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智慧而激情的传播者(3)

　　五、不做泡沫院长

　　2005年8月，65岁的赵启正离开奋斗了七年半的国务院新闻办，改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11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五十周年院庆典礼上，赵启正从中国人民大学校 党委书记程天权手中接过聘书，正式就任该校新闻学院院长。他说，自己的新任务主要包括：一是从新闻领域和非新闻领域促进人大新闻学院继续蒸蒸日上；二是和年轻人在一起，向他们学习，自己也要多培养年轻人。他声言“这份聘书很重，也许有一吨重”，“不做泡沫院长”。

　　至此，北京三大名校的新闻学院，均由原正部级官员担任院长。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是原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主席邵华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则由人民日报社前总编辑范敬宜担任院长。

　　董岩：此前，关于您将赴人大履新的消息已流传多日，我们想知道更多的就职“内幕”。

　　赵启正：外界只知道新闻学院前院长高纲给我发了7条短信，“逼”我就范。其实不全是这样。人大的书记、校长和院长三位都真诚地要求我担任院长一职。我原先是担心破坏原有的学院领导机制，在他们反复教育之后，我最终同意了。

　　董岩：人大新闻学院的院长只是正处级，您的就任是不是降级了？

　　赵启正：我觉得自己是高就了。我认为自身的学术实践与这个职位还有差距，尽管此前曾做过南开大学的兼职教授，带过6个区域经济学的博士。况且，拿行政级别去比较学者和官员，也并不合理，就像是拿喜马拉雅山和长江做比较，怎么比？

　　在人大新闻学院的欢迎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赵启正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渊博的理论功底，对现代新闻传播规律有深入的思考。能够聘请他出任院长，对人大新闻学院专业化水平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而对于赵启正个人来说，到人大担任新闻学院院长，则是圆了自己多年的梦。他说，两个弟弟一个是国内大学的博导、一个是美国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这回哥仨摆齐了。

　　董岩：随着“中国第一新闻官”正式入主人大新闻学院，“高官卸职从教”现象再度引起各界的关注和争论。很多人想知道，您如何实现从“治政”到“治学”的角色转换。

　　赵启正：我不怕别人说我外行，谁说我外行，我对谁感激，因为他是在鞭策我。我不会因为外界评论与期待的影响，随便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一直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教学的内容要针对社会需要。在我7年半的外宣工作中，深感培养新闻人才的重要性。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可以从国外引进一些，但惟有新闻人才是不能“进口”的，因为任何国家的新闻工作都要维护本国利益。

　　董岩：您认为应当培育什么样的新闻人才？

　　赵启正：新闻人才必须具备以下几点——有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具备广泛的知识、善于思考、能正确引导人们的是非观。我设想的方式是我自己，还请一些国内外名人和同学们一起座讨论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各个领域的问题，也讨论一些案例，使同学们从中得到帮助与指正。

　　鉴于实践需要，赵启正甚至还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教育理念，提出：新闻专业绝不是仅仅培养记者和编辑，还要培养政府的新闻官，同时也要为一些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培养新闻人才，在危机处理方面有所作为。

　　董岩：您提到的新闻官与新闻记者有什么区别呢？

　　赵启正：新闻官与新闻记者有所不同，新闻官掌握着新闻的源头，新闻记者起新闻与民众的连接作用。新闻官除了对政策了解之外，还需要对新闻记者的需求有了解。他要准备记者都会从哪些角度提问，然后该怎么回答。两者间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但长期以来，新闻官的重要性在中国新闻教育体系中被忽略了。我会促进人大新闻学院去培养新闻官。

　　董岩：也有人认为，中国需要的是新闻记者而不是新闻官。

　　赵启正：这话不对，两者都需要。在国外，新闻官的地位很高。有人评论，伊拉克战争中，一个新闻官的力量相当于几个师。国内对新闻官的需求也算是个较新事物，这是由新闻发布制度发展引起的。在目前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培养新闻官是当务之急。说起来，新闻发言人有两类：一类是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他是政府形象的代表和具体体现，需要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还要有较强的新闻发布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有一类是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关系负责人，他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克服危机的能力。这两类新闻发言人的培养都亟待加强。

　　赵启正说，中国的新闻官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依循的思路是，培训先行，规章跟上。形成制度的链条应该从学校培养后备军开始，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专业人才，就难以形成透明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董岩：作为一个曾经的新闻官，如今去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您会侧重于哪些方面？

　　赵启正：一是要培养善于思考、提问尖锐、竞争性强的记者。作为记者，争抢发是光荣的，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观念。无论遇到怎样重量级的采访对象应该上去争抢，不要担心别人的看法或是在意其助手的干扰。因为那是你的工作，你应该这样做。但有的记者在大型新闻发布会上不善发问。当然这也和中国文化有关，中国人不愿出风头。此外，提问尖锐的记者，表明他们在思考，中国需要善于思考的记者。我接受采访时，如果时间充裕，会先拿些问题去考记者，看他们是否做足了准备工作，是否在思考。在工作前，记者必须要做功课，了解新闻发布会的背景、主题。我觉得，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用两天时间准备是不多的。二，是记者之外的功夫要加强，比如怎样和人交流，怎样通过各种方式去挖掘采访对象的深层思想。这些在今后都需要加强训练。可能我们培养的学生新闻学功底并不差，但重要的是如何将其功底发挥出来。

　　由于刚刚上任不久，他不愿多谈要“放什么火”，只是说，一切都在学习、观察和思考中，希望一年后能掌握其中某些规律。至于外界的诸多猜测，比如他与北大、清华两位新闻学院院长有何不同、实际介入程度究竟有多深，以及未来人大新闻学院的发展方向等等，赵启正只说了一句，各有各的风格，毋庸多言。

　　董岩：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在您身上，每一次角色转换看起来都那么从容自如，就像您的演讲一样逻辑清晰、切中肯綮、举重若轻。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呢？

　　赵启正：看似跨了很多行当，但其中的哲学是相通的。我个人的体会是要抓宏观。宏观并不等于粗放，更不意味着完全抽象，而是有些本质相同的东西。还要深入参与几个微观细节，就能把握住全局了。

　　在我们采访赵启正后不久得知，他的又一本演讲录——《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的沟通艺术》已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这里，不妨先摘录2005年8月3日他在特拉维夫《与佩雷斯论智慧》中的一个片段，在东西方两位政治家、思想者的对话中，充分领略赵启正的哲学境界与智慧精神——　(2005年8月3日在特拉维夫与以色列副总理、以中关系促进会名誉主席西蒙·佩雷斯的谈话)

　　赵启正：聪明和智慧是有区别的。美国数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也说过，人年轻时可能很聪明，但年纪大了会更有智慧。我认为，对于政治家来说，拥有智慧更加重要。

　　佩雷斯：的确，聪明和智慧是有区别的。聪明是你如何更好地使用你所学到的知识，而智慧是用所学的知识预知未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的政治导师、以色列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曾对我说，专家是指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深入研究的人，而真正的智者需要能够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

　　赵启正：智慧需要丰富的知识基础，知识经过个人的努力也许能较快地积累起来，但智慧的成长则需丰富的阅历和自我磨炼——这就需要时间。令人惋惜的是，当具有足够的智慧时，他也具有了足够的年龄！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策划、专栏作家、新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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