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控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

　　把控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近年来日渐突显的内生性风险尤其值得警惕。

　　文／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副局长 刘志清

　　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外部冲击因素增加，部分在金融业发展中积累已久的深层次矛盾正逐渐暴露；另一方面，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我国金融业态的复杂性、关联性加剧，潜在风险不断堆积。

　　如此背景下，十九大报告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均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是要准确地认知潜在问题，并适时采取科学的手段来应对、化解风险。

　　从金融体系的角度分析，我国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可归为三大类：外生性风险、内生性风险，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房地产泡沫风险，其中，近年来矛盾日渐突显的内生性风险尤其值得警惕。

　　外生性风险整体可控

　　外生性风险主要体现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所面临的信用风险。近年来，受经济增长下行、产业结构性调整、经济波动损失等因素的影响，银行业不良率上升明显、资产质量承压。

　　我国金融体系主要由银行业主导，因而具备跨周期平滑吸收损失的特征。与此同时，动态的拨备管理制度，也让银行具备较强的不良处置能力。在本轮不良率快速攀升的五年里，我国银行业已累计处置的不良贷款是账面不良贷款余额的两倍左右；并且当下仍有约高于账面不良贷款余额1.8倍的减值准备金，可用于未来新增不良贷款的核销。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银行业整体保持着稳健的盈利水平，随着宏观经济企稳向好，银行业面临的外生性风险总体可控，因而须着重警惕矛盾日渐突出的内生性风险。

　　内生性风险明显上升

　　内生性风险主要表现为金融体系自身的脆弱性。当下我国金融系统主要面临四大内生性潜在问题：

　　一是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其主要具备高杠杆、期限错配，交易链条长的特征，同时存在缺失缓冲资本、流动性缺口严峻等问题。

　　影子银行体系由监管套利驱动形成，其在丰富了市场金融产品的同时，也极大程度上放大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即是影子银行为主要诱因之一的惨痛教训。

　　二是新金融业态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新金融是由金融科技驱动创新而生的商业新模式，堪称现代金融体系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通过互联网技术，突破物理网点和地域的自然约束，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便捷度和可获得性；另一方面其去中心化、高效、便捷等特征或导致风险加速传递与放大，也给现行监管模式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新金融业态还存在业务模式高度趋同、交易策略相似等问题，金融机构一旦出现同质性风险溢出，便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三是市场波动风险。金融综合化经营带来了服务获取便利化、范围经济效应、分散风险等优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融体系的内在关联性和复杂性。比如在各金融板块业务盘根错节之下，易出现风险跨机构、跨板块、跨行业的传播，从而对金融市场造成较大冲击；亦或，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相互作用产生螺旋效应，放大市场波动。

　　四是流动性风险。近年来，部分中小金融机构过度“执着于”开展同业和互联网金融业务，使其实现了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但也引发了短期内批发融资占比过高等问题，从而增强了市场流动性与融资流动性的相互作用，加剧了潜藏的市场流动性风险。

　　此外，与金融业紧密相联的房地产泡沫问题也值得重点关注。一方面，房地产是银行主要的贷款投放行业之一，也是重要的抵质押物；另一方面，信贷资金的过度投放亦是推高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因素。

　　虽然，当下我国银行业对房地产贷款的投放比重不足总贷款1/4，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且我国贷款首付比例管理严格，使得房地产行业对银行业的直接风险总体可控，但仍不可忽视其对我国金融系统的潜在威胁。

　　优化事前、事后监管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第一步，是准确认知问题的所在。第二步，即是要有效防范和化解现代金融体系下潜在的危机。

　　首先，监管部门应充分掌握信息，利用科学的工具和方法，进行合理的风险分析判断。既要防止夸大风险，过度监管，抑制金融创新；又要避免忽视风险，监管不足，造成“灰犀牛” 的累积。

　　其次，要客观正视金融业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既要在风险管理上未雨绸缪，防范“黑天鹅”；又要强化事后监管，增强危机应对能力，防止次生风险。如此，须充分优化事前、事后监管等能力 。

　　具体上，对于事前管理可从五大领域发力。

　　其一，是要引导、促进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在今年举行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如此，金融机构要树立与实体经济俱荣俱损的理念，准确把握发展方向，回归本源，切实“下沉”服务实体的重心。

　　同时，监管机构也要进一步完善动态的资本、拨备调整机制，缓解金融“轻经济”的周期效应。

　　其二，加强对于宏观经济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的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于该类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应运用更严格、复杂的监管技术，尽早识别机构的潜在风险并采取干预措施；同时，建立有效处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的政策框架，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完善跨境危机处置的机制。

　　其三，要降低金融业务的关联性和复杂性。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的管控，补齐监管规制短板，把行为监管和系统性风险监管均纳入日常管理之中。

　　其四，要注重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既要强调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实现监管与创新的同步；也应充分意识到金融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在政策上给予充分的支持和鼓励。实践中，监管部门可借鉴国际上“监管沙盒”的理念加强对创新的评估与纠偏机制建设。

　　其五，不断改进监管方式方法，提高监管的前瞻性。加强对金融机构商业模式、发展战略、风险偏好变化的持续监测。在实际操作中可多采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并鼓励银行开展与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的业务。

　　与此同时，对于事后监管，相关部门还应着重提高三大能力：一是提高政府和监管部门快速恢复市场和金融功能的能力，二是切断问题机构风险向外传导的能力，三是快速处置大量出现的不良债权，推动企业重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