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苏区“挤兑潮”

　　化解苏区“挤兑潮”

　　伪造苏区货币，是国民党打击中央苏区经济的手段之一，也是国共两党之间一场名副其实的货币战。

　　文 | 万立明

　　俗话说，银行不怕破产，就怕挤兑。对于银行来说,挤兑是一种灾难性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倒闭。当年在红色首都江西瑞金,就曾发生过一起挤兑风潮，刚刚诞生不久的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遭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一般来说，银行发生挤兑事件的原因是准备金不足,导致信用发生动摇，而当年中央苏区发生的挤兑风潮却并非如此简单。瑞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国民党一边进行军事围剿，一边对苏区的经济实行所谓的“致命性清剿”，意图“极尽全力扰乱苏维埃经济，破坏苏区金融秩序，使其不攻自乱，一举而歼之”。

　　除了对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禁各类生活物资进入苏区,国民党还打起了苏区货币的主意。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派遣了特别行动小组，潜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地瑞金县叶坪村，刺探苏区货币的生产工艺与流程，然后设立了假钞印刷秘密基地，大量生产苏区纸币；同时指使苏区边缘地带的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伪造苏区银元，投放市场。一时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造成国币币值急跌，国家银行信用严重受损。一些地方的奸商还乘苏区物资紧缺之机，故意哄抬物价，贬低苏区纸币甚至拒收国币，破坏苏区货币流动。到1933年3月份，中央苏区各地发生群众抛出纸币、挤兑现洋的现象，敌特分子更是趁机暗中煽风点火，老百姓纷纷手持国币到银行，围挤在营业厅柜台前争相要求兑换银元。

　　更为严重的是，经此一劫，居住在白区的商人心有余悸，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元，导致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遭受重创。

　　当时的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得知情况后，立即向时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邓子恢作了汇报。二人经过讨论，决定“兵分四路”，力保国币信用。

　　应对挤兑风潮，最有效的办法无疑是充实银行准备金。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国家银行从金库里拿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

　　毛泽民要求“凡是来银行兑换现洋的，银行一定要保证兑换，并严格规定1元纸币兑换1元现洋”。那几天，国家银行还刻意在营业厅里堆满了各种金银珠宝，前来兑换银元的群众看到这些“金山银山”后，兑换的急迫心情骤降，国币信用重新开始树立。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能够买到东西的货币才有真正价值，必须及时增加苏区市场上的物资供应与储备。当时，在宜黄县南部的黄陂，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歼灭大量敌军，缴获了大批辎重与现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接到国家银行的告急求援讯后，亲自押解现洋和物资运回瑞金，大量的布匹、食盐等日用品随即被充实到各个合作社的货架上，并在标价牌上写明“只收国币，不收现洋”。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不但拿出现洋换纸币，卖出的货物又只收纸币不收银元，双拳出击，彻底打消了老百姓心中的疑虑。原来吵嚷着要换银元的人群悄悄地散去了，甚至有不少刚刚换回银元的人见到纸币使用更方便，又捧着银元到国家银行来换纸币了。

　　对于那些破坏国币信用的奸商与反动分子，就只能用铁腕手段对付了。为此，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组建了假币侦破组，出重拳端掉了一批假币制造窝点，镇压了一批制造、输入假币的反动分子，彻底堵死了假币的制造源头和流通渠道。比如，1933年8月，瑞金黄安区禾安乡地主赖以辉假借去广东购货之名，偷运粤系军阀假造的苏区贰角银毫170元，企图经吉潭区关税处运进中央苏区，被专案人员查获后押送到瑞金县政治保卫分局。1934年2月，在闽西明光县查获了一起纸币造假案件，并逮捕了两名案犯，一人原本是从事雕刻菩萨、佛像工作的匠人，另一人为其堂弟，帮其打下手。办案人员从案犯家的天井下搜出了印刷国币的石雕版，还有十几张道林纸以及少许彩色油墨。另外，假币侦破组还查获了国民党特别行动小组在苏区的数个假币制造点。对于这些伪造货币、破坏金融秩序的分子，苏维埃政府均进行公开审判，当众判处死刑。

　　当然，要从根本上提高国币信用、解决挤兑问题，必须恢复苏区与白区的贸易往来，而恢复外贸则必须要使用白区商人能接受的货币。为此，通过上海党组织积极与白区商人沟通，国家银行终于购得了一台“老鹰头”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此后，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内流通的银元，重点改铸白区通行的“老鹰头”现洋。这样，一方面让苏区的对外贸易开始回暖，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打击了伪造苏区银元的不法行为，苏区金融秩序渐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