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于常规宏观调控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取代总需求管理成为宏观调控的常规手段

　　作者：陈小亮  陈彦斌

　　自2015年11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多次提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中国以往所依赖的总需求管理政策稳增长效果减弱的背景下提出的。它不仅能够淘汰掉落后产能，使信贷资金等宝贵资源更加有效地配置给高生产效率的企业，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而且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引导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从而催生出新的增长点。因此，中国很有必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肯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要性的同时，学者们也在思考推进改革过程中，总需求管理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有观点认为，近年来政策实践已经表明，总需求管理无法根治产能过剩和企业融资贵等问题，而且总需求管理的政策空间已经明显收窄，因此未来应该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代总需求管理。本文则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满足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和三条标准，因此不应该取代总需求管理而成为宏观调控的常规手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具备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能力

　　宏观调控手段首先要满足的要求是能够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当经济过冷的时候，决策部门采取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刺激经济，使经济恢复活力。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则要出台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避免企业等经济主体盲目扩大生产。总需求管理在主流教科书中又被称为“稳定化政策”，是典型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手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具主要包括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和深化改革等内容，除了减税之外，其他工具都难以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比如，当一国经济增速放缓时，如果存在政府干预过度、市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政府干预、深化改革可以为经济体注入活力。但是，当一国经济过热时，却不能简单地反其道而行之。具体到中国，目前政府部门仍然握有不少权力，市场机制也尚不健全。比如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政垄断等障碍的存在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为经济注入活力。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在未来中国经济过热时进行逆周期操作，比如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破坏原本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制度来给经济降温。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满足宏观调控常规手段的基本要求。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满足宏观调控常规手段的三条标准

　　米什金所著的《货币金融学》详细阐明了货币政策手段需要遵循的三条标准：可测量性、可控性、对目标有着可预计的影响。根据这三条标准并结合政策实践，目前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联邦基金利率不仅易于测量而且可以迅速得到数据，因此满足可测量性标准；美联储可以通过采取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调整利率水平的高低，因此联邦基准利率满足可控性标准；美联储可以结合产出和通胀率等重要宏观变量的表现，根据泰勒规则等经验算式对利率做出较为精准的调整，因此联邦基准利率对目标有着可预计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手段并不是联邦基金利率，而是货币供应量。金融创新的涌现和利率管制的放松加大了货币定义和测度的难度，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可测量性、可控性和对目标的影响都大幅减弱。在此情形下，美联储开始寻找新的货币政策手段，并于1993年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手段。美联储货币政策手段的历史变迁充分说明了上述三条标准的重要性，中国目前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也是基于类似逻辑。

　　通过类比可以发现，税收和财政支出等财政政策手段同样需要满足上述三条标准，因此本文认为可以将可测量性、可控性、对目标有着可预计的影响视为宏观调控手段所需满足的三条标准。然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满足这三条标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有共识，但诸如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深化改革等工具的可测量性和可控性远不如利率、准备金率和财政支出等总需求管理政策工具。一国很难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和改革进程进行量化，虽然有些研究通过构建市场化指数来量化市场化进程，但是这通常只能对以往的改革进行归纳。而且，一国的改革进程通常不是按照恒定节奏进行的，不同时间段改革的内容也是不同的，因此不能用类似的改革指数推测未来改革的进度，进而也就难以对两类工具进行精确控制。此外，改革只有在长期中才会产生改革红利，而短期内通常不会产生改革红利，甚至会导致负红利，因此不满足对目标有着可预计的影响这一标准。有鉴于此，未来中国不应该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常态化，更不应该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为宏观调控的常规手段。

　　三、精巧设计的新型总需求管理方案不仅能够有效应对需求冲击，而且可以较好地应对供给冲击，这强化了总需求管理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最新进展表明，总需求管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比早期教科书上所说的更加强大，精巧设计的新型总需求管理方案不仅可以有效应对需求冲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供给冲击。全世界颇为流行的曼昆版《宏观经济学》在讲解美国滞胀时并未提及用供给侧改革应对滞胀，而是强调使用货币政策等总需求管理手段加以应对。此外，货币政策最新实践表明，设计良好的通胀目标制可以较好地应对供给冲击，这超越了总需求管理应对供给冲击必须在产出与通胀之间权衡取舍的传统看法。

　　两方面的优化设计可以提高通胀目标制应对供给冲击的能力。其一，大多数国家设计的通胀目标至少排除了第一轮供给冲击的效应，如食品或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第一轮影响。当供给冲击发生时，若仍坚持原有的通货膨胀目标，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经济波动。为了规避通胀目标制与供给冲击之间的矛盾，各国通常对通胀目标加以调整。例如，新西兰的通胀指标剔除了供给冲击的影响，后来又进一步剔除了贸易条件变动、能源与商品价格变化、政府收费与间接税的变化等因素引起的第一轮影响。其二，免责条款允许中央银行调整通胀目标以应对不可预期的变化。例如，德国央行在应对1979年石油供给冲击时将通胀目标从2%提高到4%，因为冲击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价格上涨”。这避免了过度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引发的产出大幅下滑。

　　正是因为总需求管理兼具应对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强大调控能力，美英等发达国家一直将总需求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的常规手段。中国的市场化机制尚不健全，而且目前面临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高企和融资成本过高等问题的根源在于供给端，因此有必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发达国家的国际经验可知，长远来看中国仍然应该将总需求管理政策视为宏观调控的常规手段。

　　作者信息：

　　陈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核心内容节选自作者的学术论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探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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