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智慧而激情的传播者

　　董岩

　　赵启正，1940年生于北京。195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1974年调至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1981年被评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高级工程师，后为教授级研究员。1984年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1986年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1991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后又负责筹备上海浦东新区管委 会，并于1993年成为首任管委会主任及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1998年至2005年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2005年8月，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被外国媒体誉为："浦东赵"、"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中国屈指论客"、"中国的形象大师"。

　　主要著作：《新世纪 新浦东》、《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说谈话录》、《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的沟通艺术》。

　　很难想象，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机遇空间——在最著名的大学里，接受最尖端学科的教育；在最尖端的国防部门长期服务；在最发达的城市里参与中国改革的最前沿；在最具国际舞台的部门，为中国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在最著名的新闻院系，为中国培养优秀的新闻人才。这个将智慧和激情发挥到极致的人就是赵启正。他在不同角色的转换中，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勤奋加智慧的成功规律。

　　一、21年的科技生涯

　　采访赵启正，正值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轰动一时的余热未散之时，开始他谢绝采访，经不住我们再三恳求，这位以果断硬朗、智慧幽默而著称的新任“赵院长”，最终做出了让步，使我们有机会走进他，走进那激情与智慧同在的精彩世界。

　　董岩：在很多人眼里，您是熟悉外宣领域、亲切热情、从容不迫的“中国政府第一新闻发言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第一新闻官”竟是尖端核物理专家出身，曾在国防科技部门长期服务达21年之久。赵启正：我的物理情结、5年的大学生活以及21年的科研经历，说起来都和我的家庭有很大关系。我父母都是南开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自然科学。中学时，我的数理化学得好，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时有一个梦想，就是长大了像父母一样去大学做学问，考大学时物理学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关于赵启正的家庭，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曾说起了这样一段往事。几年前，经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教授建议，李肇星去见一位在报上经常发表诗作的老教授。据说，这位老教授也爱读他的作品。没想到在她的家里，李肇星却撞上了党校同班同学赵启正。原来，这位热爱诗歌创作的老教授就是赵启正的妈妈。可此前，老教授从未提及儿子是京城高官。

　　赵启正：1958年，我高中毕业那一年，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为培养一流的科研人才，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为了广开生源，学校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这在当时非常少见。至今我还记得广告的大致意思，就是鼓励有志于尖端科技的青年踊跃报名。

　　当时恰逢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余热未消，这则消息又掀起了持续升温的物理热。而招生广告里的"尖端科技"一词，更使18岁的赵启正心为之一动。

　　赵启正：我想得很简单，根本没有考虑到竞争的激烈性，也没有想到毕业后会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的大漠荒山，就选择了很难考取的原子核物理专业，并如愿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届新生。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一批像赵忠尧院士这样的著名科学家，他们严谨的学风、谦逊的为人，给了我们青年学生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5年的勤奋苦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知识，使赵启正对物理学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渴望。那些外人看起来枯燥不堪的公式和高深莫测的核特性，以及庞大壮观的加速器和实验设备，都让他着迷。

　　董岩；小时候您有一个理想，就是长大了像父母一样去大学做学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改变了原本教书育人的人生选择？

　　赵启正：这是因为国际关系的变故。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期，我国就开始集中力量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技术援助协定，撤退专家，停供技术资料、重要原材料及实物样品，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尖端技术蒙受了巨大损失。许多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年轻核工作者就被推到了第一线。

　　至今赵启正还忘不掉去西北时看到的一幕：黄沙漫天，半途而废的核工程横陈戈壁，一任岁月流沙无情地湮没。睹此情景，更激发了年轻人科技报国之志。1963年，23岁的赵启正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北京核工业部从事科研设计工作。

　　赵启正：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全国人民都在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科研条件相当艰苦，找不到中文的参考书和资料，只能参阅外文资料，其中英语文献居多。这可苦了我，因为大学里学的是德语，英语是第二外语，根基太浅。于是我只能用笨办法，靠字典，逐字逐句地阅读英语文献，加上没有学习口语的工具和机会，所以练成了只会看不会说的“哑巴英语”。从那时起，就算是开始了与外国人的对话，尽管这是和书本及文献的无声对话，但却培养了后来与他们面对面对话的基础。

　　就是靠这种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中国人独立完成了从物理计算、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到各项试验的每个环节，新中国的核工业突破重围发展起来了。说起这段艰苦创业的历程，在核工业部工作11年、参加过若干个核工程建设的赵启正，颇有感触地说，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最后得出了两个深刻的结论：一是中国人有能力攀登科学高峰，二是发展高科技一定要坚持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

　　董岩：1974年，您调至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由原来科研设计转为设计制造。从科学家到设计师，这种工作的转换意味着什么呢？

　　赵启正：科学家注重的是原理、解决的是为什么，而工程师注重的是产品、解决的是如何做。当时，中国彩色广播设备的开发还刚刚起步。初到上海，我就承担了彩色电视摄像机的关键器件——摄像管偏转聚焦线圈的设计开发，由于团队协同和自己在原单位多年的科研实践经验，很快就设计制造出价廉物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并有出口。

　　接连不断的发明创新，为赵启正赢得了许多荣誉——上海市、航天部劳动模范，改革开放后，上海市和航天部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后来他在国务院新闻办工作，大力提倡采用高新技术改进和提高对外宣传的水平，与科研攻关的背景不无关系。

　　21年的科研经历，对于赵启正来说，不仅培养出了很强的综合能力，更可贵的是养成了注重实际、注重科学的作风。他说理科的演绎由定律、数学和实验构成；思维和叙述的逻辑性，要求把原因和结果分列，把事实和推论分列，层次要十分清晰，实事求是则是讲逻辑的基础。这些严格的思维训练使他受益良多。缜密清晰的推理、剥茧抽丝般的论证以及灵活敏锐的思维，这些自然科学的技巧方法的娴熟运用，与他以后担当的各项工作相得益彰、熠熠生辉。

　　二、我只是“浦东一兵”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赵启正先后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上海市副市长等要职。他笑着说，以前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离开所热爱的科研专业，进入一个全新领域，一个天天与人、而不是与物质打交道的领域。

　　赵启正：技术工作对我是一种朴素和实事求是的训练，因为面对的是物质和物质的运动，必须按自然规律来对待，来研究，来不得一点主观主义，这对克服主观主义有好处。而行政管理工作，面对的是人的行为和人的思想。科学研究不会与研究对象不和谐相处，而与人相处却没有这样简单的自然规律可以寻求，必须相互理解、以诚相待。因此也深感

公务员的工作与原来从事的科研工作相比，有新的难度和新的艰巨性。

　　董岩：尽管工作对象不同，您依然成效卓著，并且还有了一个美称：“浦东赵”，外界为什么这么称呼您？

　　赵启正：在上海时，我不但分管浦东开发，还分管上海的外事工作。到中国访问的外国首脑，百分之七十都会到上海，到上海就必到浦东。从机场开始，往往一接触就是一两天。至于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我会见的就更多，最高记录是一天会见了11批外宾。随着浦东，这个曾经鲜为人知的地方名扬世界，后来有的外国人就干脆称我“浦东赵”。其实，这是一种过誉，我只是“浦东一兵”。

　　赵启正常说，自己是幸运的，幸运地生活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幸运地置身改革前沿，幸运地参与了浦东开发。作为浦东新区管委会的首任主任，赵启正把浦东开发比喻为一支交响乐——“乐曲的总谱是邓小平写的，党中央是乐队指挥，而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则是有幸参加演奏的成员，这个乐队的演奏员有几百万之多。”今天，当李肇星谈起十几年前在浦东新区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仍然印象深刻，他说，赵启正对改革开放的激情、对本职工作的专注让他感动。

　　董岩：您在不少场合都曾说过，国际交往通常需要两种“对话”，一是政治对话，二是经济对话。因此，城市的功能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北京和上海。

　　赵启正：对。政治对话是在首都进行，比如北京怎么说，华盛顿怎么说；而经济对话则不同，是具有世界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大都市代表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当然，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首都同时也是世界经济中心城市。也有的国家不只有一个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了上海，至少还有北京具备这样的资格。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种世界级的大都市参与国际经济对话，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十分困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了还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香港，初具这种功能外，中国实在还没有一个城市具有这种地位。因此，浦东开发一开始所确定的最终战略目标就是建设一个能与国际经济对话的中心城市。要完成这个任务、实现这个目标，一靠兢兢业业的工作，二靠勤奋的学习，三靠严谨的科学态度，大胆地发挥创造性。

　　敏锐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力，使赵启正紧紧抓住了浦东开发的关键要素——法规和规划要先行；高科技产业要符合国际标准；重视环境不制造污染；慎用资金不重复建设。

　　董岩：1992年下半年，在新区筹备期的一次会议上，您提出了要注重“功能开发”，强调形态规划必须服从功能规划，以功能目标带动形态规划和建设。

　　赵启正：我们较早提出了“功能开发”的概念，后来又用通俗的“球场之喻”来说明——建成一个绿草如茵的足球场，这只是形态开发，如果没有国际规则、国际裁判，没有国际球队常来赛球这样的功能，这个球场就白开发了。打个比喻说，形态开发就像开发计算机的硬件，而功能就是软件，计算机是要做什么用的，要在开发硬件前论证好。没有高级软件或没有使用场合的计算机，只是一件摆设。

　　现在，“功能开发”已经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念被广泛运用，他也因浦东开发的丰富经验被南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7年中培养了6个区域经济学的博士生。

　　董岩：关于浦东，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1993年，一位美国航空公司的总裁坐在外滩的和平饭店，面对着江那边的浦东，问您，“到浦东怎么去？是乘飞机还是坐汽车？”

　　赵启正：外国客人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很惊讶，震动也很大。但他提醒了我，使我意识到，让世界知道浦东是浦东开发建设的前提。从那以后，以外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实实在在、生动活泼地介绍党的政策和城市的发展规划，就成了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1995年，美国AT＆T总裁艾伦先生送给我一本纽约出版的世界分册地图，在上面看到了单独画出的“浦东简图”。这说明步调一致的浦东开发与浦东外宣同样获得了成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多次评价上海浦东的对外开放“不是口号，是行动”。

　　董岩：您在上海工作期间，见过很多外国首脑，比如加利、安南、叶利钦、希拉克、金泳三、戈尔等。关于您的故事也很多，其中最传奇的莫过于与阿拉法特的会晤。据说您以“同志名义”说服了阿拉法特的“革命名义”，并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彻夜深谈。

　　赵启正：14年前的那个不眠冬夜，我与阿拉法特有过这样一次特殊的接触，在没有官方任务、放松和坦诚的情境中，我看到了一个直觉的、真实的阿拉法特，一个充满斗志、又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那是1991年12月22日的午夜，一架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飞机里坐着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突变的大雾天气把这位神秘客人留在了这里。当时赵启正在上海做分管外事工作的副市长，带着相关的工作人员立即赶往机场迎接阿拉法特。

　　赵启正：那天上海的雾的确太大了，在第一个路灯的地方都看不到第二个路灯，飞机根本不能起飞，本来是去为阿拉法特安排下榻宾馆的市政府一行人，到了机场却遇到了意外的情况，心急如焚的阿拉法特不愿因天气影响日程安排，强烈要求“以革命的名义立即起飞”。我与他一见面，第一句话是“阿拉法特同志，飞机不能起飞”。我特别强调了“同志”两个字。我说即使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他坐的飞机也不能起飞，因为他也是我们的领袖和同志。”对于他来说，“同志”一词也许有特别的震撼力，阿拉法特就这样被说服了。没想到他却提出了一个条件，陪他聊天一直到起飞。从凌晨3点直到上午10点大雾散去，他的飞机起飞，我们竟整整在一起聊了7个小时……

　　那一夜，赵启正对阿拉法特回忆了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也向他扼要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和上海的社会发展。阿拉法特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他说：“我们也将会有像你们这样全力发展建设的那一天。”

　　赵启正：天亮时，我邀请阿拉法特到机场附近的龙柏饭店共进早餐。吃完早餐，阿拉法特挽着我手臂沿着饭店草坪间的小路边走边谈，他热情地邀请我去巴勒斯坦访问，他已把我当成了一个好朋友。

　　当大雾散去，临别前，阿拉法特和赵启正热烈拥抱。阿拉法特回国后不久，给赵启正寄来了一封亲笔信，邀请他赴巴勒斯坦访问；赵启正到北京工作后，巴勒斯坦大使馆还特意告诉他阿拉法特的电话号码，但赵启正始终也未打这个电话，他说：“那一夜的会面，已经让我有太多回味。”阿拉法特去世后，赵启正在巴勒斯坦驻华大使馆的吊唁留言簿上深情地写道：“我十分珍惜与阿拉法特总统7小时长谈的记忆。”与阿翁的会晤，只是他国际交往的一个精彩片段。而这种说服的艺术、沟通的技巧、谈笑风生的气度在他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后，达到了顶峰。自浦东开发早期开始步入“中国国际公关之旅”的赵启正，将浦东经验带到了更广大的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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