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盲目扩张规模思考 我们的大学会倒闭吗(2)

　　软预算之祸

　　“不建教学楼，怎么进入‘211’呢？”这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困惑，虽然这不是“211”的本意。“211”工程的原意指的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 重点学科点，其中心任务是：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但是到了现实中，申请进入“211”就成为众高校领导下达的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唯有进入“211”，学校才有未来，自己才有面子。

　　不可否认，中国的大学并不是独立的教育机构，而是隶属于中国庞大的行政体系，因此，虽然冠以“大学”之名，但往往带有中国官僚结构的“特色”。校长是谁任命的？他们的业绩评判标准由谁来定？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决策。

　　目前，中国各大高校的主要领导遵从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他们的个人能力、办校成果都必须遵循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则，他们的任职期限，职位的升迁或调动，都掌握在这些部门手中。在这种体制下，高校的领导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官僚人格”。众所周知，大学的核心

竞争力在于其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但是这些“软件”因素不但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和维持，见效慢，而且不能都在直观上被察觉，这对于追求“立竿见影”的高校领导者而言，显然不是最优选择。在现行的机制下，在有限的任期内，很多高校领导与地方官员一样，开始盲目追求数量上的增长，而忽视了质量上的提高，而高校也走上了“粗放型发展”之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显示自己的业绩，高校纷纷大兴土木，圈地造楼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上看，鉴于位于城中的校区面积小，而且难以向外扩展，扩招后的高校纷纷在城郊建立新校区是一种较为理性的发展方向，可是在一阵“大干快上”之风吹过后，许多高校犹如脱了缰绳的野马，在冲过了本该止步的终点后继续狂奔。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的资料，全省已经开工或计划建设的大学城达9座，如果每座大学城平均容纳5万名学生(这只是保守估计)，全省大学城可容纳45万名学生。而江苏全省每年的考生人数只有20多万人，即使所有考生都选择省内就读，这些大学城的规模也要浪费一半。与此同时，高校的基建费用也是扶摇直上，从2003年起，江苏高校每年的基建费用从以前的大约10多亿元升至80亿-90亿元，投资规模仅次于交通建设。

　　为何高校的扩建如此缺乏计划性？追根求源，高校扩建在规模上的一味求大，是因为其资金使用的软约束。一直以来，高校并无公布其财务状况的义务，其资金往来几乎完全不透明，资金的使用也鲜有监督。多数大学领导都怀着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宏愿，无论如何，在气势上要高人一筹，在开支上就缺乏远见和成本意识。一旦贷款到手，扩建、

装修便更加肆无忌惮。办公楼、教学楼要尽量豪华，体育馆内的设施要尽量先进，操场要尽量大，校园要尽量美化……大学城内的校园可谓你拼我比，竞相绽放。即使超出了预算也没多大关系，也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有消息称，1993年南京某大学浦口校区动工，由于基建材料价格上涨，当年出现了4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不得不求助于江苏省政府划拨，而这笔款项最终也以核销而了之。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四城市大学城的占地中，高尔夫、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和山体、绿地、水面及闲置地等就占42%。更有甚者，大学城中的项目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正常的想象。

　　此外，在高校扩建的浪潮中，地方政府也“功不可没”。在“211”工程的评选体系，一些对教学硬件的要求成为地方政府追求当地GDP业绩的工具。根据国家教育部相关规定，对于进入“211”工程高校的拨款，只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如此一来，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的办法以“支持”教育，银行也开出了诱人的贷款条件，以弥补学校建设经费的不足，于是三方相见恨晚，一拍即合。

　　只是目前大学城的开发建设，已经脱离了原先单纯解决高校扩招压力的初衷，成了诱人的“蛋糕”。对于政府，利用银行贷款来支持高校扩建可谓“一石二鸟”。银行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似乎找到了优质客户，为多余的存款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去处;政府则不但解决了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问题，还坐收了由高校扩建带来的GDP增长以及周围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地方政府虽然低价向高校出让了土地，但是早已在其周围的土地出让中赚了个盆满钵满。以南京的江宁区为例，随着大学城的安家落户，当地商品

房价从几年前每平方米千元左右上升至现在的每平方米3000多元。面对这一即将到来的多方共赢的局面，岂能错过？

　　中国高校盲目扩张规模的原因在于其官僚行政单位的本质，而这种属性所带来的，则必然是财务上的预算软约束。

　　谁将为大学坏账埋单？

　　“你们借那么多钱怎么还？”

　　“在借钱的时候，我们压根儿就没打算还。”

　　这是一段发生在两所著名大学负责人之间的对话。毫无疑问，这肯定会让中国银行家们暗中叫苦。

　　公立大学大量向银行贷款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根据“蓝皮书”，2004年，按照高校贷款最高估计是2000亿元。但是如果公立高校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少则上亿元，高的达数十亿元的贷款，其还贷能力从何而来？这不得不让人顿生疑问。

　　前文已述，众多高校由于过度借款，现如今已经沦入有力付息、无力还本的境地。如果收入来源发生波动，那么其付息的能力也要大打折扣，银行面临的贷款风险将大幅上升。有消息称，一些当地的银行纷纷接到总行通知，暂停对高校的所有信贷、授信业务，包括已经签约和正准备发放的贷款。内地的大学城项目已经被排在“钢材、水泥、电解铝”之后，成为又一个高风险贷款项目。

　　但是据记者采访的结果，银行方面的态度并非如此消极，它们认为高校贷款均有土地作为抵押，如果高校发生财务危机，银行理论上可以通过拍卖高校事先圈得的土地甚至其他固定资产以收回贷款。不过，这也许只是银行表面乐观的理由罢了。因为土地的价格波动性很大，从根本上讲并不具备保值能力，加上这两年土地基础价格被大幅炒高，土地的实际抵押价值更是可疑。即便剔除上述因素，如果“高校”概念不复存在，这些郊区的土地也没有多少增值潜力。

　　可见，银行并非要依靠卖楼卖地来收回贷款，其真正赌的是政府肯定会来“救火”的。如果银行和高校之间发生借贷纠纷，作为当初力促“银校合作”的地方政府会袖手旁观吗？对教育负有终极责任的中央政府会不出来干预吗？在银行看来，由于大学城项目多受政府支持，政府似乎已经成为这些巨额贷款的“第二背书人”，即使没有明示的担保，也做了隐性担保。如此一来，政府就要被推到风口浪尖。高校的疯狂扩建，银行的热情解囊，在这背后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假设——高校还不起债务，自有政府来填窟窿。这是否也是一种你请我愿的“银校合谋”呢？

　　当然，政府充当救火队长也不无可能。如果没有政府的及时赶到，那些国有银行、券商们的不良资产早已够它们破产数次了。鉴于高校“破产”具有极强的外部性，政府不但不会见死不救，甚至会拨出巨款，以示安抚。到头来，只剩下迷惘的纳税人，一边为高额的学费苦苦挣扎，一边为偿付高校的贷款而默默贡献。

　　大学作为当今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不仅吃银行、财政，也同样吃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其一家通吃的能力比之传统国企以及新型金融大盗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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