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兵：西方体制造成政策短见 六大问题难解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

　　新浪财经讯 “新商业文明论坛暨长江商学院-哈佛肯尼迪学院第二届全球论坛”于2016年7月8日在北京举行。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出席并演讲。

　　项兵例数西方国家出现的六大问题，认为其政治体制需要变革。而中美的深入合作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也很重要，甚至对整个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

　　以下为演讲实录：

　　项兵：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所有参加论坛的朋友，也感谢合作伙伴，以及肯尼迪学院。

　　这是第二次举办论坛，第一次论坛在美国举办。去年签署战略协议的聚焦点是希望两个学校商学院与政府学院合作，聚焦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重大的问题，比如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问题，创新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治理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本身可以解决，不是政府本身可以解决，必须有更多的政府、企业，以及公民社会等多方位合作，更好面对挑战。

　　今天我真的很高兴，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论坛。推动合作的时候，托尼·赛奇教授做了很多努力，他不仅是中国的专家，也是中国的老朋友，为培养中国青年干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希望借此机会讲一下今天的专题。主要是分享从月球下看地球的中美关系，我是谈中美关系的外行，希望大家多多包含。另外，我希望谈新商业文明，为什么长江商学院一直在推动新商业文明。

　　改革中的世界格局变化

　　第一，发展模式的变革。人类历史上这么多变革聚集在一起可能还是第一次，第一个变革是发展模式的变革。中国过去成功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新自由主义源始于撒切尔夫人。过去30几年的改革开放可能是两大模式的结合，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进步。面向未来，最可借鉴的模式之一是西欧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西欧、北欧国家，他的社会福利已经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像丹麦这些国家从生出来第一天起到进火葬场都是国家的力量，上大学都是免费。西欧在实践福利主义方面有非常多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教训。面向未来是三大模式融合，同时向中间漂移。这一点来看，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肯定要终结。

　　第二，颠覆式科技变革，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第三，中国再次崛起对全球的影响。三年前，在博鳌论坛时我也谈到，过去三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被全球化，具体数据我就不说了。面向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全球经济被中国化也可能是重大的变革之一。发展速度比我想象得要快一点。

　　第四，政治体制、新社会契约与新政商关系。2008年以后我们对N多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包括政治体系和民主体系。民主体系也是人类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之一。但是你会看到民主体系下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普遍存在。在民主体制之下解决国债危机是有挑战，不承诺的话很难被选上，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第二大问题是政策短见。西方体系当中任期是4-5年。

　　第三大问题是领导力匮乏的问题，尤其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生很少到华盛顿DC找工作，斯坦福也好，哈佛也好，毕业生很少说到政府找工作，所以领导力匮乏的问题是西方民主体系的通病，至少对实现学而优则仕，和中国相比他们有一些差距。

　　第四大问题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像美国这样的体制，奥巴马总统没做过县委书记，竞选体制靠演讲，缺乏基层工作经验。

　　第五大问题权和钱走到一起的问题已经出现，我们五大朝代，三百年一个朝代，权和钱走到一起的问题已经非常明白。

　　第六大问题社会流动性问题。所以政治体制变革，社会体制变革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变革之一。这是大变革的时代，包括政治制度的变革，新的一代可能需要。

　　第五，中美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的博弈。美国一直推TTIP、TPP，我认为他希望创造新的、没有中国的WTO，尽管美国人说中国人可以随时申请，但是你想越南成为TPP一部分，中国还没有道理成为TPP的核心成员吗？这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中国也在推自己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包括最近的“一带一路”，包括亚投行，中美两个经济大国在投资贸易体系扳手腕行为也是世界变革的重大力量。

　　第六，全球治理重构。以前全球治理还是存在，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一套全球治理体系，一定程度上确实起了作用，之前美国说是其他人不能说不，现在美国人说是，N多人说不。全球贸易、金融、投资、管理越来越全球化，但是治理方面，全球治理结构不到位，这也是一个事实。

　　第七，地缘政治变革。包括英国脱欧、难民潮问题，中美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伊斯兰国崛起，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抬头，包括最近反全球化浪潮的抬头，在大变革局势下，任何思潮都有可能有它的市场。当然也包括气候变化，包括可持续发展，包括我最近三年提出的人类集体短视，从政治到经济，很少有长线考虑，谁会考虑对人类重要的一百年两百年的解决，任何经济体系没有长线考虑，包括商学院鼓吹很多东西，比如金融贴现，200年以后贴现到今天是多少钱。我们培养一代又一代超级短视的企业家，我们手上有这么多科技，我们自掘坟墓，把人类推向毁灭都是可能的，没有任何长线的考虑。

　　我参加了N次有关中美经济合作的会议。会议上大家对中美差异谈得比较多，历史、文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等。但是对我们的共同点，我认为重视不足。其实中美在很多方面有我们没有看得清楚的共同点。比如，过去影响世界格局三大力量，新自由主义、新一轮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和美国走在世界前面。我们拥抱了新自由主义，我们拥抱了新一轮全球化，所以中国经济被全球化了，我们也拥抱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共同挑战方面中美有共同之处，比如收入财富不均。两国有非常大的差异，但是在影响世界格局重大变革方面，在拥抱变革的力量中美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有差异也有共同点。差异谈得太多，共同点重视不足。

　　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第一次，这么多变革的力量聚焦于一点，工业革命是科技变革为主，科技、政治、社会、文化、全球治理、投资贸易体系，这么多巨大的变革集中在一起，如果我们把握得好，这可能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会变成最坏的时代。所以N多问题的解决，没有中美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中美深入合作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也很重要，对整个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

　　新商业文明与中国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最近也讲了几年，新商业文明的提出，一个是中国企业家可能在下一步变革和转变之中有更多的担当，因为我们变革也很多。我希望强调一点，我们不仅要更多关注商业创新、科技创新，同样重要的是关注社会创新，其实这是我们和肯尼迪学院合作重要考虑之一，面向未来大企业要重视社会创新，我们希望通过两个学校在合作推动社会创新方面做出自己更多的应有的贡献。

　　全球视野和全球责任担当方面，可能是新商业文明核心的部分。一个苏格兰朋友问过我，说“你看苏格兰人口没那么多，但是我们出了亚当史密斯，我们也发明了青霉素，对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中国近代做了哪些贡献？”这话听得很刺耳，但是我们要反思，未来中国企业家要有更多全球视野，全球责任，全球担当，在解决人类文明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全球应对全球时代的到来。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需要新的价值取向。最近2-3年我一直讲，中国创业创新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学校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创创社区。在现有一代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我们市场份额和比重很高，但是在未来创业创新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如果中国创业创新要做重要调整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更多中国和中国企业家应该超越为了创富创业而创新，更多中国企业家要为兴趣，为理想，为梦想，为责任，为担当创业和创新，中国才有可能出自己的亚当史密斯，出自己的青霉素，这一点必须改变，和而不同，必须有不同的梦想，为了兴趣、为了理想，为了担当，而不是为了简单的创富，为更多的财富。

　　同样重要的是我一直在鼓吹月球看地球的视野，从1840年到现在，也许更早，我们对西方理论都是西方高高在上，我们低低在下，如何把西方理论和东方智慧相结合，是西为主还是中为主，没有考量，没有引领，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追随美国，追随西方，他们出一个东西我们就拷贝，互联网时代就是拷贝，美国人今天创新我们明天就可以复制，但是我们永远出不了自己的谷歌，Facebook、特斯拉、Uber，我们永远是追随者，整个视野和思维中很少有原创，更没有引领。

　　面向未来，希望更多的企业家在中国再次崛起的时候，很好的思考和探讨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代表什么道，不是更多的贸易机会，不是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的DBA也好，我们和肯迪尼学校合作也好，重要的考量之一就是这个。全球参加了这么多会议，N多外国朋友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代表什么价值。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在回避了。长江有这个责任，通过组织类似的会议相互学习探讨，探讨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的道。

　　如果，这些问题的考量和实践能做得到，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能在全球重大问题解决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坚信我们中国会有自己的休谟，自己的亚当史密斯，我们会发明一系列青霉素这样的产品，能为人类发展做出自己重要的贡献。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我坚信，今天可能就是新一轮文艺复兴和启蒙的起点，我们的企业家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实习编辑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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