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他而起到不知所谓 国学概念再检讨(2)

　　对“国粹”的概念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何以要用“渣”这个不甚雅驯的概念来和“粹”相对应？而且并非许地山一人，包括鲁迅、胡适在内的许多文化身份显赫的批评者，都有此想。关键是国粹一词传到中国，它的词义已发生变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以志贺为代表的本国主义者，是将“国粹”解释为民族性的，或者他们更愿视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如果把这样的解释移用到中国，我认为会发生困难。因为我们无法把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的精神，用最简洁的话语来加以概括。以往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吃苦耐劳”，以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或者现在说的“中庸为大”、“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当然都是有根据的好语词，但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无形或者有形的精神，这就是中国的“国粹”，我们自己能认可吗？我们的历史太长了，其间民族与文化的变迁太频繁了。本来是汉族为主体的社会，可中间却多次被少数民族客换主位。因此唐朝、宋朝的精神和元朝、清朝就大不一样。尤其清朝，已经让民族精神的托命人知识分子没有了精神。另外的一些概括，例如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家国一体，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通性，这倒是真实不虚，学术界未尝有疑义。但这些可以称做我们的“国粹”吗？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现代社会的始建，“家国”早已不“一体”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地位已经崩塌。“三纲五伦”在没有皇帝的社会里，还能够发用吗？孔、孟、荀，易、老、庄，管、孙、韩，的确是我们的伟大的思想家，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荣誉，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之源，但他们是我们的，也是整个人类的，如果我们仅仅视为自己的“国粹”，不是太小气了吗？况且学术思想就是学术思想，哲学就是哲学，作为文明体国家，那都是题义之中的事情，无非你有我也有，我的和你的“心理攸同”，思想的理性表现型态却不相同——何“粹”之有？

　　所以，自太炎先生开始，中国早期谈“国粹”的学人，已经悄悄把“国粹”的内涵，置换成与中国传统更相吻合的内容。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国粹”三项说，已经不能简单用民族精神或中国的无形精神来范围，与其称这三项为“国粹”，不如叫“国故”更为恰当。事实正是如此，章太炎最喜欢的语词是“国故”，而非“国粹”。所以他自己颇看重的一本书是《国故论衡》，而没有叫《国粹论衡》。“国粹”一词来到中国以后，如同明以后的儒学，走的是下行路线(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其精神价值层面逐渐淡薄，物化的价值大大提升。这就是为什么许地山尽量想举一些可以称做“国粹”的例证，却只举出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等少数几项的原因。而吴稚晖则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此本不学之诳语，不作数，但思考的方向，是下行而不是往精神层面走应是事实。如今有把京剧、中医、国画作为我们的“三大国粹”的流行说法，也体现了同样的意思。当然京剧、中医、国画这三项，我想是可以叫做国粹的。也可以再加上中国功夫。这样看来，许地山也许说对了，是否活着还真的是构成“国粹”的一个要件。光是作为遗产保存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铜器、秦砖、汉简、兵马俑、宋版书、武则天墓，还真的没有人叫它们“国粹”。

　　现在来说“国故”。这是章太炎先生发明的概念，解释起来比“国粹”、“国学”都容易。易言之，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都可以叫做国故。典故和故事有口头的，有纸面上的，当然纸面上的多。所以谈国故离不开文字。太炎先生是货真价实的文字学家，他最有资格谈国故。可是国故这个词，现在也几乎不用了。你听哪一位以传统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的从业人员，自称自己是研究国故的。其实章太炎先生也没有向别人说他是研究国故的，而是纸面行文，他选择了这个特殊的词汇。所以传扬开，是由于两个特别的契机：一是1919年年初，傅斯年办的《新潮》出刊后，刘师培办了一个旨趣相异的《国故》月刊，两刊就国故问题展开过讨论，傅斯年、毛子水一起上阵；二是1920年胡适在他那篇纲领式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里，响亮地提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他说：

　　“这叫做‘整理国故’。现在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全集》第一卷，页699)

　　试想胡适在五四过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当口，是何等权威地位，他这样睥睨一切的大叫大嚷，能不发生影响么。何况两年之后北大国学门就成立了，“整理国故”成为国学门的基本旨趣。

　　胡适不同于章太炎的地方，是他明确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但对太炎先生，他不忘给予尊礼。他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顾颉刚也说：“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划。”(《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尽管如此，上世纪20年代还是因了“国故”两字而有许多讨论，单是许啸天编的《国故学讨论集》，就有足足的三册。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国故就是我们以往历史文化的那些东西，对国故进行研究，就是国故学，也可以简称为国学。如同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所说：

　　“‘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胡适之先生果然讲得明白，我想我们对国学这一概念的义涵，完全可以达成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