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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导向
明星
坐在我们面前的邓中翰，高大俊朗，衣冠楚楚，谈吐之中透露着强烈自信，看上去比其40岁的实际年龄更加年轻。
事实上，很少有创业者能够像他这么幸运，一路上得到政府如此多的眷顾。
邓中翰以少年天才闻名，1987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29岁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学位的学生。此后，又在SUN和IBM担任高级研究员。
1998年，在伯克利校长田长霖的鼎力推荐下，信息产业部的某副部长看中了这匹“千里马”。此后，邓中翰应邀回国考察。并为国家领导人讲述了硅谷及国际IT业界的现状和前景。
1999年10月，邓中翰带领着他的全海归豪华团队正式回国创业。团队中有在贝尔实验室从事芯片研究的张辉博士、有英特尔和惠普工作经历的斯坦福博士杨晓东和参与过国家级项目的金兆玮。
中星微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两个月后注册的，亦是中国实践“硅谷模式”的首家公司。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以1000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作为启动资金，管理团队以知识产权折股35%。双方还约定，日后进行股权融资时，管理团队持股比例不变，即只稀释政府方面的股权——到上市前信产部的1000万原始投入只占10.9%的股份。“红色创投”一说由此而来。
就在新一届政府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的时候，“根正苗红”的邓中翰适时地递交了“星光中国芯”工程计划，并很快被列入了众多政府部门的重点扶植计划之中。2001年3月11日，“星光一号”研发成功，宣布了国内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的诞生。
当信产部提供的1000万人民币即将用完的时刻，政府及时出面力荐，让当时的加拿大创投Power Pacific投入中星微350万美元。其后，在类似的安排下中星微又进行了一轮私募。
根据上市时的招股文件显示，中星微电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国家象863科技项目以及电子移动通讯的重大专项资金以及北京市科委、发改委等部委各个项目的资金补贴共达630万美元。还得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增值税3%以上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
尽管如此，邓中翰还是认为“这个钱相对于企业的研发费用比较小，更重要的是传递了一种精神。”
2005年3月，中星微电子公司的“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与神舟飞船等一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总书记亲自为邓中翰颁奖。当年11月，中星微登陆纳斯达克，信产部最初的1000万投资，仅用6年就增值超过20倍。是年底，邓中翰成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中星微的成绩并不足够令人信服。
简而言之，邓中翰精心选择了一块空白的利基市场，数字多媒体芯片当时并不被主流的英特尔、AMD、高通、德州仪器等厂商所重视。而当时其主要应用的领域是在高端PC和笔记本的摄像头上，而这块市场规模太小，每年不过2-3亿美元。按照一位前中星微管理人员的描述，“就好像一个菜市场里，别人都在卖鱼卖肉，我们不过是在卖蔬菜里面卖萝卜卖得最好的”。
换句话说，如果一台主流电脑的出厂价是400美元的话，中星微的一个解决方案只能卖到4-5美元，仅仅占到了总成本的1%左右。“PC的利润大部分给了英特尔和微软，没办法，这个东西是人家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优势，我们能进入它们的采购名单已经不错了。”邓中翰承认。
如果比较先后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三家内地IC设计公司，业内人士公认做基带芯片的展讯通信(Nasdaq:SPRD)技术含量最高，赚钱能力是做MP3芯片的珠海炬力(Nasdaq:ACTS)最强，但中星微却是获得政府资助最多的(超过展讯一倍，炬力完全没有)。
事实上，中星微却是三家之中最不会赚钱的。根据其招股说明书和财报显示，其成立十年来，只有三年是赚钱的。分别是2003年的1.4万美元，2005年的5百万美元和2006年的9百万美元。而其企业管理成本和市场费用却一直居高不下，难道是因为中星微的客户主要分布在海外，又在硅谷和国内各大城市都开设了分公司吗？
政府的大力支持，媒体的摇旗呐喊，无疑让海归创业公司中星微走上了一条成长捷径。但明星的耀眼光环，过高的公众期望，又使它丧失了应有的野性和活力，并迅速以“名门正派”自居。当面对更残酷的市场竞争时，居然毫无应对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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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之后，随着中星微在PC摄像头芯片市场取得了60%的垄断性市场份额，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已经刻不容缓。
当时，中星微针对手机市场的移动多媒体芯片已经研发出来。这是一个理论上比PC摄像头大过10倍不止的“蓝海”市场。根据IDC的预测，多媒体手机将从2004年的3.24亿部(占总出货量的47%)上升到2008年的7.23亿部(占总出货量的81%)。
更重要的是，市场中群雄逐鹿，还没有谁确立了如同英特尔在PC中的超然地位。
2003年底开始，波导、联想等国内主流的手机厂商开始采用中星微的多媒体处理芯片。在国际大厂当中，由于在PC摄像头上建立的合作关系，中星微也一举打入了三星手机的采购名单。
但中星微研发的思路仍然是走主流路线。因为传统的做法是，要在手机当中融入新的功能就需要有一款专用的芯片，基带、射频、多媒体芯片往往都是分离的。但随着基带芯片的运算能力日益强大，集成化趋势扑面而来，高通、TI等国际大厂也开始推出集成多媒体功能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即用一个单芯片的基带芯片就将多媒体的能力整合进来，从而消除了单独的多媒体芯片存在的必要性。
手机厂商如何选择上游的芯片厂商完全取决于不同品种手机的市场定位。这些高集成度的单芯片开始主要应用在2.5G和3G手机上。而在中低端的2G手机市场，多芯片解决方案仍然唱主角。2005年上半年，中星微的手机多媒体芯片业务比去年上半年增长了12.6倍，在当期营收中的比例也上升到了17.6%。当时，中星微将自己的产品定位在中端市场。
没人想到，名不经传的台湾厂商MTK联发科杀出来了。它起家跟中星微差不多，主要是做电脑里面的CD-ROW和DVD-ROW的播放器芯片。与中星微前后开始研发多媒体手机芯片。2004年，联发科手机业务的营业额不过3000万美元，2005年就变成3亿美元，2006年再翻一番。
与此同时，中星微的手机业务却在大幅倒退。“我们很快就被MTK赶出局了。他们能够提供足够低成本的单芯片解决方案”，那位前中星微的管理人士承认。不仅仅是国产品牌手机厂商采用联发科的方案，层出不穷的山寨手机也几乎一边倒地投向联发科。中星微把整个内地市场拱手送给了对手。
联发科提供的单芯片解决方案，让客户可以装个外壳就可以卖。它的解决方案不但便宜(在深圳的华强北市场，差不多16元就能买一个)，而且精确地瞄准了中国低端市场的需求。联发科借此迅速掌握了整个产业链的控制权，议价能力很强，尽管不断降价，但它依然能够保持50%以上的毛利润率。
“我们做的多媒体芯片各方面的功能和性能都比它(指联发科的单芯片)要强，多媒体要做好是很难的，所以它能够进入山寨机，进入不了诺基亚、三星，因为他们对照相的功能和视频功能要求很高。山寨机是说我有这个视频功能、照相功能就可以了，至于你效果如何，能否打印，都不在乎，这是山寨机的一个特征，联发科的模式正好能够满足山寨的需求。而中星微走的是更专业化的多媒体芯片，谁知道那家山寨机厂明天还在不在？”面对《创业家》的质疑，邓中翰如此回答。
相比之下，联发科的另一个国内对手展讯倒是做了认真的反省。陈大同——前展讯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现北极光创投的合伙人就坦承，“展讯向联发科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千万不能技术导向，而要市场导向。我们太想做到100分，把功能做到最好，结果耽误了市场时机。而联发科可能只做到80分就推出产品，但已经足够了，因为用户原本只期望60分”。
“中星微是一个技术导向型的企业”，邓中翰对此定位毫不犹豫。在其公司内部，研发和销售市场人员比例达到7：2，而在联发科，研发和销售比例大致相等。
“邓中翰是从来不见客户的。” 原中星微的一位员工说。在邓自述的工作日程表中，最重头的是技术开发，然后是投资者关系、政府关系和日常管理等。
这在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看来，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他去深圳的次数远比去北京和上海的多。为了第一时间了解客户的需求，联发科专门设立了深圳子公司，还派驻技术服务人员和天宇朗通、联想、TCL这些大厂深入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天宇朗通的CEO荣秀丽甚至公开称联发科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