少数的人，1%的人口的收入占比不断上升。

　　数据统计全球最富有的80名富豪，他们的财富等于全球最贫穷的35亿人财富的总和。而2010年是388名亿万富翁的财富相当于一半人口财富的总和，所以财富是越来越集中了。这是根据美国选举以后产生的情况，有人做的分析。

　　就业的比例也在发生变化，中产受着挤压，比例在减少，要么去到高收入的那些机构去，例如华尔街金融，要么去低端的。属于中等收入的群体，他们的就业，他们的工作岗位受到了挤压，而且这个社会的底层的这一部分，底层四分之一的这些人他们的收入也没有在增长。

　　这是国际上的情况，财富在向少部分人手里集中，大部分人没有得到好处，他们在就业也受到威胁，工资也没有增长。

　　中国的情况，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和发达国家的情况还是不一样。总体来说，我们的贫困人口情况有所改善，脱贫的人数非常多，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整个收入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一看这个情况。

　　这个好处指的是我们的贫困县，按照现在差不多1.9美元的标准，2015年农村贫困人员是5575万，当时的标准线每年收入2855元，这个数字应该说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贫困人口还是在下降的。

　　但是在低收入人口情况有所改善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的收入差距却是非常大的。这个数字开始于2003年，大家知道1980年我们国家的这个基尼系数是多少？1978年的时候据说是经济学的推算是0.18，1980年的时候也是一个推算是0.20，所以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当平均的一个社会。我在工厂你拿38块钱，那么厂长他也就60多块钱，差不了多少，但是就在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创造了大量财富，同时也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收入的差距。

　　中国经济发展全球最快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全球最快

　　斯蒂文教授曾经说，中国基尼系数上升的速度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在短短的三十年间，我们平时爱说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最快的，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世界最快的。好在从2008年、2009年以来，这个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有所遏制，收入差距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是有所缩小的。

　　但是这种情况有人不太赞成。学者里头有几个调查，王小鲁老师有一个，西南财大有一个，北京大学外聘教授，谢宇教授也做了一个，大体上都认为统计局这次有点低估。王小鲁的这个根据，就是他做了一个推算，说大量的灰色收入没有计算在内，其中包括腐败，公共资金管理存在漏洞，社会体系的健全，资本主义市场管理不善，垄断收入性收入不合理等等。

　　这个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因为咱们中国存在着比较大的灰色收入的地带，还存在着腐败，但是我们和世界银行交流，他们就讲各国的情况都差不多，美国的情况可能好一点，他们的税收体系比较完善，在拉美也存在对高收入群，他的收入统计不完全这样的情况。那么跟他相反的一面，就是各个地方的物价水平不一样，所以在统计收入的时候，同样的收入和物价要做一个调整，拉美做了，我们国家他们也在做了调整，但是这些属于技术性的我们在这就不讨论了。

　　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世界银行用了一个数字，当年中国大概是0.42，美国是0.45，阿根廷是0.46，英国是0.40，俄罗斯是0.42，法国是0.33，德国是0.27，丹麦是0.25，也就是说北欧国家，还有日本等发达国家，他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比较健全，他们的社会政策执行的比较好。在经过再分配以后他们的收入分配差距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数字当时还是让我们有点惊讶，就是我们比美国在这方面还要差。

　　中国老百姓对公平实际上比较敏感 其中知识分子更敏感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中国收入差距的比较，这个收入差距的大小跟人们的感受是有关系的。有的国家收入差距即使大一点，比如说拉丁美洲，但是他们也还能接受，一直到5点多，当然政府要采取平民主义的政策也要做很多事，但是那些国家对于这个收入的差距接受的程度会高一点。而中国由于历史的传统，以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实践，老百姓对于公平实际上是比较敏感的，而认为不公平的，知识分子里边对这方面认识的更多。

　　我们用了社科院的数字，认为不公平或者是不太公平的达到三分之二的人。女性对这个不公平感受更强烈，年龄越大对于社会公平反而还认为好一点。

　　那么社会公平感和受教育程度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于对于现代社会公平这样的人数越少，比如高校学生给出的这个数字。不同职业群体里面农民和私人企业主，他认为存在着自由的选择，他们反而认为公平程度比较高，而下岗失业的人和管理人员正好相反。

　　我们基金会包括50人论坛吴晓灵老师做了一个居民满意度的调查。民生指数有一个组成部分，各国都说GDP不能体现国家的发展水平，所以各国都在寻找新的办法，那么吴晓灵同志带领一个团队做了关于民生指数的分析，我们基金会出资资助了，并且帮助做了组织工作。由于这个研究很重要，从2013年起这个项目转移到国务院发展中心由财政部直接出钱来做。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它做了一个满意度的调查，样板量挺大，也是四五万份的调查，也是由国家统计局做的，所以这么大量的一个调查在咱们国内，平常大家不太说，但是可以作为决策依据的东西。对于自己生活的满意度，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的是非常不满意，然后比较不满意，接着是一般的，再下面是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

　　大体上10%还多的人，对自己生活情况很满意，大概33%的人对自己生活比较满意，40%左右的人认为自己生活的一般，那么还有10%左右的人对自己生活的情况不满意。

　　不满意群体对社会公平、对于社会的状况他们有比较强烈的意见，尤其是那个非常不满意的部分。这个调查的结果有一条有意思，就是它是相当分散的，在全国地域范围内是相当分散。原因也不集中，但是大体有这样的特点。离婚的人群不满意的多一些，下岗人群不满意的多一些，男性多于女性，中年人会比较不满意，老年人像我们这样的岁数是满意的多一些，这也算比较有意思。

　　从数量上来讲，跟别的国家交流，说有10%的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而且中国在其他的几个调查中，中国和巴西对自己生活满意是比较高的，认为改善的也是比较高的，和这个调查是一致的。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13亿人，如果有一亿三千万人对生活不满意，有两千六百万人很不满意，就有一点危险了。

　　可以看到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有点糟糕的就是2015年的情况有点下降，据说最新的数据，2016年出来的话情况又在反转，但总的来说对于未来有信心的人占了三分之二还强，他觉得未来会更好。这是对满意程度，对各个方面公共服务的看法。

　　不平等的代价很大

　　对不平等状况的全球性反思，这个问题这些年应该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我在2013年见斯蒂文，他会说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经济学不研究这个问题了，就是收入平等的问题，他很快就出了书，这个书也有中文版《不平等的代价》，他认为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他说市场的优点本应是它的效率，但是现在的市场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即便现在是有效率的，市场也会造成高度不平等，从而给人不公平的感觉，而我们为超大不公平付出高额代价，不仅是增长放慢和GDP降低，甚至还有更多的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和公平的社会将来也像市场那样运行（竞争性多，掠夺性少），并且能调整市场的过度行为。这是斯蒂文教授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有道理的，要有政府发挥作用。这里讨论就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讨论市场和政府之间匹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通用的还是《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非常有意思，这么大本大量的数据事实，但是这本书是摆在超市的书店，机场的书店里头，就是它是作为一种给大众看，买的人不少，所以这也应该说是引起各方高度观众的一本书。

　　那么皮克迪的研究说明关于工业国家财富积累，以及经济成长的统计数据，显示资本创造的所得成长率是经济成长率的好几倍，以至于工资成长率鲜少超过经济增长率。当然说的过程不是一条直线这样下来的，二战以后尤其六十年代的情况都是在好转的。

　　但是他说以近30年的情况，资本的年报酬率达到4%，或者5%，而经济年成长率仅1.5%左右，因而扩大了贫富差距。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资本收入在上升，里面指出由于70年代以来，所做的税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富人的，比如说劳动所得税。美国是由39.6%下降35%，减了4.6%，但是股息是由39.6%下降到15%，而且遗产税是取消了，所以宏观的经济政策是有利于富人，有利于他们积累财产。我们现在知道美国候任总统也在做进一步给资本减税，使他们增加这方面的投资，能使穷人最终能就业，能得到好处，产生滴漏的现象。

　　海克曼教授专门分析了美国的平等，他对这个提出了一个分析，不断上升的不平等现象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不平等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家庭和社会和国家，在一个儿童方面的投资是以5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而在发展中国家只是几千美元的数据。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差异在后来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判断。

　　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的研究员阿特金森爵士他做了这方面的分析，他指出富人不仅在市场上获益，还靠影响政府政策获得长期收益，政府在影响全球化收入分配、科技进步方面也很重要。比如说税收政策，川普是很聪明的，四次用破产逃避了还债，最终他也没有公布他的税单，而且估计以后也不会公布，因为他得到了不少返还，所以实际上他付的税肯定是很少的。那么现在他上来以后会进一步地这样做，美国的两极分化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他认为政府应该影响科技研究的方向，更多地帮助劳工，对贫穷者进行教育培训，更多由公共部门提供就业等等。

　　牛津大学的教授现在关心技术革命产生的影响，他和海格曼在这方面有一致的地方，我们最近参加一些研讨会，国外都在讨论，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使得未来，比如说汽车司机，还有很多低端的就业岗位会在未来十年里头失去，那么这样一个很大的人群他们的就业怎么解决？这是要和我们中国来讨论的，我们现在还顾不上对于出租车司机未来就业的担心，我们还有大量的农民工需要操心呢。

　　市场经济是不是不讲道德？

　　中国政府不是无所作为，对于不平等状况恶化，以及现在我们居于高位社会不平等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比如说对经济体制改革就提出来了，要有一个市场要发挥作用，同时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要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这个反思中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差距是不是合理的？什么程度的差距是合理的？市场经济是不是不讲道德？穷人之所以穷是不是因为自身懒惰？

　　第二个大问题，我们想说什么是公平？怎么算公平？公平的意义又是什么？

　　关于公平的概念，我们在2005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ENDP合作写的《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分析中国社会公平的状况。这个报告由好几位顶级大腕参加，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公平”这个词，中国平常用“平等”，但是在英文中Equality，它是对客观的分配结果和分配状况的描述。

　　第二个是“正义”，包括合理性的内容，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平等只是一个度量，正义含有这个意思，公平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是用正义原则对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的价值判断。

　　中国在翻译平等、公平的时候，这个平等的含义有双重的，一方面既是度量，另一方面本身也含有价值判断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很多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关于平等的概念和公平的概念来交替着使用。

　　那么平等和效率由于我们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到这样的冲突，我们现在大家对于拆迁都会很反感，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做到了极致，那就是日本东京机场。有这样一个案例，它有一块地，地的农场主说我就不交出来，我就不卖，三十年里这个机场没有办法扩大，虽然日本东京很大，但是机场的跑道就是修不起来，然后直到他去世，他儿子才把那块地卖了。

　　法律上日本人说，我们的法律也规定为了公共利益是可以要征收的，但是实际上做不到，所以他很羡慕中国。日本东京有一条路，我忘记是在哪了，离市中心很近的，要修通这条路，也是有一个地主放弃，这条路就是修不成，一直到最后老人去世。我们是不是要这种？对于自由产权的彻底保护，损害了航空效率，交通效率。

　　那么这个平等和这个效率之间它是有冲突性的，当然它也是有互补性，如果做得好，比如说丹麦社会福利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北欧的经济是很典型的，它的个人收入一交税就交50%，然后再加上消费税，大概70%的钱回到政府那里了，政府从摇篮到坟墓都管起来了。

　　北欧人是不会赞成放弃他们的福利制度，他们愿意多交一点保持我现在的状况，当然北欧国家也在改革，他们在改革养老金制度，也搞了个人帐户，在改革事业保险，但是在大的框架下他们还延续了原来模式，而他们取得的经济增长在欧洲还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讨论公平与效率还需要考虑公平与自由，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愿意的，知识分子最讨厌说对自由的干预。那么这里有马克思，有其他的经济学大家的一些判断。

　　这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个分析框架，公平的核心问题不只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它包括财富，包括就业，机会，包括教育水平教育资源，包括健康，包括社会保障和财政。

　　中国的财富分配和住房改革有密切关系，住房改革以后手里财富的分配差距一下拉得很大，社科院赵教授他们在这方面有调查，中国的土地制度就应该私有化，但是如果把土地制度作为一个变量来考核，土地制度是对于中国农村财富平等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那么在说的这些以外，我们就说说各种不同的公平观，我们说应该怎么衡量，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些宏观因素对它产生了这样的影响等等。我们要公平，但是我们要什么样的公平？比如我们清华大学可不可以说我们设立一些名额专门就给贫困地区，这是一种公平。当然在美国，当大学设定了这样一个限额的时候，给黑人，给其他少数主义，受损的就是华人和亚洲人。

　　我们在追求什么样的公平？

　　那么什么是公平？我们追求什么样的公平？这个在理论上大概有很多说法，其中有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这个影响比较大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的公平观，它主张以结果作为判断标准，看它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强调一个社会整体效果的最大化。如果仔细想想我们的很多主张，把蛋糕做大大家都能改善，前一段我们也确实这样做的，这很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整个效益最大化，这个对不对呢？我们能不能接受呢？边沁主张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合理性。

　　最大多数人，首先还是考虑的是一个整体，然后考虑了蛋糕做到最大。那么第二，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有这样一个大的价值判断。

　　但是他的这个说法里面有一些东西不太容易衡量，比如说效率，另外一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是它会用总体的利益来压迫少数，不顾个体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要特别防止的。

　　边沁大家都知道，他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当时正在工业化时期，英国有很多乞丐，有两种人感觉不好受，一种是心软的，一种是心肠比较硬的，但是看到乞丐在那里也是不舒服。边沁有一个方法，他说要设立救济医院，他主张这些人就要把乞丐抓起来送到救济医院里，这些乞丐就可以在这领到20先令，这20先令设立一个帐户，然后这些人要在这个里边，要干好活把这20先令还了，把自己救济的费用还了。

　　再一个是平均主义公平观，它对于个人的收入、财富平等分配，强调消除等级和差异，现在这种方法在世界上还有少数地方在实施，比如像中国的少数仍然保持公社制度这样的村庄，在以色列工厂一些财产都是集体的，你吃饭在食堂，衣服领取，给你一点钱作为零花，这些人是北欧移民，占人口2%，但是以色列空军占20%，是代表带有强烈社会主义理想的一批人。

　　所以平均主义公平观，相信人人生而平等，要平均分配，仍然是在一些地方存在，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是这种公平观忽视人的偏好差异，它不能解决激励，不能解决效率方面的问题，所以作为现代这样一个阶段，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刚刚满足，比如说中国，还面临着很多各种需要，必要的需求还需要满足的时候，平均主义公平观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康德的公平观是比较有益的，他说人作为人，你自己要作为你自己，所以公平对待别人本身就是你人生尊严的一种体现，所以他把正义的原则说成是绝对命令，所谓绝对命令就是根据作为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存在的人的本质而适用于一个人的行动原则。这个说起来比较绕嘴。但是他强调道德令法应把人体现为自由而平等的有理性的存在，这种条件下得到一致的赞同。你是人就应该尊重别人，大家都是平等，在康德社会公平是一个绝对命令。

　　亚当斯密对公平正义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大家都知道市场竞争，有一次我在干部培训的时候把这段话念出来问他们谁说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

　　在中国现在比较有市场的，像诺齐克，他是主张自由至上的主义公正观，他们认为财产全等各项权利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政府应减少干预，让自由市场进行自发调节。这里有一段特别明确的说法，说任何企图带来更大经济平等的尝试都注定是有压迫性，并且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有害的。社会公正要做点事的话就是干预了自由市场，就是对别人的压迫，就是有害。它的产生有它的原因，就是苏联东欧当时的实践产生了他这样一种极端的判断。这种极端的判断也有一套推理，初始的分配就是神圣的有理的，任何对它的侵犯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原来占有的就是合理的，然后依据这个占有继续地发展都是合理，不存在任何转变的情况的必要。

　　所以这种极端的看法我觉得如果要是把他的东西都拿出来看的话，大部分人是不会赞同的。

　　再一种就是哈佛大学教授，前两年去世的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我们同学都应该注意到他说的，两个原则，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广泛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平等的自由原则。二是机会平等，若不平等则必须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差异原则。如果有什么不平等，首先要对弱势群体有利。

　　这是我们国家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十八大报告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后面讲中国梦的时候就特别做了强调。

　　介绍了这些以后，我们说一说我们自己。公平正义是一个价值需求，如果做不到这条，它会破坏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再严重一点会导致社会冲突，侵蚀社会团结，而且从社会方面会影响到经济结构的失衡，人力资本的浪费。所以社会公平本身是有着直接的社会意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

　　这个世行曾经做过关于社会和谐的指数，社会越团结，社会本身发展越好，人们的幸福感越强。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人、英国人50%的人很愤怒，中国现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怨气，怒气，随时随地地表现在为点小事就会大大出手，在微信微博上就大骂出口。那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在权利平等的前提下承认社会有所差别

　　我们基金会考虑了这些主张以后我们当时确定了这样的原则，罗尔斯的主张很有道理但是不全面，我们大概确定了这样几条。

　　第一是权利必须平等，尤其是政府权利必须平等。过去最不平等的时候是农村人口选举人大代表，它的比例和城市人口还是不一样的，现在都统一起来了。

　　第二条要讲机会平等，经济机会要平等开放，社会机会要平等开放，过去分配，谁有关系谁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对待，现在我们起码在表面上我们做到了平等，说大家都有机会，可是实际上由于大家的关系，社会交往的能力不同，所以还是不平等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再加上腐败那就更糟糕了。

　　三是生存权和基本保障。我们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每个人都都有生存的权利。

　　四是主体性和参与，每个人都有政治上参与的权利，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发展竞争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

　　最后，在实现这些前提的条件下要承认社会差别，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于收入和财富做简单的平均。

　　我们这个报告2007年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政策分析与影响大奖。时间关系我说快一点，我们在市场经济下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我们做了一些分析，它的成因有这些。

　　国家提出了一个关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建议，这个建议很早就要出台，但是一直难以成型，2013年2月发改委把它推出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是在内阁要结束的时候提出的一个东西，让下一个内阁去完成。那么它提出了目标，提出了这个分配方面的完善初次分配，健全再分配，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收入的秩序等等。

　　这些原则性的东西都比较好说，但是实际实行起来还要更具体化。

　　我们基金会曾经做了几个发展报告，关于扶贫我们提出说要推进新时期的贫困战略，那么国家现在正在做脱贫，如果到农村去可以看到农村现在基层干部做的最努力的一件事就是脱贫攻坚。是三个支柱，一个是开发式，一个是保障式，一个是人力资本扶贫。具体政策现在有六项，教育、医疗、医保、开发、搬迁等等。

　　第二个我们建议要建立健全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的新型社会福利体系。

　　三是要积极推进城市化，这一点是解决中国社会收入差别的重大因素。中国的基尼系数高，那么主要的是这两个方面高，一个是区域的收入分配大，第二是城乡收入差别大，这两项分别占了整个收入差距的40%左右。真的在农村中或者城市中这个区别，整个区域内大概是20%多，所以积极地推进城市化，在城市中这些农村的人口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会缩小。

　　印度的基尼系数是0.3，我始终不太相信，因为印度的统计应该是有点问题，但是它有一条就是它的迁徙是自由的，所以它在城市里面贫民窟这些，这种情况多少也改善了它的收入状况，虽然住在贫民窟，但是政府还是有义务给它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所以城市化还是要积极推进。

　　对儿童的投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我们下面讲第四个，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

　　这是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一些人在这方面很有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的差异，对于人的收入，对于人的状况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医学分析看到的，通过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不同研究，进一步地分析到人力资本的形成早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也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提出这样一种主张，就说儿童发展的早期投资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我们谈一谈它为什么是可能的。

　　先谈谈大脑的发展，大脑发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人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到现在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人们的死亡，人们的睡觉做梦很多东西我们不清楚，但是很多东西我们在逐渐清楚，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对大脑的了解。我等会儿放一个哈佛大学儿童中心的短片，这个事情说的是这样的，大脑发育很神奇，分为五个区域，它的状况是什么，怎么有一个互动的过程。

　　那么这个大脑呢，我们是在怀孕胚胎期六个月的时候就形成了大概140亿到150亿脑细胞，这是神经元的数量，出现了但是还没有连接，大脑的重量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大概是300多克。随着孩子成长到七岁，大脑的重量会达到1100克，1.1公斤这样的重量。

　　大脑在发育的时候，后除了大脑细胞本身，就这个神经元本身的发展，很重要的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就是给你展示的疯长的过程，这些之间的连接使儿童本身可以看见，可以有触觉，然后可以有其他方面的各种能力，这个疯长的连接的过程其中有些是不必要的，所以在儿童早期，会长的特别多，并不需要。哪些东西是得到的锻炼，受到的爱护，这些东西后来会保留下来，儿童时期它的连接是成人的一倍，活跃程度是成人的一倍，在后面的修剪中不必要的会修剪掉，这个过程是用进废退，你要是不用，没有经过锻炼这个神经元的连接就不好，对于后面的发展就有影响。不同的大脑部位主管着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前脑主管的是情感，当儿童受到了不要说虐待，只是忽视，那么都会对情感的发育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认知、情感和语言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都是互相依赖的。

　　我们平常会回到这个问题，到底是基因重要？还是环境重要？这个研究说明了两个都重要。当基因中带来的一些东西，本来在子宫中就有一些社会的影响在那，比如吸烟喝酒会影响子宫，这是一种小环境，当你出生以后大脑发育的过程中外界怎么对他，这些压力给他产生的影响直接地决定了他大脑的发育过程，所以基因很重要，但是外在环境同样重要，它会影响到这些基因的表达方式，会影响到儿童的结果。

　　人在生命中始终在适应，在早期存在着敏感期，能力根据固定的顺序形成，如果大家看见小孩都会看到几个月会干什么，几个月会干什么。威胁人类发展的社会和物理环节。贫困，压力或者不稳定性形成的都有可能引发身体所必要的短期生理和心理调整，这会对学习、行为、健康等长期折磨付出不小的代价。

　　你如果小的时候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成年以后的健康状况也不会好，这个是国外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用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的。

　　这是在个体成长过程里，下面是岁数，然后给出他的敏感期，高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儿童的敏感期，无论是社交技巧，情感控制，符号语言等等，大部分是在四岁以前就形成了。《柳叶刀》说，如果儿童早期发育不良，他们损失会高达26%的未来平均年收入。

　　所以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受到忽视的儿童他会什么样？在大脑发育里头最经常用的一张照片，就是罗马尼亚孤儿院儿童，他的那个大脑旁边白的地方很多就是空白，大脑发育得很少，因为成天放在孤儿院床上没有人管他，他大脑发育明显是萎缩状况。

　　海德曼教授分析了很多项目，比如说0-3的项目，4-5的项目，学前的，还有上学的，总的结论就是这条曲线。如果在早期每投入一美元，回报大约在六到七美元之间，其中社会回报远大于个人回报。所以教育公平也对提升经济潜力非常重要，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比对弥补后期不平等更有效，更能塑造未来。他认为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政策不多，而儿童早期发展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对发育迟缓如果要是不进行干预，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损失，对于这个弱势群体来讲这方面的情况确实就非常的严重。我们这里给出一个《柳叶刀》做的一个儿童早期发展系列报告给出的一些数据，后期要在健康方面做出支出，另外社会还有其他方面的损失，那么损失大概是GDP的最高能达到百分之十几的情况。

　　我们国家的贫困，儿童的贫困率高于成人的贫困率。就是它的贫困比率在不同的年龄段是这样的，当你到了劳动年龄的时候，因为你有劳动能力，那么在这期间的贫困发生率是比较低的，而在儿童时期是比较高的。

　　这个贫困对于儿童发展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做了两个调查，一个是0-3岁，用的是筛查量表，在甘肃华池筛查的结果就是42.9%的儿童要么直接就是异常，其中有19%判断异常，需要去看医生的，23%的儿童是疑似，怀疑他异常，这需要经过观察三个月以后再来检查，十个孩子里面就有四个可能是不正常，这个数字是很高的，上海同样的方法，因为首先在上海引入的，上海这个数字不到10%，其中确诊的也就是2%是异常。

　　那么另外一个数字，我们做的就是关于3-5岁儿童的发展，这个用的是中国儿童发展指数，这个侧重的结果在云南寻甸的农村儿童，那是一个贫困县，五岁儿童的发展水平相当于上海三岁儿童的发展水平。

　　当我说这个数字的时候我是挺沉重的，我有一次回我母校首经贸去讲，有的同学直接站起来说你说的不对，你在鼓动歧视农村儿童，歧视农村学生。我们说个体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中科院心理所的调查测试，即使在农村流动儿童中，也同样有3%-4%是超长儿童，也就是说特别聪明，很有潜力。所以即使在贫困的地方也有这种3%、4%，但是我现在不说这3%、4%，我说那个90%，说这个40%，这就是他们处的状态，我们说多数，这里没有一点贬低农村，看不起农村学生的意思，能够到这来的估计即使不是超长也是很优秀的，但是还有大多数在农村的，毕了业以后只能上中专这样的学生。

　　如何解决中国儿童贫穷问题

　　我们做了几个项目，我们认为如果要实现一要教育，二要营养，两方面结合效果才好，这方面最有名的一个实验是在牙买加做的，分为四组，一组是什么都给，另外一组是给予营养的干预，第三组给予家访早期养育的干预，第四组是两个都有的的干预。最后的结果是两个都有的这组异常的数量比对照组低50%，明显好转，而当时做家访养育那个效果都不明显，和什么都没有的差很多。

　　光教，他的营养不够，微量元素不够，大脑发育不好，没有物质基础。光喂，你不教他，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够互相影响，这也没用，所以他们的调查应该说是他们这个实验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基金会在这个过程中也注意到了国外的做法，我在80年代的时候，协助王岐山同志负责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的工作，那么我们当时就知道说要做试验，摸着石头过河，要取得对风险的评估，对效果的评估。但是现在看，这种大规模的试验不可能做很严格的像对照组这些，而当实行像社会政策的时候我们有条件做到对照实验的办法，所以我们借鉴了国外的经验采取了对照试验，同时我们提供政策建议的时候，比如刚才说我们是有实证和基础的。

　　我们大概现在在做着九个项目，其实比这九个还多，里面有一些细的，一个方面是教育，一个方面是营养，两个是配合的，我们希望在教育方面能够达到农村学前教育普及到90%，现在能达到75%，而最需要的在村里的只有25%。最穷的人受不到学前教育，五岁相当于城市的三岁，那是很极端的，语言认知方面不到城市儿童发展水平的一半是很多的。而早期养育的覆盖率我们希望达到50%，在城里面现在有很多亲子班，有小孩会花上八千一万一年，让他们上这个亲子班，在农村没有这个条件，那么怎么办？我们开始做妈妈学校，为了鼓励这些妈妈到乡镇上课给他们30块钱，还是有效果的。

　　第二个就是现在在做的“慧育中国”的项目，属于早期养育，我们通过招聘家访员，通过牙买加家访的方式，使项目创始人来教，牙买加大学的教授搞实践过来直接上课，在江苏华池县做这个试点，56个村有家访，有营养包，53个村有营养包，没有家访，现在看这个结果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图片里头，一个就是家访员，一个是家长，家访员在教家长，孩子到一定的周大应该会什么，都有一个教程，希望在他的语言认知各方面有个协调发展。这很受家长欢迎。

　　这是一个对照，56对55，对照的结果首先是家庭环境，这里没有家访的应该看到他们也都在进步。但是还是有家访的去的这些家庭他们的家长参与，环境变化，学习材料都好于对照组。

　　这是刚才说的Denver II的筛查结果，有家访的有关因素，现在已经达到66.41，而对照组现在是57.10，这边只是33，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到一年一个很好的结果。

　　这个成本如果把所有的教材全部都算上，一个孩子成本是一年三千块钱，也是相当高的，在农村做这样的发育，但是能够使不正常的比率降低七个百分点，这个应该说是很重要的成绩。

　　这是干预，它同时对营养也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对贫血率产生了影响，两个都下降，但是对于干预组来讲，越有知识，对孩子喂养越上心，对贫血率明显在下降。

　　我们第三个实验是乡村幼儿园，我们在村里面就用原来的教室，聘请早教志愿者来教，现在我们建了1100所在12个县，现在地方政府在加快这方面的普及，铜仁他们减少县政经费支出10%，扩大到2005所，现在中央政府也给了钱在帮助。新疆阿拉泰，由于我们办乡村幼儿园，哈撒克族的儿童，从小就学会双语，他们可以说哈语，也可以说汉语，小孩回家还可以给爷爷奶奶做翻译。

　　阿拉泰地区现在在普及，他们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叫雏鹰计划，而且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一个也不能少，所以我看了统计表非常明确，多少流出去外出打工，多少流入的都在册，每个孩子都必须接受学前三年的教育，未来这些儿童在下一步升入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现在哈族的儿童他们家长都要求学生上课的时候要用汉语，有民族课，但是那是讲语言和民族文化，讲语文算术要求用汉语，有学前的基础对于这些儿童现在上小学的准备情况就好多了。

　　下面是松桃做的幼儿心理测评，三组，一个是乡村幼儿园，中间这组是县城幼儿园的，第三组是散居的，就是没有上过幼儿园的。散居的儿童和县城幼儿园比语言上也就是县城幼儿园一半都不到，因为他一天家长跟他说没有几句话，这个词汇量也不够，语言的能力不足，是现在很多农村儿童在面试中处于不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乡村幼儿园出来的和县城幼儿园还有差距，这是正常的，因为县城幼儿园的孩子不光在幼儿园上课还在家庭里还有很多练习，但是大幅度缩小了，它是4.97，县城是5.55，在动作方面，在认知方面都是这样的，社会性方面是很明显的，社会性对于他终身都是有很大影响。研究说明，认知方面还可以弥补，但是在社会性方面后来很难改变，性格决定了你在后面的学习工作各方面所处的地位和状况。认知方面他们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城里人的孩子见识多，农村的孩子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他们比没有的强很多。这个成分是1500块。

　　我们还做了一个小学信息化，通过信息化方式，老师水平不高，教育质量赶不上，那么用县城乡镇中心的老师用视频转到这边同时上课，他们小学生也可以提问，回答问题，那边老师看得见，等于是个大课堂不用去那边住宿了。信息化教学可以看出老师的水平，可以看到实验校、对照校之间的差距。这个试验刚刚开展，现在解决了技术方面的问题，在下学期打算能看到结果。还有一个赢未来计划，主要是帮助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变成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新型技能人才。

　　在营养方面提出两个目标，把贫困地区儿童贫血率降到15%以下，生长迟缓率降到9%以下，在这方面我们有四个阶段，孕妇营养线，6-24个月儿童的营养包，幼儿园的营养改善，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国家营养改善计划。这是营养片的实验结果。

　　第二个是营养包，我们试验的结果提供给卫生部，这是疾控中心研制的，他们完成了营养包的科学试验，我们帮助他们做了社会试验，效果很好，现在普及在341个县受益儿童211万，国家每年专项资金到5亿元，最关键营养包里有儿童大脑发育必须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所以维生素A、D、铁、锌等等，即使城市儿童光靠母乳也有不够的，也需要补充。

　　我们可以看出，在最早开展这个项目是2009年在乐都，这么多年里头他们的生长迟缓率都在不断下降。

　　我们刚刚替卫计委做了试验然后跟踪，我们是做了试验，然后跟踪，他们委托做评估看能不能推广，得出的结论是在低收入族里面营养包的作用非常明显，贫血率会下降5%，对高收入群体影响同样高，但是做的不是太明显。那么在所有接受营养包干预的儿童中，11%是来自低保家庭，40%是来自于留守儿童，所以这对于低收入族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

　　山村幼儿园我们现在和公司合作在做一个营养片的项目，也是在他们能够吃饭的情况下补充微量元素，现在贵州他们在全省已经让设在学校的幼儿园和学校的学生一起享受营养餐，给补助三块钱，这是一个很好的营养措施，我们在这之上再给增加一点。

　　刚才说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和我们2006年的调查，2007年的试验连在一起的，我们当时的对照组，500个学生，给他们发放了衣服和书包，而这个试验组给他们补助从三块五到五块不同的标准。最后的结果是试验组的身高、体能，实际成绩的进步都好于对照学校。

　　我们发回的报告，现在国家在组织实施，今年是2015年，我们为了更好地检测，因为它在贫困地区，山高路远，人去看不方便，我们建立起阳光校餐数据平台，用手机APP连接，然后大数据进行分析，效果很好。

　　这是分析的结果，现在大概是四块钱，还有三分之一的学校基本达标。另外饮食习惯上也有一些问题，钙摄入不足，钠舍入严重高，钙影响身高，盐吃多了将来得心脏病就不好了。

　　这是数据平台分析的结果，各个省看，后面排名的这几个差别就比较大，其中内蒙、新疆、西藏因为有特殊政策所以不论，但是甘肃评分就很低，只有63%，排名是很低的。

　　我们大概总结就是说儿童政策我们要了解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全过程，以营养和教育为重点，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的，地方政府同样有所有权，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做的试验中都是企业、社会各界支持，所有的经费都是由大公司和基金会，还有一部分个人捐赠的。我们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总书记对建议有批示，2013年制定了政策。

　　我们现在还不能像外国的，他们的配比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搞的，牙买加也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所以它的数据能够追溯到三十岁、四十岁他的工作，他的健康和收入等等，我们2006年开始，这方面还没有这样的数据，但是横向的比较可以给政府一个有效的参考，就是它可以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可以改善他们受教育的情况，降低他们异常的水平。所以说是很重要的。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实现社会公平需要综合性的措施，包括多维的扶贫脱贫政策，在城市化过程中缩小城乡差距，建立长效机制反腐，完善社会福利体系。

　　而且我们认为儿童发展问题尤其需要重视，儿童发展的城乡差距明显，贫困地区孩子从儿童时期就已经落后，有违机会公平。重点是从儿童阶段开始投资人力资本，对儿童的营养和教育进行全程全面干预，干预越早，成效越显著。我们主张从孕期一直到就业对贫困地区的儿童，我们要全程地持续地关心，重点地干预，给他们创造缩小和城市儿童的差距的机会，这样才会有利于社会公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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