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波利特：中国电改乐观派

　　迈克尔·波利特：中国电改乐观派

　　初识迈克尔·波利特教授，是在今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原本，听到他剑桥大学教授的头衔，总觉着会是一位典型英国绅士派头的学究，不想，听了他的演讲，却重塑了我们的印象。

　　作为欧洲最好商学院——剑桥大学贾吉商学院的商业经济学教授，波利特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公用事业部门的私有化与监管、生产效率优化等，那天他演讲的主题是“Restructuring the Chinese Electricity Supply Sector: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重组中国电力供应部门：国际经验与借鉴）”。PPT讲稿准备得十分认真，数据、图表、一系列结论，都是他扎实工作的反映。然而，让人略感意外的是，他并不满足于刻板、严谨地把信息和观点转述出来，而是像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发现了一处全新的宝藏那样，热情充沛、乐在其中。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每每讲到会心之处，他都会自顾自地先笑起来——那笑容有时像影星莱昂纳多，有时又像讨喜的憨豆先生——把“观众”带入了他的研究，也拉近了与他的距离。

　　于是，交流、采访也从这里开始。

　　能源与多学科方法

　　如果罗列波利特教授的头衔，怕是要写上半页纸了，我们仅略举一些：剑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中心（EPRG）副主任，《能源与环境政策经济学》杂志共同编辑，《能源杂志》《产业组织评论》等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英国能源监管机构的外部经济顾问，英国国家电网、荷兰能源、瑞士罗氏等公司的咨询专家，等等。并且，他已经出版10本专著，发表了超过60篇关于效率分析、能源政策和商业道德方面的文章。

　　就读博士时，恰逢英国处在电力企业私有化进程中，于是在导师的建议下，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主题被确定为“公有制与私有制电力企业行为间的差异”，论文中整理分析了14个国家的数据，展开了颇具国际视野的探索。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持续研究电力市场监管与市场设计问题，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了。

　　毋庸置疑，这是一位资深的能源专家。然而，他又从不被局限在能源的圈子里打转转，而是能将众多人文学科与经济深入地嫁接、融汇起来。

　　在近期主持的一场以“信仰、能源与社会”为题的研讨会中，他就着重探讨了能源与科技政策背后的人性思维。同时，这也正是剑桥崇尚博雅的人文教育，尝试打破明显专业分科、减少学科匠气的实例之一。

　　从这个维度出发，波利特的能源分析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其中，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强调制定能源政策采用“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可以译作“多学科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在能源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甚至是历史学、哲学、神学等学科”。

　　我们问教授，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关系并不紧密的学科，如何集中在能源政策的制定框架之下？对于能源从业者和研究者来说，又该怎么理解呢？

　　他答道：“要牢记，在能源政策中，‘政策’与‘能源’同样重要。政策制定需要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受到许多不同学科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历史，等等。有时候能源从业者会忘记，能源政策具有自身的逻辑，而且随时在同许多其他重要领域竞争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这些领域包括健康、教育和社会政策，等等。事实上，工程学和物理学对能源来说都很重要，但也只能部分地导向‘好的’能源政策。”

　　接着，他又拿英国的《清洁空气法》来举例说明，人文社会科学对能源政策的影响力。这一法案的颁布，使得伦敦大幅减少了因煤炭燃烧带来的空气污染物排放。为什么研究空气污染及其对人们健康影响的科学成果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广为人知，而《清洁空气法》在1956年才得以颁布？是因为1952年，伦敦发生了夺去数千人性命的“杀人雾霾”事件。从那以后，公众对于空气污染问题以及相应解决方案的人文态度发生了变化，才催生了这一法案。《清洁空气法》也被政府当作一种特定的法律工具，赋予了地方政府减少空气污染、并为此提供金融资源的执法职责。所以说，历史、政治和经济对于解释这个问题来说，都至关重要——无论那些学科在能源部门显现与否，它们都是重要的。

　　从英国到中国

　　这一次，波利特教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多年以来，波利特教授在著作和文章中，已经探讨总结了包括美国、欧洲、阿根廷、智利、巴西、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全球电力市场的改革经验。而开展对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研究，教授再次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协助下，他2016年带领一个研究小组，来到北京和云南进行实地调研，与中国的专家学者、产业人士和政府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由于时间紧、日程满，整个行程中，都是夙兴夜寐、辛苦非常，但波利特教授却始终兴致高昂。

　　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力生产国，相应就面临着世界最大规模的电力体制改革，这不能不使各国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兴奋起来”。

　　他的台湾籍学生杨宗翰对此解读，背后的动因或许应有两重；其一，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英，此行直接加强了中英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波利特教授当时也出席了中英工商峰会，所受鼓舞应当不小；其二，中国生产的电量与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全球范围内都属最大，在巴黎气候协定正式生效、“十三五”规划逐步实施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及其低碳化的路径，自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

　　事实上，出于这种关注，剑桥大学已经与北京理工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成为合作伙伴，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关系，为剑桥大学电力政策研究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系统研究，对于中国电力市场，波利特教授分析指出了诸多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工业电价和民用电价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与美国的电价结构相比较，更能清晰地看出倒挂的问题。教授把2014年两国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先看工业电价，美国的是每度0.0710美元，中国的是0.1068美元，相差0.0358美元，中国的比美国的高出50%；再看民用电价，美国的是每度0.1252美元,中国的是0.0908，相差0.0344美元，但这次是中国的比美国的低27%。教授认为，鉴于国内较低的煤炭价格，中国电力成本总体上应当低于美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基于民用电成本显著高于工业用电的情况，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有必要调整民用电价与工业电价之间的反差，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同时也能提高居民的节能意识。

　　在他分析模型的所得结果中，工业电价有望降低11%，具体组成如下：电力调度改革，可望贡献1%～2%；电网公司提高效率，可望贡献2%～3%；减少由工业电价转移给居民电价的交叉补贴，可望贡献5%；减少发电企业和电网的新增投资，可望贡献3%。而这就是改革的主要经济驱动力所在。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在波利特教授看来，就需要重组电力部门。他认为，英国、挪威和美国得克萨斯州都有很好的全面、高效的改革案例。具体来说，就要从市场重组和所有制调整、二级辅助市场设计、适当的经济管制、有效促进低排放技术发展应用，以及适当的转变机制等五个方面着手。再进一步，则包括创建完全竞争的批发和零售市场，适当使用辅助服务的价格信号，强化需求响应和传输能力配置，采用有效的监管工具和激励规则，等等。

　　此外，中国还需要解决自身非常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一定程度上，要靠提升燃煤、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发电的效率。凭借成功的改革，中国能够大幅降低电力价格，同时减少煤炭使用，增加成本可以接受的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使用。电力需求增速的放缓，意味着中国是时候开始重新部署体量巨大的电力部门，并且允许未来的投资能够更多地为市场力量所主导。

　　被问及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前景，波利特教授的态度是相当乐观的：“电改‘9号文’明确了值得称赞的改革意图，并且要解除当前电力行业存在的一些（过于繁杂的）监管安排，一些电力交易所已经投入运营，售电侧放开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政府正在恰当而谨慎地推进全面的市场改革。”因此，他特意强调：“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前景是光明的！”

　　波利特教授的结论，再次印证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其中他国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要结合自身特有的背景，并且不能忽略能源以外的其他因素。

　　不过，教授也并不是每件事都要按照逻辑分析的。曾有学生问他：人们是否可能完全运用商学理论或者经济分析，来帮助做出人生中的一些重大抉择，比如是否读博士、如何选工作、与谁结婚生子？教授大笑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理性的大脑，而是要问问你自己的心。你会祷告吗？哈哈！”

　　最后，问题回归到所有研究工作的初心，波利特教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一名基督徒，这帮助我保持了在更大背景下对工作和生活的远见，并且激发了我对于周围世界变化的兴趣，提醒我人与上帝相互之间的重要性。建设性理想主义是世界更加需要的，我希望通过研究经济学，可以使世界更美好！”

　　文章来源于《能源评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