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广华：收入分配改革须彻底放开户籍制度

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万广华

　　新浪财经讯 12月3日至4日，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和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和张培刚发展研究院承办、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协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将在武汉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百余所高校经济学科负责人和经济学者共700余人将在两天里通过演讲、论坛等形式聚焦经济学学术前沿，剖析经济学热点问题，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12月4日上午，本届年会举办特别专题——中国经济圆桌会议，邀请多伦多大学Loren Brandt教授和万广华教授做主题演讲，两位主讲嘉宾从资源配置扭曲、如何提高生产率、收入分配如何影响消费等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国经济问题，各位专家也积极参与讨论。

　　万广华表示，中国一个大的问题需求老是启动不了，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的消费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不平等用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衡量。但是我们发现实证分析的结果不平等的系数是正的。这个结果违背了经济学上边际效用递减的常识。主要的原因就是户口的问题。

　　万广华教授，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部主任，担任20余个权威期刊审稿人、客座主编，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问会等杂志编委。他在收入分配和平均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他创立了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和贫困分解理论和方法，正在中国和全球得到认可和应用，曾获得过AMEAR国籍电子数据库授予的最佳论文奖。

　　以下为演讲实录：

　　首先感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经济学年会，特别是张建华教授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

　　刚才Loren Brandt讲的是生产方面，我讲需求和消费方面。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关注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看这个样子Loren对前景不是特别乐观。我是比较偏乐观的。我之前跟林毅夫一起做过一篇东西，我一直是很乐观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下滑，这是事实没有争议，我再乐观也没有用，从10%到6.8%，现在降下来了。至于这个问题是长期还是短期的问题就需要进行诊断。从经济学的角度是供给还是需求。供给方有没有问题，Loren Brandt讲了很多供给的问题。我主要讨论需求方面。

　　最近的经济下滑的可能原因，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二是本身经济就是一个收敛的过程，经济期越来越大，肯定是往下滑的；三是结构转型的问题。我要问的问题很简单，这样的变化是一个突发的过程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中国经济增长从9%到10%，现在已经到百分之六点几可能还不到。这个下滑跟全球经济危机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2000年的金融危机，没有2001年开始的欧债危机，中国经济会不会下滑到这个程度？这样的含义是什么？我跟很多教授探讨过，我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觉得主要是在需求方。一个企业生产了东西卖不出去就有问题。Loren Brandt说中国有15%是销到国外，有85%销到国内。突然的经济危机让我们的东西卖不出去？这是不是问题？如果大家认可这个问题，就是要牵扯到咱们国家内需的问题——中国要增加内需。有学者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主要就是中国生产太多，消费太少，如果自己多消费了我们就没有经济危机。这个观点肯定存在争议。内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一次的下滑跟需求有关，你就要解决需求。国内有很多人在讨论全球，Loren Brandt从加拿大过来，你是不是美国人？

　　Loren Brandt：我是美国人。

　　万广华：你投票谁了？

　　Loren Brandt：我投了希拉里。

　　万广华：这是全球化倒退的问题。世界经济来了会走，走了以后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恢复，会不会恢复到原来的高峰？现在金融危机，欧债，以及特朗普上台了以后，中国是要启动内需的。启动内需不是一天的事情，其实从90年代开始，在1997年我国已经在启动内需，已经启动了20年。启动也启动了，但是启动不是很好，这个车开得不是很好，所以一直还是靠投资。

　　我是搞收入分配的。要启动内需，我作为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很困难的事，需求不是那么快就起来了。我是农民出身的，家里说你要多消费，但是没有办法改。内需不是那么容易启动的。中国一个大的问题需求老是启动不了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

　　今天我跟大家讲收入分配问题。我们想回答：减少中国的不平等能不能带来消费的增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的消费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不平等用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衡量。

　　但是我们发现实证分析的结果不平等的系数是正的。这个结果违背了经济学上边际效用递减的常识。

　　我们就去思考，这些事情究竟出在哪儿？我们认为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户口的问题。由于户籍制度，社会分割，城乡分割带来几个问题，对于农村来说消费可选择余地小了很多。我是江苏人，我是农村的，我们家乡很多人很有钱，他们基本上一个月两个月开车到上海去买东西，就反映出农村消费的选择余地相对比较小。二是大家做得比较多的，农村的社保，比较少，相对城市来说早期没有，所以就要增加它的储蓄。我们想知道是不是社会分割把我们常规的想法，常规的经济学原理违背了。

　　我们首先发现农村的消费倾向低于城市的。不平等包含三种情况，城乡间的不平等，城市内的不平等，农村内的不平等。我们把这个不平等做了一个分割，我们发现城市居民的不平等的减少带来城市内部消费的上升，农村也是这样。然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带来正的系数。而城市居民的不平等的减少带来城市内部消费的上升，农村也是这样。这说明我们之前发现的问题是城乡不平等带来的。

　　张晓波：农村人盖房子有没有算进去？

　　万广华：我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是很确定是否有计算进去。

　　张晓波：这里面可能是定义的问题。

　　龚强：有没有可能像您说的，我是在农村，实际上我去买的东西我跑到上海去买了？

　　万广华：这个就没有办法算。

　　龚强：越是收入不平等，能够开车去上海买东西的人越多，看起来上海的消费就增加了。

　　张晓波：农村人大部分出去打工，比如说在城市打工消费的东西你在这里看不清楚。他没有把东西送过来，他为了盖房孩子要上学，他有一部分的消费非常计算进去。你只是测了收入，没有测城市里面的消费。

　　万广华：收入是有的，消费是没有的，你在城市里面要消费，吃饭，坐车还是发生在城市里面。

　　最后提一下政策含义，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的研究结果跟我们预期都是不符合的，这表明利用财政的政策来解决中国的内需的问题，可能会带来负面的效果。二是真正需要提升我们中国的内需需要彻底的放弃户籍制度，在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我自己做了很多工作，要把户籍制度彻底放弃。放弃了户籍制度不仅带来了消费的增加。在2013年的我做了一个，实际上可以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

　　在2010年的时候我去了上海，当时有人提出了中国城市化要加快，我当时说中国的城市化在2013年要要达到30%。其实当时有一些拔高的，我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引起学术界和政策界的注意。城市化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一是出生率，二是存活率。三是迁移。在这个里面我们发现出生率不是很重要，存活率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最重要的是迁移的速度，农村多少人往外迁移，我们用普查的数据算了一下，发现净迁移的数据大概在2.5%到2.6%，我们主要是考虑到迁移速度有不同的区划做一个预测。

　　我们预测，以目前的迁移速度，城市化率到2030年大概达到75%。即使是用比较低的迁移率来计算，大概是73%左右。这跟政府提到的60%多的差距是很大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跟大部分国家不同的地方是有一个存量的问题，也就是我说的“蓄水池”的问题。中国有户籍制度，没有挡住年轻人进城务工，但是挡住三个群体，一个是小孩，我们有将近7千万的留守儿童，还有老人，还有分居的夫妇。如果把这个数据考虑进来，，考虑到存量的释放，2030年的城市化率会达到75%。

　　吴九红：刚才您听到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分配的角度看到消费，一个是单纯从消费的角度看到，我们分配机制的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是我们靠劳动，现在更多是一种机会，也就是说我的机会可能会决定我们分配的多和少。这样就有可能带来机制的变化，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消费。比如说我们大城市的房价，我们高房价是让我们高学历的人进入到这个城市。但是这是反过来了，房价越高，但是会思考自己是不是适合大城市，然后考虑是不是适合大城市。

　　万广华：去除了户籍制度影响有多大，我们知道有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钟永红：怎么样解释80年代，90年代中国城镇化率比较低的时候，我们的消费倾向偏高，城镇化率高了以后，我们消费偏低。

　　万广华：这是根据需求的情况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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