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成为阶段性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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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双方矛盾突出，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挑战，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十三五”作为转型的重要窗口期，经济下行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国家借此推进供给侧改革，以重构经济发展新平衡，如果转型取得成功，中国将迎来新一轮黄金发展期。

　　经济增速放缓，何时能够探底？经济运行面临哪些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新浪长安讲坛上做出了解答。

　　以下为演讲实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历过一次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转型，大致时间是从1978年到2010年。在这一轮转型中，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了经济高速成长。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这一轮转型的经济绩效都是十分明显的。有很多标志性的成果，经济年均增长10%左右，按照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中国有6亿多人摆脱贫困，并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目标，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公认。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跨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由低收入经济体迈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2015年中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可以说，这一轮转型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市场化取向改革是这一轮经济转型取得成功的根本动力。改革采取了渐进的增量的改革模式，很多成功经验都来自于地方探索和创新。改革促进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再配置，特别是从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提高了全社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同时，改革也伴随着对外开放，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些都表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第一轮经济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征，现在将之概括为新常态。新常态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速换挡，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如果看季度增长率，从2007年二季度最高点14.8%，到2016年一季度6.7%，下降8.1个百分点；年度增长率2007年是14.2%，2015年是6.9%，下降7.3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危机后，实施一揽子经济计划，主要是从需求端发力，扩大投资、促进消费，经济出现强劲回升，但这个过程仅持续4个季度。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经济基本是在波动中下行，到2016年一季度已持续下行24个季度（见图1）。

图1 2007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季度增长率）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也集中显现。从供给侧来看，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2012-2015年四年累计减少1200多万人，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劳动投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放缓，资本投入随着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下调和投资率变化，增速也逐步趋缓，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从需求侧来看，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了1套房，现在差不多是1.1套，房地产市场供需发生变化。现在房地产库存量较大，粗略统计，待售面积大约是7.2亿平方米，在建规模去年底是73亿平方米，加起来有80亿平方米。2014年每千人拥有汽车超过了100辆，现在大概是110辆。从国际经验看，到这个阶段，汽车市场供需也在发生变化。去年前三季度，汽车销量是-0.7%，第四季度国务院出台小排量车车购税优惠政策，汽车销售有所回暖，但也已经告别过去两位数增长时代。

　　由此可见，“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多样化，除了“住、行”以外，其他领域的需求正在迅速扩张。二是高端化，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商品和服务的品质、质量、性价比提出更高要求，在国内市场难以满足的情况下，转化为庞大的境外消费需求。去年境外消费额达到1.5万亿元。三是服务化，旅游、养老、教育、培训、医疗和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与日俱增。

　　那么，供给结构能不能跟上需求结构变化调整呢？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制造业“井喷式”扩张，扩张速度之快在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从而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在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现在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特别是跟住、行关联的产业，比如钢铁、煤炭、石化、建材这些行业过剩尤为严重。有的由于供大于求，出现了全行业亏损。供给为什么不能随着市场需求变化而相应调整呢？厂房、设备、人员、资金为什么不能从过剩的领域退出来，进入到有需求的领域去？这里面肯定有体制性因素。现在商事制度改革，叫“先照后证”，企业“生出来”很容易，但是如果说不想活了，要死，可没那么容易。你欠银行的钱谁替你还？职工怎么办？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很多都是大型国有企业，企业破产了，人怎么办，债怎么还，资产怎么处置？现有体制条件下都会遇到障碍。

　　经济持续下行，有需求不足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需求已经发生变化，而供给跟不上需求变化。所以，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供需错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供需结构错配，矛盾的主要在供给侧。受传统体制束缚，供给侧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再简单用过去扩大投资办法来化解供需矛盾，投资的边际效应就会明显递减。2015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就是每新增1元GDP需要的投资达到6.7元，比2010年4.2元提高近60%，到了历史高点。投资的边际效应大幅度下降，对经济的拉动明显减弱。同时，还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比如债务杠杆率大幅攀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测算，2010年至2015年，我国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16.6%，比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快约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再用“老办法”稳增长，不仅投资效率会继续下降，债务杠杆会继续攀升，还将增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短暂回升后继续下行的态势。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中国的经济转型也不是孤立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国际样本的对比，例如日本和韩国。二战后，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从高速转向中速再转向低速增长的一个完整过程。日本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中间的大致是在1968年，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基本结束了高速增长。韩国的拐点在1992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也结束了高速增长。如果在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这个变化过程中，能找到一个可比的拐点，然后再推延五年，那么日本是在1968年至1973年，韩国是在1992年至1997年，中国是2010年至2015年。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放缓趋势面与日本和韩国基本是一致的，而且相对来说更加缓和。

图2 经济减速：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比较

　　从产业层面看，拐点以后，日本和韩国的人均钢材消费量增速基本上在零增长线波动，也就是说需求规模不再大规模扩张了，基本达到峰值。日本的钢铁产量峰值在1.3亿吨。现在我国的钢铁产能规模是11.3亿吨，接近其他经济体的总和。再看用电量，拐点以后，日本和韩国的用电量出现大幅度回落，产业结构变化，用电需求就会下降。现在我国也出现这种情况，去年全社会用电量接近零增长，工业用电量负增长。中国发电装机已经超过15亿千瓦，目前在建规模还有4亿千瓦，建好了谁用呢？现在又在用新能源替代火电，这些火电厂建好了，很可能又会成为新的过剩能力。再看汽车，拐点以后，日本和韩国的汽车保有量增速也出现了大幅度回落。中国也在发生变化，去年汽车销售量2450万辆，而产能接近4000万辆，同时在建的汽车厂还有相当规模。这些厂建好的，生产的车又给谁呢？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传统产业产能已经达到或超过上限，传统产业大规模扩张阶段将要结束。如果再扩大产能，马上就面临需求问题。

　　过去，我们习惯了圈地、扩大投资、形成产能。现在需要反过来思考，如此庞大的生产能力有市场需求吗？未来的产业发展一定要向中高端推进，最核心的就是要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产业发展模式，要从过去“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这意味着产能规模不再扩张了，但是产业价值链要有明显提升，从过去加工组装为主，向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品牌这些环节提升，产品的数量不再扩张了，但是单位产品附加值要有新的提升。

　　在这个阶段，我们会面临新的挑战和瓶颈制约，最大的瓶颈就是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经历过能源瓶颈，由于电力不足，很多企业“停三开四”，现在发电装机有15亿千瓦，已经面临过剩压力。上世纪90年代，我们面临交通瓶颈，产品运不出去，现在有12万公里铁路，2万公里高铁和12万公里高速公路，交通瓶颈基本缓解。但是，我们又面临新的瓶颈，就是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个瓶颈就像一堵“高墙”，跨越“高墙”，难度就大多了。但跨不过去，“上台阶”就很难实现。

　　经济增速放缓，何时能够探底？我认为要满足一些条件：

　　第一，投资要逐步探底。现在的投资已经跌破两位数了，今年1-5月增长9.6%，这是2000年6月以来首次跌破两位数。如果房地产投资再回落的话，投资可能还有放缓压力。现在要观察投资什么时候能够探底，这对经济能不能触底至关重要。

　　第二，祛除过剩产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现在工业品出厂价已经持续51个月负增长，尽管降幅在收窄，环比在转正，但还是负增长。这种态势要得到根本扭转，取决于过剩产能能不能有效出清。这也是经济能不能探底重要条件。

　　第三，新动力抵消旧动力衰竭。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能不能抵消传统动力的衰竭？房地产、汽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很大，但相比较以往，扩张速度放慢了。现在服务业的扩张在加快，特别是一些新型服务部门扩张加快。比如，去年我国电影票房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在制造业领域，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成长也非常快，去年新能源汽车生产增长1.6倍，工业机器人增长42%。新业态方面，电商、网购成长性也非常强。这些新的力量应该更加快速的成长，来抵消部分旧动力的衰减。

　　综合各方面信息，基本判断是，今年下半年有望成为阶段性底部。对于触底问题，各方面判断不一，有的认为要到明年。从综合条件来看，如果改革到位，还是有条件实现触底的。经济触底也并不意味着未来要出现一个强劲的回升，现在不具备强劲回升的条件，但经济的基本走势是一个“L”形。“L”形也有各种变化，标准的L形是一个直角，是大于90度还是小于90度，这个也取决于经济走势和采取的宏观政策。

　　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比较突出的是杠杆率攀升。2015年底全社会杠杆率已超过240%，杠杆率水平短期内还很难降下来，今年的M2和社会融资规模预期增长13%左右，远远超过名义GDP增速，杠杆率短期还难以出现往下走的态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金融类企业债务率尤为高，2015年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已达到170%，明显高于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而且近五年攀升速度很快，出现违约的风险在增大，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非金融类企业杠杆率为什么高？很重要原因是股权融资比重太低，近两年还有下降，主要都是债务融资，导致债务率不断攀升。

　　第二，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泡沫风险。前一个时期，受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调、购置税减免、场外配资等因素影响，居民实际购房能力提升约30%，房地产销售价格涨幅明显扩大。房地产的泡沫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最近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攀升，又逐步传递到部分二线城市，南京、苏州、合肥等地价格攀升，居民在排队抢房子。三、四线城市的情况又不一样，库存规模仍然很大，去库存进展缓慢。金融领域流动性很大，但实体经济收益率低，资金并没有向实体经济转移，而是在内部循环，搞各种理财产品、衍生品，金融资产也在积累泡沫，增加了发生风险的概率。

　　第三，结构性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随着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进入实质性阶段，原先通过调岗、轮班等方式安置人员的隐性失业问题将逐步显性化。外需订单减少、机器换人、部分企业向境外迁移，也将进一步增大低技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就业难度。去年广东大概有5万台机器人上线，不仅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次品率还大幅下降。出现这种情形的原生动力，是因为人工成本越来越贵。企业觉得机器替代人的效果比预期要好。这样，下岗员工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自身技能缺失和择业的困难，带来结构性失业压力。

　　第四，南北经济分化明显加剧。过去区域发展主要表现为东、中、西部差异，从近两年情况看，南北经济分化似乎也在趋于明显。北方受资源型产品价格回落和传统产业过剩产能冲击，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北方主要是资源性经济，转型的难度要大得多，而南方主要是外向型经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迅速收缩，倒逼南方较早启动转型。去年全国增速最快的前10位省市，除了天津以外都在南方，而排在倒数5位的都在北方。这种南北分化也体现了市场化差异。以广东和辽宁为例，今年一季度辽宁主要经济指标都是负的，而广东的指标则比较良性。

　　从全国态势看，我们需要推动新一轮新的转型。过去30年多的第一轮转型主要是体制变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新二轮转型同样需要以体制改革为条件，但更重要的标志是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第二次转型的主旋律是要提升产业链和全要素生产率。传统的靠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已走到极限，必须要转向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

　　“十三五”时期是转型的重要窗口期，我们不要再迟疑和等待，不要错失这次机会。经济下行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企业订单很满，生产满负荷运转，难以下决心推进调整和转型。宏观上也是一样，当形势好的时候，就不可能下决心去做。所以，当经济下行压力最大的时候，也就是转型压力最大的时候，恰恰是一次机遇，不要轻易浪费经济下行带来的转型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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