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盲目扩张规模思考 我们的大学会倒闭吗

　　

《董事会》杂志封面 新浪财经图片

　　文/陈茜

　　热火朝天的扩建，完全缺乏财务约束的借债，日甚一日的入不敷出，大学可能正在纷纷踏上“破产”的不归路

　　张立是某大学的一位新生，在位于市郊的新校区上大一。前不久，张立听到了一个坏 消息，学校要卖掉在市区内的本部，全校将迁到位于大学城的新校区，这将他们在大学的后两年去“城里”上学的理想击了个粉碎。据说，起因是学校建分部欠了银行一笔巨额债务，必须卖地偿债。然而，即使是卖了本部也难以还清债务，张立和他的同学纷纷议论着学校 “破产”的风险。不过，这并不是这所学校单独面临的尴尬，众多大学其实都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

　　大学会破产吗？20年前，这似乎是一个不值得一问的问题，然而，就是这个原本有着绝对否定答案的问题，今天正在中国逐渐变成一种现实的危机。民办大学艰难求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占全国90%的公立大学也纷纷坠入了重重财务危机。原来，大学也有入不敷出的一天。

　　大学，又一个高危行业

　　“你们学校借钱了吗？”这是近年来大学领导们相互之间最为流行的“问候语”，其中虽然不乏“戏言”的成分，却也十有八九地概括了当今大学的财务状况：举债“兴教”已成为大学的一种“时尚”。

　　20世纪末，国内高校的扩招高潮一浪胜过一浪。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蓝皮书”)，1999-2004年期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增长了2.2倍，其中研究生人数增长了3.1倍，而此前1993-1998年的6年间，分别只增长了34.4%和86%。

　　显然，原有的教学条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学生对教学硬件、软件的需求，于是，高校的扩张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学城”这个新名词也应运而生。大学城不是在一天建成的，与大学城一起壮大的是大学的招生规模，还有巨额的银行贷款。

　　自从1999年年初，各高校获准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后，大学和银行之间的联系就愈发紧密，在银行的“大力支持”下，一座座大学城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南京的仙林大学城的规划面积达70平方公里，投资达50亿元;同属南京的江宁大学城占地30平方公里，投资达40多亿元;位于广州小谷围岛及其南岸地区的广州大学城占地超过43平方公里，投资竟高达120亿元……除了上述大学城中的“巨无霸”外，还有众多“小型”大学城零散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它们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功不可没”。

　　一边是大学扩张带来的大学教育的欣欣向荣，一边却是自身的负债累累。2005年6月28日，李金华曾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指出，在对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和调查后，发现不少高校大规模进行基本建设，造成债务负担沉重。截至2003年年末，18所高校债务总额72.75亿元，比2002年增长45%，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

　　根据国家审计署于2005年5月30日发布的《四城市高教园区开发建设情况审计调查结果》(以下简称《调查结果》)， 四市(即杭州、南京、珠海、廊坊)高教园区建设计划投资中的银行贷款占近三分之一，截至2003年年底，实际取得银行贷款152.76亿元，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59.42%。其中，南京中医药大学新校区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堪称贷款建校的“楷模”，它们分别已贷款7亿元和6.28亿元，分别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93%和94%。从1999年开始，银行与大学的合作成为一种风潮。“开发和建设大学城所需的资金额绝非一个小数目，都是上亿、几十亿，甚至百亿。这些资金主要是靠银行贷款。”

　　江苏省审计厅曾对全省省属高校负债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在正式的审计报告公布之前，审计厅已经向外界透露，一批省属高校由于建设新校区等原因，欠下巨额债务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南京财经大学贷款规模达8亿元左右，南京邮电大学也有7亿-8亿元，南京工程大学也有3亿元之多。

　　问题是，如此高的负债率，大学有能力偿还吗？事实是，它们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还款陷阱，不提本金，每年的利息已足以让它们气喘吁吁。

　　有消息称，南京中医药大学为在仙林大学城建设占地1500多亩的新校区，目前除欠银行7亿余元贷款外，还欠各施工单位款项上亿元。该校领导也曾经向媒体承认，学校每年的收入除正常开支外，只能还清银行贷款的利息，还本金不大可能。因为学校每年学费收入为1亿元左右，政府年拨款6000多万元，除去1000多名教职工一年内近亿元的工资奖金和教学、科研、行政开支，所余款项只够偿还贷款的年利息。学校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据一位老师介绍，近年来，学校教职工的待遇明显走了下坡路，不但原定的教工工资的调整迟迟不能到位，连原先的课时费也一降再降，助教的课时费由原来的40元降为25元。

　　如果将大学当作公司，以中国今日大学资产负债率之高，财务风险之大，中国大学显然已经成为继银行、证券业之后的又一个高危行业。

　　大学会破产吗？

　　“唉，肯定还不起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大学财务处工作人员感叹，该大学在大学城里新建的校区看起来气势磅礴。

　　如同一个蓄水池，如果出水管总是比进水管粗一圈，即使有源源不断的收入进账，也会因过于高额的支出而早早干涸。收入来源难有保障，支出却节节攀高，大学入不敷出并不是天方夜谭。

　　在大学的收入这一栏中，国家财政性教育资金理当排在首位，不过这也会因大学的“出身”而命运各异。国家教育部部属院校，可以直接获取国家财政拨款，经费相对充足，只是这类大学只占全国大学很小的比例，而由地方政府拨款的大学，则要看地方财政的状况了。

　　总体而言，近年来，国家财政拨款的总额虽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占大学收入的比例在逐年下降。教育学者郭海的统计表明：1990-200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来源的比重从93.5%下降到50%，而这也符合国际惯例。世界各国都把基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投资的重点，由政府承担其主要投资义务，政府财政的公共投资占基础教育投资的比重达到80%-90%。相比之下，我国财政投资占基础教育投资比例显然太低。因此，增加投资基础教育的比例显然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资方向。对于大学而言，虽然这部分资金来源尚有保障，但上升的空间已经很有限。

　　学费是近年来大学增加收入的一大“法宝”。近几年来，中国高校学费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学费占教育成本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有统计表明，学生及其家庭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从人均GNP的1.65%上升至51.87%，一些地方性大学甚至达到71.8%，普通百姓对学费已经不堪重负。因此，大学学费的增长空间已经所剩无几。虽然2000年以后高校对扩招的研究生收费，成为高校的另一大重要“财源”，但这仅限于研究力量较强的大学，对于那些教学型大学而言并无多大意义。事实上，近期研究生、本科生频繁拖欠学费的事件开始时有所闻。为了控制大学学费急速上升的势头，政府已经逐渐对收费标准开出了“指导价”，即使部分高校按教育部门规定可高于普通标准收取学杂费，但未必能按照预期招收到足够的人数。如北师大珠海分校2002学年学杂费入不敷出，亏损892万元，而贷款前预测的是收支相抵结余700万元。考虑到以上种种事实，中国大学继续以盘剥学生为手段的“挖潜”能力显然也已接近极限。

　　更为尴尬的是，高额收费也很难保证学费的持续增长，因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着高校不断增加供给已逐步得以满足，已经度过了“井喷式爆发”的阶段，而高考适龄人数也将在2008年以后走下坡路。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到2008年，高考适龄(18-22岁)人数将达到最高峰。也就是说，2008年以后，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将逐步下降，大学的学费收入增长前景可谓极其黯淡。

　　外来收入的增量有限，大学自身造血的功能也未见起色。根据《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校办产业统计分析报告》，2004年，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实现收入总额、利润总额、对学校的回报分别为969.3亿元、49.93亿元、17.53亿元，其中科技型企业占比分别为82.23%、82.07%、47.06%。即便不考虑虚报因素，也可以看出，中国高校创收收入总额非常有限，且利润集中在科技型企业，这说明少有几家大学有能力依靠科技创收。高校的上市公司中，业绩平平的占大多数，而像南开戈德之类则早已难以为继，无奈将壳转到他人名下。

　　除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正式收费之外，乱收费也是大学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如今，大学的收费已经实现了“创造性”突破，各类费用可谓五花八门：有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有辅修费、旁听费，超标准、超范围收取的学费、住宿费;有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还有重修费、

专升本学费……2005年，部属18所高校收取的上述费用竟高达8.68亿元，比2004年增长32%，占当年全部收费的14.5%。不过高校显然不能对这类收费的可持续性报太大希望。教育产业化所激起的天怒人怨，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为中国最恶名昭著的行业之一。其监管的日益收紧，收费的规范化已势在必然。

　　由此看来，大学的收入似乎已经接近

天花板，很难再有突破。但在另一方面，大学支出的刚性增长还会长时间持续。

　　新校区的开辟、配套设施的完善、大学的基建支出、大学员工不断增长的收入要求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旦陷进去，就难以爬出来。南京中医药大学分别耗资亿元的图书馆和体育馆就让笔者触目惊心，前者终于在建建停停后交付使用，而后者则因为经费匮乏，仍然尴尬地矗立在校门口的左侧，正式启用不知是何年。

　　不过，在一轮又一轮大规模基建之后，更让大学头疼的估计还是滚滚而来的利息，这些巨额贷款的利息像一座大山，将它们压得没有翻身的余地。位于南京江宁大学城的南京工程学院新校区总面积达2250亩，预计投入11亿。除了一期工程4.2亿的投入外，学校还有7亿的融资缺口，而在已经投入的4.2亿元中，该校已先后向工、农、建行借款3亿多元。面临每年2000多万元的利息，学校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巨额的利息支出是它们为了扩张而疯狂贷款后必须吞下的苦果。

　　由于教学规模的扩大，高校的设备购买、教职工的工资支出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不知不觉间，大学教师们的抱怨渐渐无声无息。国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1984-2004年期间，我国高校教师年平均工资增长了17.8倍，更何况，在公立高校中，行政人员通常超编，许多高校的行政人员数目甚至高于教学人员。随着高校之间的“人才战”越来越激烈，惊人形成了攀比之风，你用百万元聘一个教授，我花千万元加别墅引入一个学科带头人，但对这些引入人才是否能做出相应的贡献并没有具体的评判体系，以至于这些所谓人才中的大部分只是装扮了门面，并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升级”过程，专科升为本科，“学院”升为“大学”，大学还得进入“211”……就在这场运动中，高校之间也要为“名分”争得你死我活，带有“中国”二字的大学名称，稀缺的“211”名额，都需要众高校拼个你死我活，当然，由此带来的“公关性”支出自然也少不了。某师范大学为了跻身“211”，曾不惜一切代价，借来巨款以备送礼之需。为了使评审团的工作更加便利，各高校之间千方百计，斗智斗勇。为了避免评估的书面资料过重，将大学资料的电子版装入笔记本电脑并赠予评估人员已是个惯例。美其名曰是为了方便评估人员了解学校的概况。此外，本科教学评估，申报学位点(尤其是博士点)，申请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等等，也是高校需要力争的项目，因为这不但关系到未来的收入，更关系到学校的脸面。于是，评审人员收到的礼遇可想而知。南方一大学为了热烈欢迎评审领导，所有校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在最高级的酒店下榻后，校领导还要逐一探望，其中的腐败不必多说。但是要旁听哪位老师的课，系里早在前两天就已通知到本人了。对于高校而言，这类费用不可小视。

　　高校的支出项目中还有一项，可以称作“无奈的浪费”。如今，多数高校的老校区均在城区，而新校区都在郊区，二者之间的距离少则十几公里，多则几十甚至上百公里，住在城里的教师们为了去新校区上课，搭在路上的时间远比上课的时间长，撇开这隐性的浪费不说，这每天来回的班车费用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南京大学一位老师介绍，由于来往鼓楼校区与浦口校区要过长江，很不方便。仅过桥费在内的班车成本，“每年要跑掉一幢楼”。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已经有不少大学达到技术性破产的边缘。中国大学普遍的财务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换言之，在未来几年中，大学的破产或者债务重组将是高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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