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他而起到不知所谓 国学概念再检讨(3)

　　2. 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

　　但事情还没有那样简单。当我们探讨国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时时伴随着我们不肯离去，这就是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的关系问题。正是鉴于此，百年以还对国学的概念提出质疑的学人亦复不少。最具代表性的是何炳松先生，1929年他发表的《论所谓“国学”》一文，提出的口号是：“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理由有四：一，来历不明；二，界限不清；三，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何炳松讲的要推翻国学的这“四大理由”，能否都站得住脚，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两段他的论述文字，然后再作价值判断。第一段文字：

　　“我们知道德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科学和史学，法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和哲学，美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各种新的社会科学，英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日本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东洋的史地学。他们对于世界的学术都是各有贡献，但是他们都绝对没有什么国学。我们试问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种国学，那么中国国学的特质是什么？他的真价值究竟怎样？他们对世界学术究竟曾经有过一种什么贡献？假使我们自问对于中国国学的特质、价值，和他们对于世界学术的贡献，我们都一点不知道，那末所谓国学究竟是什么东西？”(《何炳松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7，页382)

　　第二段文字：

　　“我们研究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文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文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天算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天文和算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是否还想要做一个“大坛场”上的“万物皆借于我”的朱熹？中国的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文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文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天文算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天文学家算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

　　何炳松上述第一段文字，意在探讨国学与世界各国学术的互动问题。既然德、法、美、英等学术发达并且对世界学术有过重要贡献的国家，他们都不以本国学问笼统自命，该是哪一学科领域的贡献就是哪一学科领域的贡献，哲学就是哲学，史学就是史学，文学就是文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政治学就是政治学，科学就是科学，我们却以一个国学概括自己的全部学术，何炳松认为“在现今科学昌明的时代，决不容许的”。他当然说得有些绝对，但基本义涵不见得全无道理。

　　世界各国的学术，其为“学”，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完成“学”的方法、途径和形态。中国哲学和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哲学，研究对象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都离不开人、生命、宇宙、自然秩序，都想深入到“玄”或曰“真际”的世界，并希望用玄理给出“攸深”的结论。中国哲学的“近譬诸身”的讲求实际的特点，固然也，这在先秦儒家那里表现的最为明显。但中国哲学也是从不回避对“玄理”的探究的，这有易、老、庄“三玄”经典为证。朱熹哲学其实已经“玄”得可以了，他说的那个“理”，你能看得见摸得着吗？只不过还有些“拖泥带水”，在纯哲学家眼里还不够彻底而已。但中国哲学的论理形态又是与西方不同的，比如说中国先哲并不以追求体系为能事，而西方哲学恰恰需要体系化。但这丝毫不影响易经、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那么又何必用一个笼统的国学与人家各个学科相对应，而不是以哲学对哲学，文学对文学，史学对史学，然后加以比较研究，透过表现形态的“异”，寻找人类智慧结晶的“学”和“理”的大“同”呢？

　　何炳松的上引第二段文字，说的是现代学术分科的结果，已经使得国学独立义涵的应用性大为减弱。中国传统学术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现代学术转变以后，已为艺术、文学、史学、哲学诸学科所置换，总称做人文学科。中国古代原无社会科学，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民国以后才开始重建。现代社会国际间学术互动频繁，而学术互动都是分学科进行的，如果人家来的是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我们对之以国学，来的是史学或者文学团体，我们也对之以国学，岂非笑话。其实胡适当年在号召“整理国故”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因此对中国传统学问作分学科研究，比拢在一起的国学概念要切实得多。实际上也没有哪个现代学人以研究国学自许。假如你向一位研究古典文学或者哲学史或者历史学的学者发问，请教他如今治何学，他大约连古典文学、哲学史、历史学这些现成的概念都不肯用，而是更具体的或唐代文学或明清小说，以及宋明理学或晚清诸子学，乃至宋史、明史、清史等等，已经自己觉得不免空阔。他绝对不敢说，他老先生是研究国学的。如果他讲了，你即使不会被吓着，也会蓦地一惊。

　　国学这一概念其实是有局限的，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小心，切不可你也国学，我也国学，大家彼此一下子热起来。更不要花费心思去选举“国学大师”。我们晚学不敢与闻是自然的，我们的长辈恐怕也会望而却步。“国学大师”的名号，不是谁都可以接过来的，20世纪至今这一百年，能够荣此称号者，除了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黄侃(还可以加上王国维)，惟钱宾四、张舜徽足以当之。鲁迅诚然是大作家，大学者，但如果你尊他为国学大师，他会站起来骂你一通。钱钟书先生，我们都认为他的学问着实了得，可是你要称他为国学大师，他肯定不会接受。还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很可能他并不认为这是一项荣誉。即使陈寅恪，还是径直称他为史学家更为恰当。1990年代初，百花洲出版社有《国学大师丛书》的拟议，来京约请部分涉足传统学问领域的学人座谈，我当时就觉得名单开列得过宽，鲁迅、蔡元培、贺麟、林语堂、张元济、欧阳渐，都算做国学大师了。这些人当然都是了不起的大家，可就是不宜于称他们为国学大师。盖国学有宽窄两重义涵，宽的就是胡适所说的，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也就可以简称为国学。后来大家普遍接受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说法，其实也是比较宽的义涵。国学的窄一些的义涵，应与经学和小学联系在一起。不通经学，不明小学，国学大师的称号宜乎与其无缘。

　　曹聚仁在分疏1920年代的国学的时候，曾把北大国学门和无锡与上海的国学专修馆区以别之，他写道：“国学之为物，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三者在理决无合作之余地，吾辈认明商标，庶不致误。”(《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一集，群学社，1927，页85)他对上海、无锡两地国学专修馆的谥语，也许有偏因而不足为据，但说北大国学门的国学是“赛先生”的国学，即科学的国学，是完全没有错的。我们今天是否已经发生了与“赛先生”成截然反对的国学，限于闻见，我无法判断，但如果国学“热”得失却章法，乱了方寸，预期“神怪”、“冬烘”之“国学”一定不会出现，则我不敢必也。引曹不必尽信曹，前朝历史，去之未远，诫之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