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何以减压

　　汇率何以减压

　　外汇储备是“拿来用的，而不是攒着看的”，市场应正常看待其变化。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唐如钰

　　国

　　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为3.0051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连续7个月的下滑。市场的焦虑似乎还未随外储微弱抬头而完全消失，就是否死守“3万亿”这一心理关口仍争论不休。

　　关注点在，2017年应该“保汇率”还是“保外储”、汇率会否继续“跌跌不休”、外储是否到了需“死守”红线的时刻以及央行应采取何种措施以防范贬值预期与资本外流相互作用下的潜在危机？

　　多位受访专家均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一方面，2017年人民币汇率仍将面临贬值压力，但驱动我国资本外流的力量已经减弱，汇率下行空间有限。不仅如此，在我国经常项目保持顺差、货币政策中性偏紧、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等因素作用下，人民币汇率短期内或趋于企稳。

　　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虽在三万亿美元线徘徊，但其余额充裕且仍处于全球最高水平，足以应对市场流动性需求和防范外来风险。市场无需恐慌，更不必强调并无实际意义的心理关口。

　　此时，政策应将焦点置于加强自身经济基本面和建立更加市场化的汇率浮动机制上，为人民币汇率企稳提供更有力支撑，并防范风险。

　　3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去年受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热情高涨、美国大选等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较大波动。今年，经济企稳、供给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继续取得成效，将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贬值压力或减弱

　　多位受访专家预期，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仍存在一定贬值压力，但下行空间有限，且贬值压力在近两年的释放后已减弱。主要原因是：

　　其一，从市场供求关系来看，企业大规模去外债的购汇需求已趋于缓解。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称，过去两年，企业大规模偿还外债和居民部门增加海外资产配置的购汇需求是导致人民币贬值的主力军。但从2016年第三季度开始，企业外债偿还已基本告一段落，甚至出现对外负债逆转回升的现象。

　　其二，居民部门增加海外资产配置的需求虽是长期趋势，但与企业大规模结汇相比比较平稳有序，且增持预期有望下调。

　　张斌表示，我国货币政策和监管条件在进一步管制不合规海外资产增持的同时，也可能增加居民部门持有美元资产的机会成本。目前美元指数已升至历史新高，且特朗普主张“弱美元”，都可能收窄美元上涨空间；而持有美元资产的收益预期下降，将影响我国居民部门配置海外资产的意愿。

　　其三，我国经常项目下的贸易顺差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将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

　　虽然，我国2月进出口贸易出现603.6亿元逆差，但招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分析，其主要是受进口大增和春节期间企业出口规模季节性偏低的影响，并不代表未来有持续的贸易逆差。

　　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称，一方面，我国经常项目仍将保持一定规模的顺差，今年全球货物贸易有望复苏也为我国进出口带来积极信号。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与成熟，有望吸引新的海外资本流入。比如，在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周期性流动、人民币加入SDR等利好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将明显增加。招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债券市场有望吸引约4200亿美元资本流入。

　　此外，人民银行春节后全面上调政策利率曲线，进一步缩小中美利差，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人民币贬值压力。

　　多位受访专家分析，短期内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虽暂难改变，但有望维持在一定区间内波动；长期来看，汇率将呈双向波动。

　　风险仍不容小觑

　　受访专家还认为，随着国内外经济条件和风险因素的变化，年内人民币贬值风险仍不容小觑。

　　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超分析，2017年影响汇率贬值的因素主要有：特朗普政策效应、美联储加息路径、欧洲地缘政治风险以及贬值预期下汇率波动与资本项目流出的相互强化。

　　首先，美国经济走势仍面临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李超表示，如果未来特朗普减税和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执行到位，或增强美国经济向好趋势，进一步带动美元走强。

　　其次，特朗普政策中还涉及中美贸易战等问题，一旦贸易战爆发，将严重冲击我国出口业，危害经常项目顺差。

　　但黄剑辉分析，从特朗普上台后的行为来看，中美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并且，早前更有评论指出，美国声称打响“全面贸易战”的措辞，不过是为了把中国“骗”到谈判桌上而已。

　　再者，美联储仍处于加息通道之中。

　　美国时间 3 月 15 日，美联储决定加息 25 个基点，并暗示年内或将再加息两次，如果“承诺”兑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本币或将面临贬值压力。

　　此外，欧洲地缘政治风险也是影响美元走势的重要因素。李超认为，若今年欧洲多国大选再发生“黑天鹅”事件，政局出现混乱导致欧元走弱，或将进一步推升美元指数。

　　李超称，去年是我国国际收支连续呈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第三年，今年汇率贬值可能与资本项目流出相互强化，需要重点防范。

　　汇率、外储和房价

　　人民币进入新一轮贬值周期以来，各界对于央行应该“保汇率”还是“保房价”以及“保汇率”还是“保外储”的争论纷纭。

　　对房价与汇率二者不可兼得之说，多位受访专家并不认同。李超认为，汇率与房地产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具备短期的翘翘板关系，但长期来看两者关系不大。并且，本轮人民币贬值中，企业去美元负债与居民部门配置海外资产，是造成人民币贬值的主力军，房地产在其中并未发挥明显作用。

　　那么，“保汇率”与“保外储”，又是否存在轻重关系？当前市场焦虑外汇储备是否已处在心理红线。对此，专家表示，所谓心理关口并无实际意义，外储远未到死守阶段，余额仍处于全球最高水平，足以应对市场流动性需求和防范外来风险。

　　在黄剑辉看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能逐步加强，在经常项目顺差继续保持和引入新一轮海外资本等因素的作用下，外储有望在年内回升。

　　招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则分析，长期来看，外储将逐步告别系统性增加或减少的情形。

　　3月10日，周小川也强调外储是“拿来用的，而不是攒着看的”，应正常看待其变化。

　　李超分析，今年央行将把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考量目标之一。一方面，固定汇率并不符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宗旨，央行更希望汇率在一定区间内自由浮动；另一方面，外储规模仍然充裕。因此，货币政策应更多关注如何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以防止汇率贬值和资本流出之间双向负面影响的扩大。

　　归根到底，强化自身经济基本面和建立更加市场化的汇率浮动机制，是防范汇率风险的关键。

　　“政策须从强调实体经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坚持浮动汇率制度等方面发力。”黄剑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