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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商密码：从一条龙到一群龙(2)
吴甘霖：温州商道与企业家心灵修炼
文、图/本刊记者 侯耀晨
中国商人：温州现象和温州商人已经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请首先谈谈您对温州商人的印象。
吴甘霖：我想我们挑一个典型的温州企业把它谈透，也就容易理解温州商道和温州人的商业精神了。我给温州企业做的第一个培训是在被誉为“中国鞋王”的奥康集团的年度“思考周”期间。第一个课程是《没有理由做不大——如何让奥康成为世界一流大企业》。当时奥康的总裁王振滔也没见过我的书，一看就说先做这个。这样我跟奥康一下子就投缘了，我们谈得非常投机。第二个课也非常有意思，叫做《生命智慧与基业常青》，它的境界和关注点与一般的企业就不一样了。第三个课程是《执行重在到位》。除了接受我的培训之外，奥康集团还进了不少我的书，比如《空杯心态》、《方法总比问题多》、《禅:直指人心的管理学》等等，有的书奥康集团人手一册。
这次培训之后，我跟王总可谓“一见钟情”。南宋状元王石朋的后裔在温州有一处旧宅子，我们在那里有过三天四夜的长谈，这次谈话整理后出版了《商海王道：从奥康奇迹悟世界一流商道》这本书。
我觉得通过对奥康集团和王振滔的交流与分析，可以看到温州一些优秀企业家不断追求和不断超越的身影。尤其结合我所重点研究的禅宗管理学和心本管理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温州商道与企业家心灵修炼之间的密切联系。
要改变世界，先要适应世界
中国商人：温州商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们走到哪里都可以落地生根，请结合您了解的情况谈谈其中的根本原因。
吴甘霖：我常给学员们讲：三流管理学知识，二流管理学技巧，一流管理学心智。谈到温州商道，首先要说到温州商人的适应力。禅宗是讲适应和承担的，有一句话叫“不与诸尘做对，不与万法为侣，”。意思是说，适应的能力很重要，不要人为地跟外在的一切环境制造对立，同时还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温州人也有很有名的一句话，“能登龙门，能钻狗洞。”这其中就有温州人很精彩的商业精神。
适应有被动的适应，也有主动的适应。我自己的外公就是个温州人，我初步了解温州人是1979年左右我上大学的时侯。我的远房表兄弟们跑好远的路来我们家来，先是推销毛线衫，后来推销手表。到我们家来就说上好酒，因为他们把东西卖掉就能结钱了。
当时感觉我的表哥表弟们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他们不但能赚钱，而且跑到全国各地都能适应。我在死命地读书，为什么没赚钱呢？我们家一直没有房子，我大学毕业时，家里才盖了房子，我爸爸借钱，我自己借钱，过了好多年才还掉。
但是温州人不需要这样，我的表哥表弟们很快就买了新房子。实际上我们在湖南，温州的资源不如我们，但他们却比我们早富起来。温州人先富起来，与他们主动走出去适应每个地方的环境是有关系的。他们是“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
温州人这一点特别符合禅宗精神，不仅能很好地适应环境，而且在商业沟通上很少与人发生矛盾。温州人先是跟你交朋友，条件成熟了再谈合作。有一个很名的笑话，说如果有一个火星人落到地球上来，北京人会问：“你的户口是哪里的？”上海人马上就会想到，把这个火星人弄出去搞展览，卖门票，做一个博览会。而有些地方的人喜欢吃生猛野味，说不定搞一个火星人的“靓汤”，搞一个天价的拍卖活动。但是温州人不一样，温州人先是很客气地欢迎他，请他一起喝啤酒、卡拉OK，双方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他跟你聊：“火星上有什么商机，我们一起来合作开发！”
所以说，温州人在商场里很少有撕破脸的敌人，都是在做朋友。
此外，我觉得温州人对政策的敏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方面也有一个很意思的故事：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一个温州人看着讲话就在琢摩，邓小平南巡讲话不是只有南方才开放吧？北方的一些地方像上海也应该开放啊！而且他还在想，邓小平为什么每年春节都在上海过？上海的领导也不是吃白饭的，一定不会落后。于是他放下手里的事，跑到上海和政府官员交朋友。
双方关系熟了，这个温州人不仅第一时间知道浦东要开发，而且连开发的具体位置都搞清楚了。他就跑到很偏远的地方拿现金租了一个废弃的仓库，而且一租就是几十年。然后开始盖铺面了，当地人都很奇怪，温州人在这里盖铺面干什么？几个月一公布后，大家才知道浦东要开发，一条大路将要通过这里，原来的偏僻之地马上变成临街的铺面，温州人因此赚了大把的钱。
所以说适应能力非常重要，上次我给中国青年政治干部学院搞培训，一个副校长给我说，中国已往对学生最缺的是适应力的教育。适应力对学生很重要，对一个商人同样至关重要，比尔盖茨给也大学生讲过一句话：生活是不公平的，要学会适应。
利润是副产品，行善可以开运
中国商人：除了您刚才谈到的适应能力，温州商人为什么能把一个别人看不上眼的小生意很快做起来，并且把规模做到很大呢？
吴甘霖：我觉得温州人有一个“大家发财”的观念很重要，这就像佛教里大乘的精神，大乘就是讲奉献和牺牲的。这里要特别提到奥康的老总王振滔。王振滔是中国的鞋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王振滔上中学的时候就是万元户了，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家穷，才十五六岁的王振滔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开了一家米店。那时候很多老板都在琢磨“怎样才能从100斤稻谷里打出更多的米？”，为此，大家挖空心思，打出80斤，还想打出85斤。王振滔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始终只打70多斤米。大家都觉得他这样做生意肯定会赔的，事实上王振滔的生意却比别的米店好很多。这其中他有自己的心得：100斤稻谷打出的米少，大米的质量和色泽都好，买米的人都喜欢到他这里来买米。100斤稻谷打出的糠多，意味着里面有更多的小米粒，营养就多，等于说拿买糠的钱买到了价值更多的小米，买糠的人更愿意到到他这里来买糠。
虽然从单笔生意来说，王振滔比别人赚的少，但从总量来看，却赢得了更多顾客，最终获得可观利润。
王振滔把握住了经商的根本，这个做法可以归结到德鲁克的理念上来：“企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创造有效的顾客。”也与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倡导的理念一致：“利润只是副产品。”
后来王振滔到湖北去卖鞋子。他在一个国营商店里租了一个柜台，除了王振滔，其它柜台都是国营的。好多天过去了，就是他的鞋子卖不出去。有一次，一个老先生过来买鞋，他的脚大需要四十三码的。老先生转了一圈，国营的鞋店都无法满足他的要求。王振滔对老先生说，我可以卖给你鞋子，但是现在不能给你，我给你定做行不行？老先生答应试试看。不久，老先生拿到了王振滔特地帮他在温州定做的鞋子。这是王振滔在湖北卖出的第一双鞋子，由此，他的鞋店生意一炮打响，因为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
这又回到我们禅宗里经常讲到的一句话：“行善可以开运。”赚钱的法则和慈善的法则其实是相通的。只要你先付出，迟早会成功。
“打破小家族，才有大家族”
中国商人：从具体的经营过程来说，温州企业有没有一些可供借鉴之处？
吴甘霖：温州商人成功的另一个群体性的特点，就是我们禅宗管理中由净慧老和尚提出的把一个企业做大做长久的“四大”理论：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众成就，大众分享。
中国商人：您是说，用禅宗管理的四大理论可以解释温州模式？
吴甘霖：不叫模式，我坦率地讲，对于温州成功的几个代表性企业，千万不要去总结模式。温州经验有自己的一些章法以及从经商中摸索出来的成功之道，但就是无模式。而且您要用一个模式去总结温州的企业，他们都不会认账的。温州有两个最有名的企业家，一个是南存辉。南存辉最早是正大的老总，正大是个家族企业。后来南存辉不断引进股份，他本人的股份被稀释得越来越少。
江泽民去那里视察时问他：“你为什么把股份都交出去了？”南存辉说：“就是因为我一点点地把我的股份放开，我的事业才做大了。”
奥康集团原来也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后来经营上的一些问题让王振滔感到震撼：家族企业就是做不大！因为大众成就的企业和事业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家族或者一小部分人的天下。
这样的企业从每次吃饭就可以看出来，几个合伙人，我家的亲戚坐这一桌，你家的亲戚坐另一桌。很自然就分开了，亲戚们之间互相排斥，大家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家族企业里的亲属们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和利益团体，对企业进一步做强做大有阻碍作用。
王振滔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有一次他请亲属们吃饭，上了几个菜，全是生的，生吃海鲜，生吃螃蟹、生吃对虾等等。大家觉得好奇怪，怎么今天的菜都是生的？
王振滔开玩笑说：“我今天请大家吃饭，为什么让你们生吃，生吃呢？因为我很生气！大家搅和在一起，反而事业做不成了。我们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造，你们的股份交出来，我拿钱来买断。”
现在到奥康集团去看，都是五湖四海的人来做，而且他的团队实现了年轻化，他的八个市场总监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都是非常优秀的专业人才。这样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特长，就容易在管理上实现了“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众成就，大众分享”的理念。
空杯心态与持续超越
中国商人：从可恨的温州人、可怕的温州人到可敬的温州人，温州商人经过了各个发展阶段的考验，对此您有何评价？
吴甘霖：企业的自我超越很重要。很多人都知道“空杯理论”：一只杯子能装多少水，决定于你能倒出多少水来。
温州商品过去的假冒伪劣特别多，全国打假，温鞋下架，温州的鞋被称为“瘟鞋”。1987年，浙江省工商部门将全国各地查抄的假冒伪劣温州鞋，在杭州武林门一把火烧掉。
“如果温州人连一双鞋都做不好，还能做成什么呢？”，在很多人觉得做鞋做不下去的时候，王振滔反而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1999年，经过十年的卧薪尝胆之后，奥康集团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实力，奥康皮鞋也被评为“中国真皮鞋王”，此时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假冒的奥康鞋。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奥康联合有关部门对全国几个重点省份展开了一次打假行动，没收了2000双假冒的奥康鞋。
同年12月15日，还是在杭州，仍然是12年前点燃“瘟鞋”的那位科长，和王振滔一起点燃了2000多双假冒的奥康鞋。
“12年前我烧的是温州假冒鞋，12年后，我烧的是假冒的温州鞋”，面对闻讯而来的300多家媒体，这位见证了温州制造业历史性变化的科长无限感慨地说。
随后几天，“奥康点第二把火为温州鞋雪耻”、“十年前烧温州假冒鞋，十年后烧假冒温州鞋”等相关报道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一时间，奥康鞋的大名为公众所熟知。
奥康的第二把火因此成为温州企业凤凰涅槃、自我超越的标志性案例。
从得失心到平常心
中国商人：奥康这把火确实有象征意义。
吴甘霖：这种超越并非孤单的个案，也并非仅仅是质量本身，还包括品牌的经营。温州有好多品牌，电器行业的正大，打火机行业的虎牌，服装行业的法派、美特斯邦威等等都有过类似的过程。
这些品牌在国际大市场也敢于拼出自己的个性和风采。
2006年10月23日，奥康宣布正式聘请有中国反倾销第一律师之称的蒲凌尘对欧盟提起反倾销诉讼。这也是欧盟自2006年10月7日正式启动对原产于中国的皮鞋实施征收为期两年16.5%的反倾销税后，第一家宣布提起反倾销诉讼的中国制鞋企业。欧盟对中国皮鞋征收反倾销税，会给中国制鞋业带来很大的冲击。温州作为国内最大的制鞋基地，每年皮鞋的出口为15.8亿美元，其中出口至欧盟的占到三分之一，反倾销税的征收，将使温州每年失去5亿美元的订单。
奥康这样的大型企业合作伙伴众多，欧盟的裁决未必对它造成太大影响，但是为了维护整个产业的利益，奥康认为自己有责任扛起依法抗辩的大旗。奥康此后艰难的诉讼之路，不仅得到中国同行的一致尊重，也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三、四年前，我在浙江大学讲课，有不少都是温州来的企业家，我觉得那时的温州企业家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急躁的，但是现在比较从容淡定了。这里我可以谈两个王振滔的小故事。有一次，王振滔小时候的的个老朋友来找他借钱。但是王振滔并不知道这位朋友要去开一家奥康竞争对手的专卖店，而且就开在奥康专卖店的对面，和奥康对着干。
如果是早些年遇到这样的事，王振滔会很生气，但现在他还是那句口头禅：“顶有意思的！”，只是笑笑就过去了。
还有最近刘翔的受伤事件。奥康也是刘翔的赞助商，刘翔受伤后各方面的损失很大，但王振滔的态度是最坚决的，他一如继往地支持刘翔，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王振滔认为，三流企业比产品，二流企业比品牌，一流企业比商道。从这些企业由小到大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要把企业做大，企业家的胸怀很重要。所谓境界决定世界，格局决定结局。在奥康发展的过程中，有不少打破常规的地方。
有一次在展销会上，一名外商拿起一双奥康皮鞋，仔细观察后问：“这是真皮吗？真皮可做不出这种效果啊！”
奥康一位负责人徽笑着迎上去，他什么也没说，拿起一把剪刀，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双皮鞋剪开了。
外商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这个中国人的举动太不可思议了，慌忙说：“先生，你？”
还没等外商把话说完，奥康的负责人很有礼貌地皮鞋递给他说：“先生，您是行家，请您帮我鉴定一下，看这是真皮还是假皮？”
外商再一次为之吃惊，接过鞋仔细端详了一番，点点头说：“真皮！果然是真皮，实在太了不起了！我就要你的鞋！”
这次剪鞋事件使奥康成为展销会上最大的赢家。
还有一次，一家企业在奥康订做了一批高档皮鞋。结果，鞋子中有180双商标的位置贴偏了一点。
如此细节上的瑕疵在奥康是无法容忍的。奥康领导把这批有问题的鞋子全部挑出来，准备剪掉。
当时一位分厂的厂长悄悄过来对领导说：“这么好的鞋子，剪掉太可惜了，不如内部处理，卖给员工自己穿吧？”
奥康领导一口回绝：“不行，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鞋子。”
“可是这些鞋子只是商标有些偏差而异，质量上没有任何问题啊！一双鞋子光成本就要几百块，要是剪掉的话，损失太大了！”
“剪掉一双鞋子，损失的只是一些钱。但对奥康来说，最重要的财富是消费者的信任，是奥康这个品牌。记住，欺骗消费者就是欺骗自己。我们决不能干杀鸡取卵的事情！而且如果把鞋子卖给员工，根本起不到警示作用，同样的错误还会再犯。”
就这样，领导剪完了第一双鞋子，其它的让员工自己剪。特别是做这批鞋子的员工，边剪边掉泪。这次剪鞋后，类似的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一个企业的领导人能够以平常心来管理企业时，他的员工也会以的大师一般的从容心态和敬业精神对待自己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
(吴甘霖:禅宗管理学创始人, 畅销书《禅:直指人心的管理学》作者, 甘霖智慧国际培训机构理事长)
杨佩昌：中德比较看温商群体价值
温商崛起与汉莎同盟—自由是商业发展的基石
中国商人：您对温州商人整体的印象如何？
杨佩昌：给人感觉是温州商人的逐利性太明显了，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温州炒房团肆无忌惮的活动，把房价炒得老高。还有他们在矿产资源行业的大量投资，这是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的。从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看，我会感到不舒服。但是你如果从一个学者的眼光来看，这样做有他的合理性。温州商人这样是为了他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目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也算是趋利避害。当前出口环境恶化，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因素使生产型企业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温州资本在此情况下及时逃离出来，这是聪明和无奈的选择。
我们一定要透视温州商人这种行为背后到底是为什么？这就让我想起德国在十二世纪的情况。德意志北部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的商人，他们看到在英国的巨大经济利益，蜂拥而上，很快在英国商业交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十五世纪后退回德意志境内。这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
中国商人：这些德国商人当时主要从事什么产业？
杨佩昌：他们起初从事小手工业，然后才涉及到借贷，进入金融领域，连英国的国王都曾向他们借过钱，他们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欧洲最富有活力的商人群体之一。
中国商人：这个商人群体叫什么名字？
杨佩昌：刚开始还没有统一的名称，他们多半来自在北德和西部地区，因为这里是近海地区，海上贸易便利。 我们知道，直至1871年德国才正式统一。在这之前，国家四分五裂，大大小小有300多个邦国和自由城市，虽然也有个名不副实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那时，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才是维系商人群体的主要纽带。由于各邦国战争不断，政府在海外和内地都无法对商人提供政治上的保护，所以商人只有成立组织来进行自保。我觉得这跟温州商人有一些共同点，在温州商人刚开始尝试自我发展时，当地政府有一度时期持怀疑和限制的态度，其客观效果是商人的商业活动得到不到支持和保护。
中国商人：这个地区正式的说法就是“北德地区”？
杨佩昌：对，以吕贝克为中心，包括汉堡、不莱梅、科隆、罗斯托克等北德和西部地区。当时政府没有办法提供支持，商人只好自发建立各种商业行会。所以从政治上来说，当时的政府处于无为状态。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正是在德国政府处于无为状态的时候，是德国商业发展非常快的一个时期，即德国的十二世纪。
德国商人在没有后援情况下的自我发展，商业行会的宗旨当然首先是自我保护，其次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减少内部竞争、一致对外。在英国成立了很多德国的异地行会，它纯粹是地理概念上的德意志商业行会(无法称呼为德国商业行会)。这些商业行会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也在北德地区逐渐建立，它们尝到了行会的好处，成为德意志商业快速发展的有力保障。
中国商人：这些商业行会，有什么特点？
杨佩昌：首先是它的权威性，你加入行会之后，所有里边的规范都是要强制执行。其次，这些商业行会除了必须遵守的行会制度，在更高的商业道德层面对会员有刚性的约束，比如你的产品质量没有达到要求，就不能拿到市场上销售。
这些特点延续到今天，当今德国的行业性协会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些宗旨。通过制度性的约束，使得德国商业行会内的企业产品信誉度得到很大的提升。
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商会起先还只是商人之间的组织，后来有一些城市、邦国也陆续加入进来，最终形成以吕贝克为中心的汉莎同盟，因此汉萨同盟实际上是行会登峰造极的产物。 因为“汉莎”这个词，本身就是群体、行会的意思。汉莎同盟的势力，到了13-14世纪，得到空前发展壮大，它拥有自己的舰队，可以动用武力保护同盟成员内外的商业活动，甚至可以影响到丹麦、瑞典等国家王位继承人的更迭。
所以我们观察温州商人自发成立的商业行会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联想到十二世纪北德地区汉莎同盟的演变过程。它们在全球经济史中有重要的研究和比较价值。
法制完善是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信心保证
中国商人：从比较的角度看，温州商业群体的出现，温州模式的形成过程，与中世纪北德地区出现的汉莎同盟，从经济学的角度能否找到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杨佩昌：首先无论温州商人也好，德国商人也好。一开始他们都是发展手工业起步的，纺织工业占很大比重，还有食品和工艺品等等。在国家政权尚未统一之前，300多个邦国内部关卡林立，不利于手工业品在境内的流通。对于处于沿海的北德地区来说，还不如把这些商品销往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当时英国的发展程度高于德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消费能力也超过德国。销往英国及北欧地区的德国商品赚取的利润要高于德国境内。
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逐渐从手工业开始涉足城市金融，由简单的借贷发展为实力雄厚的金融团体，在英国及北欧国家的金融界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总结一下，当时德国邦国林立，不利于商业活动开展的情况下，北德商人通过商业行会迅速把商业活动的范围扩展到北欧地区、甚至俄罗斯等国家。德国商业行会在那时就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影响到各行各业，纷纷建立自己的行会。比如现代的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y”，意思是“教师和学生行会的共同体”，这其实也反映出汉莎同盟的实质：商业行会共同体。德国社会各方面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德国无论哪个行业都有它的行会，发展到当今，在德国这样一个只有8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它的各种商业行会的密度和规范程度，远高于中国，这和它早期的商业历史传统有密切联系。
第二，传统的德意志商人，其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跟德国有良好的法制意识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是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在局部
汪达升：在融合中走向共赢
a区，它的商业环境非常稳定。
举个例子，德意志帝国时期，威廉一世在波茨坦建了无忧宫。无忧宫旁边有个小作坊主，他用风车来碾米。威廉一世认为风车影响了无忧宫的形象，限令作坊主将它拆除。
作坊主不干，威廉一世便派人强行拆除。作坊主一怒之下将威廉一世告上法庭。经司法裁决，皇帝败诉，只好在原来的地方重新给他建了一个风车。多年以后，小作坊主管理不善，无法经营下去，皇帝也换成了威廉二世，他去说服威廉二世，请求收购自己的碾米厂。威廉二世没有接受他的提议，还给了他一笔资金，让他继续把风车保留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还会在波茨坦看到无忧宫旁边有“不伦不类”大风车的原因。
威廉二世这样做的理由是：这个碾米厂的大风车已经成为德国法制精神的象征，因为无权无势的小作坊主可以告皇帝，并且还能胜诉，你无法不坚定对德国法制的信心。
所以法律的权威、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中小企业的持续经营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德国商人的势力在汉莎同盟起来后，得到快速发展，一定时期，它已影响到德国境内很多邦国，并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但是在其它国家由于其快速扩张，同时只关注个人利益，过分的逐利性行为，引起了当地商人的仇视，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在北欧国家和俄罗斯，对德国产品和商人的抵制活动接连不断，以致德国商人无法生存下去，只好逐步把自己的商业活动收缩回德意志境内。
这一点看，从起初所从事的产业、商业行会的形成、对国内及境外经济体的影响，以及温州商人今天在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受到的贸易保护势力的抵制有值得借鉴之处。
对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尊重促进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中国商人：德国商人是如何完成从农业身份向商业活动身份的历史性转变的？我们的温州商人在这方面可以说经历的时间非常短。短短二十多年，750多万温州人就有200多万分布在全球各地。
杨佩昌： 当时德国十一至十二世纪各个邦国之间以及对外战争不断，但是参加战争的德国人必须是自由民的身份。依附在封建领主的领地上的农奴是不自由的，很多人就跑出来，德国人口密集地区有最简单最原始的商业交易活动，慢慢形成城市的雏形和一些小的城镇，但是规模非常小。德国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封建领地上的农奴逃到城市只要超过101天，他的自由民身份就可以被确认。这些人没有了土地，有的开始做简单的家庭作坊，从事最原始的手工业加工。而更聪明的人会去做销售，慢慢在城市里产生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商业活动。由此德国商人群体在自由基础上的城市中逐渐得到发展。
这些人在城市里进行手工业、加工生产的人，经过一段间他们发现，一个人独立加工一个产品赚的利润太少，而如果几家联合起来共同做，和买家谈判的时候也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我的规模大，供货有保证，商品质量也比单个手工作坊整体上有所提高。
慢慢地他们尝到了联合生产的好处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随着手工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大规模的联合生产，需要一些共同的规范，这个时候，商业行会的雏形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德国商人大规模进入英国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商业行会组织基础。
中国商人：德国商业行会比英国还早吗？
杨佩昌：从历史上来说英国更早一些。但是德意志有自己独特之处：商人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因为当时邦国林立，虽然制约着商业活动的互相交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因为政府缺乏统一的权威，反而使商人有更大的商业活动空间。
中国商人：不利的影响就是这种政治环境使商业交易成本提高了。
杨佩昌：是的，商业自由度大，但是交易成本高。所以今天的德国成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做到扬长避短，从而使二战后的德国取得了成功。一战后，德意志帝国跨台，魏玛共和国取而代之。但魏玛共和国为何很快失败呢？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魏玛共和国没有考虑到德国的历史传统：历史上，德国各个地区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己的传统，用一种统一的制度来约束全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二战后建立的联邦德国吸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训，它尊重各个地区的独特性和它的地方文化传统。用联邦的形式组建国家，从而使国家能够非常健康地运作。
所以成功的国家体制基本上都尊重地方的差异和独特性。包括美国也是联邦制的。一个国家如此之大，你用一个统一的权威来号令全国，从政治上来讲是有利的，从区域和商业上的发展来看，实际上是制约甚至是致命的。
我们国家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等等，实际上它也是在寻求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模式，这也算中国弥足珍贵的一些差异性。
破除惯性思维将会看到更大的可能性
中国商人：德国历史上是否也有类似于温州商人群体中曾经有过的仿冒时期？
杨佩昌：德国的手工业品质量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得到保证的。为什么当时的行会里有明确的道德原则呢？肯定是当时也有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所以才有了行业内部的道德约束。所以说，德国商业行会在提升产品质量上功不可没：凡加入行会的会员企业，只要产品质量达不到行业标准，就不会被允许进入市场。当然，德意志商人也会注重自己的信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我们的温州也好，其它地区也好，在商业道德上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否得到了很好的遵守呢？或者说那个时期还没有完善的规范，才导致了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而德国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才使它的产品得到了长期稳步的提升。
中国商人：德国商会除了在质量上的约束，在价格上允许各个企业自由竞争吗？
杨佩昌：非常好的问题，它在行业内部是限制同业竞争的。这个不是前面提到的道德要求，而是基本的行会制度。在同一行业内部不允许进行价格竞争，比如你到我这家来买这个产品，我悄悄给你低价以求提高销量，这种行为一经发现会受到严厉处罚。德国商人不敢轻意冒这个险。德国从十二世纪就限制了价格战，这是一个硬性的制度，不是道德上的约束。
中国商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温商的鞋，打火机等商品在欧洲一些地方受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势力的阻击，是否由于温商自己的价格战导致的恶果？
杨佩昌：这要从两方面看。先从欧洲来说，温州商人进来之后，他们的神经慢慢变得脆弱，因为温州商品的价格的确非
常低廉，所以在一定地区占有了很大的市场份额。由于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基数不是很大，相对来说同样数量的商品或许在中国可以轻易被消化掉，而在欧洲会感觉比较明显，仿佛到处都充斥着中国的产品。尽管如此，但由于中国产品价格低廉，实际上销售额总体并不太大，但它给人的印象是太多了。特别是欧洲尤其一些南欧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的效率不是太高，所以就把焦点对准温州的商品，认为是温州的产品过多，导致其本国相关企业经营困难，造成失业问题的加剧。这是他们神经脆弱的表现，真实情况是温州商品在欧洲总体上并没有那么大。
然后再从自身来找原因，我们自己缺乏行业自律，的确只是为了出口，不惜打价格战，有的是直接出口，有的通过中间商。中间商可能赚了很大的利润而温州商人得到的或许少得可怜。还有一个原因，温州当时缺乏品牌的概念，没有在品牌上下功夫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它只是想着商品而不是品牌，所以商品过去了，没有跟上品牌，导致了越来越低廉的价格销售。当然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现在的温州跟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今天的温州已经出现了各种品牌，很多企业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信誉。这经历了一个过程，我想在我们的国情下，这段冤枉路无法避免。温州商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整体的素质并不是很高，你要求他有那么高的品牌意识，这也是做不到的。
中国商人：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不同商业群体的投机性导致品牌意识缺失，是否与其对某一段时期商业环境的信心不足有关？
杨佩昌：信心从何而来？我觉得跟商人所处的商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商业机制肯定有助于商业信心的建立，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那当然会信心不足了。你可以看德国，从十二世纪起有了切实的规范，到今天，无论商业环境也好，商业机制也好，可以说对于商人的经营活动是很理想的。我在德国的时候，莱比锡大学经济系主任哈瑟教授说，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整个亚洲，甚至包括日本，根本谈不上成熟的市场经济，因为亚洲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传统，而欧洲国家这种传统比较深厚，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十一至十二世纪商人的地位非常之高，并不像我们“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体系，商人处于最低层，而官员才是社会的最高层。相反，在同时期的欧洲国家，商人处于受到尊重的地位，而官员是给社会服务的角色。欧洲市场经济的传统是从这里来的，我觉得欧洲市场经济的发达，源于商人才是市场的主体，而在亚洲国家市场的主体有商人，同时也有政府的官员，这是一种并非健康的市场经济。
当时我心里对教授的话很不服气，感觉是西方优越论的调子。但是慢慢体会，在亚洲国家经商，如果离开政府的支持，商人的经营环境是很困难的。
中国商人：你觉得温商中的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外贸企业应如何处理国际贸易中的摩擦？
杨佩昌：温州商人的发展离不开联合之路。如果你还是孤军作战，只能是越来越困难。如果能发挥各自的优势，从产业上联合起来做大做强，最主要的是把产品的品质提升上去。有一点特别要注要的是，温州商人在欧洲应避免产品扎堆的现象，我们的温商比较喜欢在南欧地区做市场，实际上在西欧、北欧地区市场也非常大。如果温商的产品能够更多分散到这些地区，就不会在某个特定区域产生那么大的冲击力。温州人喜欢扎堆，我在德国这么多年，看到的温州商品并不太多。除了一些小工艺品和纺织品我知道是从中国来的，其它的我没有发现来自温州的商品，所以市场潜力很大。温州商人熟悉意大利、西班牙，温州产品就会一个劲往那里扎而没有想到欧洲是个统一的大市场。你往哪个地方扎堆，当然一下子很明显就有泛滥的感觉了。统一的大市场有个好处是它的商业环境是没有太大区别的，还有税收政策等没有特别大的不一样。如果到北欧，温州商人和商品就更少了，实际上在欧洲，东欧市场也逐渐跟欧盟大市场接轨了，可以说这些市场潜力无限。
中国商人：扎堆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温州商人的特点，它成就了温州商品在某个欧洲地区和时间段的人气和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看也是否与欧洲地区的语言、文化传统导致交易成本等交流上的差异太大有关？
杨佩昌：对，有一定的关系。生产上的扎堆相对来说是好事，但销售上的扎堆是会出问题的。温州商人一般他对哪个地方语言或传统熟悉，习惯就是去找熟人。哪个地方有熟人，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往那里去。所以造成温州商人和温州的产品在特定地区越来越密集。温州商人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学会和不同国家的中间商打交道，不要光依靠熟人。找熟人的思维惯性限制了他和更多国家商人打交道的可能性。
中国商人：找熟人的现象本质上也是找一种商业信用，他是为了避免在陌生环境下的交易风险，但温州商人在欧洲刚好遇到的是一个交易体系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他其实可以相信这个体制和环境，本来可以去大胆拓展，却因为长期的思维惯性而错过了机遇反而给自己带来麻烦。
杨佩昌：对。实际上从商业信用来说，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等南欧地区是要差于中欧和北欧的。只是南欧的移民条件相对宽松一些，都愿意去那里等待移民的机会。而中欧和北欧要严一些，所以导致他在这些地区熟人较少。南欧人的风格更接近中国，相对比较灵活，越往北越严谨，灵活性相对差一些。
中国商人：就像中国的南方与北方，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族群气质。
杨佩昌：是的。南欧人特别活跃，灵活性特别大，可东可西，可大可小，这种特性，跟中国人的性格有些接近。而越往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越来越大，温州人可能就感觉不太适应了。但是据我的经验，德国人表面严肃，其实内心还是蛮热情的。相信只要有信心，以温州商人的适应能力并破除传统的思维惯性，他们会发现更大的可能性，也一定会在更多地区取得更大的成功。祝福他们！
(受访人：德国欧中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 杨佩昌)
汪达升：在融合中走向共赢
温商年会牵动两地高层关注
中国商人：第六届温商年会由合肥、温州两地市政府共同主办，一个异地商会的年会引起如此之高的重视，请您谈谈其中的原因。
汪达升：我们都有一个共识，认为年会在合肥召开有助于全国温州商人，乃至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温商对合肥的了解。用副市长张进的话说，就是要通过这个年会宣传合肥推介合肥，使温商、徽商互相交流学习，在融合当中提升自身实力。所以合肥市政府常务会很快通过了合肥温州商会的申请报告。
温州市政府也认为合肥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在承接沿海地区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第六届温商年会在合肥召开某种程度上对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部分产业转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两地政府有此共识，认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好机会，所以都非常重视，商定这次年会的主题为：交流、合作、共赢。
中国商人：这次年会预计有多大规模？
汪达升：年会规模也是两地政府商定的，主要参会人员由温州商会邀请，估计在500—600人左右，加上安徽有关方面和本地的企业家，应该是上千人。目前没有准确数据，也可能比这个规模还要大。
两个改革典型的历史性握手
中国商人：我想请教您，如果说合肥与温州经济目前都存在一些需要突破之处，这其中共性的问题是什么？合肥与温州真正的差距是什么？
汪达升：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要结合两地经济发展的背景来看，包括招商引资、经济合作以及今后的经济发展。我在想，温州作为沿海城市，首先得益于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抓住了机遇，对改革政策理解比较到位、比较活。而且温州人全民创业意识强，对商机把握比较好，所以温州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他们是敢于吃螃蟹的人，抢抓了先机。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沿海地区是改革的前沿地区，比我们对政策理解更透，对外开放视野更宽。
安徽作为中部地区，它也有改革的愿望和需求，但开放的眼光往往在当时还是不足的。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放开的是沿海地区，包括深圳、广州以及浙江和江苏的部分地区，中央对这些地区有政策上的倾斜，这使得安徽等中部地区无法企及。另一方面，中部地区有改革开放的意识，但还是要迟一些。尽管我们安徽有小岗村、小井庄，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是沿海地区开放的领域更大视野更宽。
中国商人：这两个村子是当时中国农业和农村改革方面的典型。
汪达升：是的，工业方面安徽有年广久等一批先行者，这些我就不过多评价了。农业改革安徽也是走在全国的前面，这有滁州的小岗村和合肥的小井庄为证。醒得早起得迟的现象，也不是安徽独有的，中部地区可能都存在类似情况，可能我们思想观念保守一些，过去发展环境不是那么优越，也可能我们地理位置不是那么好，等等因素导致合肥的发展相对滞后一点。那么现在，由于受到国际大环境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一些过去比较低端的产业就面临发展的瓶颈和困难。特别是沿海地区面临几个问题：一是资金困难，二是产业选择上科技含量不足，产业提升不够快。此外还有用工问题，原来是沿海地区一枝独秀，现在是全国遍地开花。再加上一些惠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民工纷纷开始返乡，过去那种从内地向沿海地区涌流的趋势已不复存在
了。沿海地区低端产业面临困境，就出现了你刚才说的温州也要招商的现象。它要招商就面临产业升级和科技含量的提升，这是温州在发展当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它也希望在外发展的温商能够回乡再度创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合肥市方面也完全支持温州的想法。
中国商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因为温商年会出现了有趣的现象。温州是中国改革的先发地区和民营经济的典型代表，安徽则是中国农业和农村改革的代表性地区，两地市政府都有强烈的招商需求，可以说很有意味。
汪达升：拿温州来说，地方经济是比较雄厚的，而企业发展当中也会有资金、用工、技术提升等问题的困扰。温州市为什么还要招商？它不是有钱就不招商了，它还要发展。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一再强调，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中一再证明了的道理。在此情况下，温州面临着新的发展取向和发展趋势问题，它不能躺在那里睡大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必须推动本地经济向前发展，这是我所理解的。温州要发展，光靠本地经济是不行的，它要有一批人才，一批能够经营的人才特别是企业家队伍，而合肥有这方面的优势，这是可以互补的。在温州过去那种家族式的、遍地开花的企业，毕竟不是发展的主流。世界经济的发展往往都是巨头的发展，集团式的发展。
合肥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中国商人：利用这次年会招商应该比以前那种一家一家地出去找要代价小一些？
汪达升：这只是招商合作的一个机会，我们看重这次年会，珍惜这个机会，希望取得更多的成果，但并不意味着仅仅靠一次活动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合肥是开放的合肥，是海纳百川的合肥。分管招商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张晓麟多次强调：希望更多的，包括温州商人在内乃至世界的客商来合肥投资发展。我个人认为，安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过去沿海地区发展时，我们望尘莫及。现在终于有了“中部崛起”，安徽作为承东启西的地区，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区位优势、交通便捷优势特别是人才优势。
合肥及时抓住了目前的发展机遇，特别是新一届市委市政府领导人果断决策提出了发展为上、投资为本、工业立市、城乡一体，尽快融入泛长三角这样的发展战略。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建设方面，最近三年来合肥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过去合肥在安徽经济总量的首位度只有12%左右，现在已经上升到18—20%，这就说明它已经有了龙头和辐射的作用，当然与其它省会城市相比还有距离，有的城市首位度能达到30—40%。
中国商人：那么合肥与温州经济的不同点是什么？
汪达升：合肥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特色。合肥有两个国家级的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个新站实验区，都是1980年代就设立的，它承载着比较先进比较好的产业结构。合肥的主导产业有：高新技术，机械制造，重化工，家用电器，生物医药等。机械制造特别是汽车制造，如铲车、汽车、钗车、挖掘机等在合肥都是比较大的企业在做，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些产业起步都比较早起点也很高，所以合肥这几年发展速度很快，每年都是以20%以上的速度在发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好多个百分点。
以上说到合肥整体发展的后劲足，这是其一。其二，合肥还是全国唯一的科技创新型试点市。我们很重视科技资源和成果的转化利用，开辟了核心区域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此外合肥的人才资源充足，我们有三十多名院士，200多个博士后工作站，数十家科研院所，近六十所大专院校，每年培养出20余万名大学毕业生。这一方面我们在全国是排在前几位的。同时合肥在发展中注重加大投入培养后劲，每年的固定资产投入与当年GDP总量几乎相等。
中国商人：有这么大的比例吗？
汪达升：几乎相当。去年我们的GDP总量是1360多亿，投资也差不多。2008年1-7月份就投资870多亿。这些投入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投入和社会事业、群众福利事业这一块。在城市的总体规划方面我们提出了“141”战略，一个中心城区、四个副中心组团、一个滨湖新区。解放初合肥只是一个弹丸之地，5平方公里，5万余人口。到改革开放初期合肥有100多平方公里，100多万人口。1990年代，增加到120平方公里，120多万人。现在发展到240平方公里，260多万人口，城市框架不断拉大的同时，基础设施也得到提升。从2007年起，我们修了221条道路。交通已经四通八达，特别是合肥的几个出口，东部合(肥)—宁(南京)高速公路正在拓宽，西部312国道已通到武汉，安徽省内各个城市高速公路均已开通，2小时可到达，当天可往返。今年八月又开通了动车组，从合肥到南京只需45分钟，到上海三个小时。此外，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正在修建，巢湖千万吨级的港口工程也在规划中，它是通江达海的。
以商鞅变法精神掀起效率革命
中国商人：安徽是媒体和公众非常熟悉的地方，就合肥来说，其他地方有所变化吗？
汪达升：在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培养发展后劲的同时，合肥市委、市政府非常注重效率建设，金龙书记提出了以商鞅变法的精神在合肥掀起一场效率革命。2007年春节前后，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完善政府管理机制的制度措施。如首位责任制、缺席默认制、责任追究制、一站式服务、精减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等等，包括干部轮岗、干部大交流的制度化，目前正在制定并提交合肥市人大审议，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市内处级以下干部的定期轮岗和交流，从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变革，合肥逐步形成办事程序最少、最优化的投资发展环境，为合肥的招商引资创造了较好的硬软件环境。再加之突出的区位优势，合肥已成为世界各地客商的投资热土，像联合利华、大陆轮胎、ABB、麦德隆等很多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都争相把目光投向合肥，其中联合利华甚至将总部都迁到合肥来了。海尔、格力、美的、统一、娃哈哈、天威保变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也纷纷到合肥来发展，同时像华泰、科大迅飞、百大集团、合肥锻压、安利等一大批合肥本土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得到提升，增强了自身的发展优势，其中民营企业科大迅飞也已成功上市。
合肥市最近又在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吴存荣市长还委托我们工商联代政府起草《关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这些制度的出台不仅会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也将大大改善外来企业的投资环境。
中国商人：作为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和民营企业的“娘家人”，您认为促进本土和外来民营企业的发展，最关键的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
汪达升：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作为政府部门来说最主要的是简政放权、优化环境、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从企业自身来说，也要有科技创新、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的意识。农业要向工业化发展，用工业化的理念来经营农业。特别是机械制造、加工等二产的发展壮大之后，合肥的现代服务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也使得合肥更进一步注重提升三产的发展等级。所以通过科技创新，促进每个产业在本行业中做大蛋糕这是最主要的。要做大蛋糕，必须加大投入，才能培植后劲。培植后劲，就来自于招商引资，所以市委市政府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这是金龙同志来合肥后多次强调的、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耳熟能详的发展理念。
中国商人：您说到的“简政放权”，主要指哪些权限？
汪达升：主要是审批权和管理权，与企业有关的管理权限一定要下放给企业的经营主体、社团组织和中介、咨询机构。
中国商人：审批权的下放和简化容易理解，说到具体管理权限，您认为以前在哪些方面的控制过严从而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汪达升：比如说政府的执法环境，有些地方能否踩着边线走？过去不是说有些地方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吗？这方面存在一个矛盾，市场管理应该是有序化的管理，但企业在发展的初步阶段和上升时期，其竞争手段、经营方式等方面往往不是很规范，就存在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既要规范市场，又不能管得过死。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有一个界限：只要不是危及到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明显违反国家法律的，这其中有些东西尽量少管。
中国商人：您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是不违法的什么都可以干？
汪达升：都可以试，不是胡干蛮干。只要是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只要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事，应该说都可以试。
多年来，合肥干部群众憋了一股劲
中国商人：您刚才谈到合肥近几年的变化时，用了“前所未有”这个说法，然后您举了很多例子。我想您本人既在党政机关，又与合肥当地企业联系较多。除了您刚才说过的大家都能看到的马路宽了，楼高了等表面的变化，究竟有什么深层的原因使您用“前所未有”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信心和感受？
汪达升：我认为主要还是决策层的问题。过去我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个地区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要有这个地区的领导核心和核心人物。这些人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有明晰的发展思路、开阔的胸怀和开放的眼光，要有敢作敢为的精神。这样才能带领我们的干部群众去干事业、谋发展。说实在话，这里面有个统一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比较痛苦也是比较复杂的。合肥人民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有了团结一致谋发展的思想认识，这是发展的前提。同时，合肥的干部群众都憋了一股劲。多年来，合肥发展滞后，大家脸上无光，这些干部群众也都想干事，都想让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地方有巨大的变化。
有一个英明善断、敢于作为善于作为的领导集体，有一批甘于奉献、奋勇争先的干部队伍和高素质的市民，我想合肥又好又快地发展，在中部崛起中奋勇争先是完全有可能性的，因为它有内在的发展动力、空前的发展机遇和不断完善的发展环境。
(汪达升：中共合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合肥市工商业联合会、合肥市总商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
前进中的合肥市工商业联合会
合肥市工商联自1951年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广大会员，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做了许多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与社会的普遍认同。2007年元月，合肥市工商联召开了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批政治素质高、创业精神强、社会贡献大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入市工商联领导班子，为开创工作新局面注入了活力。
新一届工商联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统战性为中心，以经济性为抓手，以民间性为纽带，充分发挥工商联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作用，解放思想，不断进取，勇于实践，开拓创新，为合肥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8年以来，合肥市工商联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工商联和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以“服务兴会、服务强会”为宗旨，扎扎实实地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
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围绕中心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是党赋于工商联的政治责任，是工商联的一大政治优势，是服务会员、凝聚人心的根本途径。今年以来，市工商联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积极组织力量参加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调查研究活动，形成了《合肥市非公经济情况调查》的报告，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年初召开的市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我会《构建民营经济强市、打造和谐富裕合肥》的大会发言，从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采取具体措施扶持民营企业，提高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家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受到广泛好评。同时，我会还组织工商联界别政协委员提交提案28件，其中市工商联常委孙明华提出的《关于强力推进合肥市电子信息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建议》被列为主席督办提案。本届政协会议以来，我会立案数量和提案质量都有明显提高。提案工作还成为工商联工作的新品牌。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政府与会员企业沟通平台。工商联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经济组织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管理非公经济的参谋 与助手。今年以来，我会组织了一系列多形式多内容的主题活动：元月份，就民营企业普遍反映的用地问题，我会与市土地局、规划局联合召开座谈会并形成会议纪委；4月份，为配合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沈建国一行来肥调研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我会召开了劳动法专题调研座谈会；5月份与省、市工商银行联合召开“银企对接洽谈会”，努力为会员企业解决融资贷款问题。今年以来，我会还组织会员企业赴福州进行招商考察活动，并举办了“合肥投资项目推介会”。同时还组织会员企业参与“2008合肥下岗特困人员创业月”，“2008年春季人才招聘会”等活动，为政府排忧解难，为会员雪中送炭，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增强服务兴会意识，提高服务兴会功能。服务是立会之本，是增强工商联组织向心力的重要途径。今年以来，合肥市工商联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狠抓了民营企业家的教育培训工作。我会以“民营企业家讲坛”和“民营企业家俱乐部”为平台，先后8次组织了会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800多人次的培训。这些有针对性的培训，较好地提高了民营企业家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在我会日常工作中，我们把帮助会员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千方百计为会员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经营环境。我们通过深入一线走访调研、采取召开专题座谈会，并协同政府有关部门一道分析一些纠纷问题，尽力化解矛盾，并想方设法解除会员企业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我会还积极开展了为会员企业提供维权、经济咨询、质量管理、职称评定、出国出境等服务，得到了广大会员企业的一致好评。
大力推进光彩事业。光彩事业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起并参与的一项社会扶贫济困事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的推动下，我市光彩事业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一大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参与光彩事业，增强了社会责任感，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得到了提高。年初，我会举办了合肥市第六届民营企业“光彩之星”文艺汇演暨迎春联谊会，展示了民营企业的精神风貌，会上募捐光彩资金145万元；面对四川遭受的特大地震灾害，我会举行募捐活动，当场募集资金358.55万元，截止到5月底，我会会员及商会组织总计捐助约2000余万元用于扶贫济困和光彩事业，充分体现了广大民营企业家“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高尚情怀。
如今，合肥市工商联已形成了覆盖全市的网络组织，下属县区工商联7个，基层商会、行业协会32个，拥有15000多会员，同时拥有3个工作委员会，1个非公有制企业投诉站、1个企业家俱乐部，1个《合肥商会》会刊编辑部。
合肥市工商联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南，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带领全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踏上新的历史征程。
会商天下
当世人惊异于220多万温州人在全球各地创造的“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城”乃至“温州产业园”等等财富与事业标志时，温州商人正在走向区域性或更广泛意义上的联合，从而为自己赢得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发展平台。
2002年5月20日成立的合肥温州商会正是其中一员。六年来，合肥温州商会始终坚持“以温州品牌打造品牌温州商会”的核心理念，以温商的创业精神与群体合力不断探索、锐意创新，为提升会员企业综合实力、为合肥与温州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及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赢得了“合肥市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最和谐的温州商会”、“全国十大民间商会”等众多荣誉称号……
陈建：相信并且做到才有力量
陈建 安徽温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市温州商会会长
当世人惊异于220多万温州人在全球各地创造的“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城”乃至“温州产业园”等等财富与事业标志时，温州商人正在走向区域性或更广泛意义上的联合，从而为自己赢得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发展平台。
2002年5月20日成立的合肥温州商会正是其中的一员。六年来，合肥温州商会始终坚持“以温州品牌打造品牌温州商会”的核心理念，以温商的创业精神与群体合力不断探索、锐意创新，为提升会员企业综合实力、为合肥与温州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及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赢得了“合肥市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最和谐的温州商会”、“全国十大民间商会”等众多荣誉称号。
2008年10月8日，由合肥、温州两地市政府共同主办，合肥温州商会承办的第六届全国温州商会年会将在合肥召开。《中国商人》专程访问了合肥温州商会会长陈建先生，就第六届温商年会及合肥市温州商会的发展模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小时候最想去桂林
中国商人：我从一些资料看到，1970年代末，温州小作坊已经很活跃了，而且初步形成了具有流水线特征的松散式联合生产模式。这个时候您已经有七八岁了吧，对当时的情况有印象吗？
陈建：其实温州的发展主要还是得益于改革开放，那时温州农村人都是种田的，不可能看这么远。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每家都分到土地，就好象忽然拥有多大财富一样，人的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了。农村分开后有的人会种地，有的不会种就出去找事做。特别是我们那个地方当时有了汽车配件，很多人就到上海等地买来样品，开始模仿生产。
现在回头看，这应该算一种创新。大家都是先赊一些货拿出去卖，也不考虑有没有市场。如果当时想法太多的话，我想也不会有现在的温州。
上小学时，在《漓江山水》中看到“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句，我就想，这辈子不知能不能到桂林？我十来岁才看到自行车，当时的感觉就像看到直升飞机一样惊奇。
当年人们的视野和感觉不一样。特别是物质上我们都穷，甚至有些人饭都吃不饱，你还能想什么呢？后来我们那个地方汽摩配多了，这都是不愿种地的人慢慢做出来的。他们当时的心情和环境如何，又是怎样去推销的，我还小体会不来的。
等到家家户户都做配件时，我也就到国内各地去推销了。
中国商人：1993年，您到合肥来发展，也就是说由行商变为坐商了。这是您创业十年后的又一个重要决定，您当时的目标是什么？
陈建：我是做汽车配件的，我们这一行过去都是全国各地跑。当时火车慢，两天内要算好时间跑三四个省。就这样东跑西跑，包头、宁夏，山南海北，全国的铁路线我们都很清楚，每出去一趟都要去一二十个地方。从各地推销到坐下来开门市部，慢慢做强做大，这也是我们温州的模式，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目标的。
现在反过来看我们当年走过的路，我觉得人的认识是跟着市场变化走的。不是没有路，是自己会走不会走。我来合肥时，我们温州老乡都在开门市部了。像现在的批发、分销、连琐店等等经营方式，过去想都想不到，也没有那个实力。
当时我那个门市部在合肥市的合裕路。一个月门面租金要二三百块钱，再租个仓库和房子，就开始做了。我们经营方式比较灵活，你可以先拿货，再给钱。也可以先给一部分下次进货时再结账。这样先把市场打开，自己的资金积累多了就做一些配套，慢慢地规模越来越大。
现在说的信用等级这一类东西，我们那时候看得更重一些。我们是先拿货后付款，有的客户真要不给钱我们也没办法。这是由当时环境决定的，也和我们当初代理的产品不是品牌有关系。像以前上海的电器，人家是先付款后发货，坏了算你自己的。我们就算人家砸烂了也是要换的，当时的市场行情就是这样。
我更能理解人家
中国商人：2002年合肥温州商会成立，什么原因使您愿意分散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商会的工作？
陈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会长，我记得商会成立时开会我都没去。后来慢慢认识到很多事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做大。我们商会成立投资公司时取名“温商”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因为十年前在合肥提起温州的产品，大家的印象就是假冒伪劣，认为我们温州人连头发都是空心的。我们需要通过商会把大家联合起来改变过去的形象。
我们温州人吃苦耐劳、永不放弃、善于学习的精神是每个人闯出来的。既然取名“温商”，就不能砸这个牌子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无论做什么产品能赚钱就很高兴，但现在要想一想，人家买了你的产品，他是否能从中受益，能否创造更多的价值呢？以前我们单纯做公司，认为公司的目的就是赚钱。现在慢慢认识到，真正做强做大的企业，它的核心价值一定不是为了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而是为更多人为全社会创造价值。甚至我们提倡会员个人加强学习创办学习型企业，这都是我们近些年感悟出来的。人都是在学习中得到进步的，有个别会员也许不理解：我们现在还学什么啊？但我觉得人到了八十岁都要学，那时候要学的可能是养生之道了。一个人一生的财富不只是钱，平安、健康、快乐，都是重要的。
中国商人：听说你给很多初次见面的人都要送一本讲禅宗智慧与个人修养的小册子，你是不是觉得做企业，很多人的心态等方面需要调整的地方比较多才这样做的？
陈建：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从小册子里或其它地方可以看到一些很实用的人生智慧，我想大家闲下来可以看看。也可能有些人看了觉得可笑，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讲吗？我过去也有过这样的心态。我们现在讲和谐，不是口头说说就能和谐了，而是从心里认识到了，行动上也做到了，才能谈到社会与个人的和谐。过去我们一心在赚钱，个人也在学习，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了，什么道理都懂了。但是慢慢地你会发现，知道是没有力量的，只有相信并且做到才有力量。
中国商人：商会工作与自己的企业之间毕竟在时间上精力上的冲突是很多的，你更希望在哪个方面取得成功。
陈建：企业做不好是不负责任的，商会做不好同样如此。对于我来说，可能要多付出一点，多考虑一些事情。就商会的发展，我觉得有一个模式很重要。为什么国外的公司能做这么大？因为它有成熟的模式和标准，成功的企业首先在于它教会了员工做事的方法和规范。所以，管理一个企业也好，商会也好，如何建立一套规范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共同把事情做到最好，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中国商人：您的办公室有“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幅字，在一些会员的办公室我也看到过。我听到一些会员说您这个人特别能包容，您一直是这个状态吗？
陈建：我更能理解人家。因为我十五六岁就出来，经历了不同的成长阶段。一些人遇到的问题和他的状态，我以前往往都碰到过。因为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能体会对方之所以那么做的原因，就不一样了。也有很多人说，陈会长这么能忍啊什么的，我觉得很多事，是难得糊涂最好。
中国商人：外人觉得您在忍受一些事情的时候您也完全不会感到痛苦？
陈建：哈哈。当你理解了一个人此时此刻的心情、想法和要求，我想你也不会感到自己处在一个忍受的状态。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影响到他的思维模式，想要的东西就有不同。就像吃饭的口味，有人喜欢咸，有人喜欢苦一点。但是我觉得有些根本原则不能突破。我们商会要进行规范化运作，那就需要制定一些游戏规则。每个人都要遵守这些章程，我作为会长也不例外。比如我们规定开会迟到五分钟是要罚钱的。
中国商人：真罚吗？
陈建：真罚，三次不参加，自动取消会员资格。我们的会员都很忙，如果没有先小人后君子的游戏规则事情就很难做。有时我们的会员好不容易赶过来，他就迟到了五六分钟，这时要他拿钱出来你说心理难受不难受？肯定不舒服。但我们的会员理解了这个规则，他就会主动拿出来。我们有了这个约束，他就任何理由任何借口都不能找。要是找理由的话，你可以找一百个一千个。这也是我们商会管理的一个方法，什么问题都要事先讲清楚。商会也不是说就为了这点钱，重要的是你因此会记住这个事情，下次就不会再犯了。这不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样。我想只要不是为了自己不是站在自私的角度做一些事情，会员们也都会理解的。
我们不纯粹为了赚钱
中国商人：组建温商集团，注册“温商”商标，创办《温商》杂志，在您就任合肥温州商会会长以来，有不少大手笔。尤其是将“温商”注册为集团企业的商标，即便在温商群体中，这样的决定也是有标志意义的。以品牌的经营思路来发展商会，是不是您多年来的一个思考？
陈建：民间商会都是松散型组织，因为会员群体不同其特色也各有不同。商会不像公司这样的实体，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模式。全国温州商会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170家左右，大家也都在思考都在探索。
在我们合肥温州商会，温饱问题早就解决了，我们的目标是创建品牌商会。任何品牌都是人做出来的，但一个人有再大的本事，如果不善于给自己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就无法成就更有价值的事业。 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团结能干的领导班子，才能形成商会的凝聚力，结合大环境的变化，把每个人的潜能都发挥出来，比如大家共同去争取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这些工作都是最关键的。
这几年我经常在思考商会下一步的资源整合，包括商会发展最理想的方向和框架。我们也请了一些专家，把国际上最前沿的经验跟我们商会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 ，创造出我们合肥温州商会的发展模式。
这次我们把第六届温州商会年会拉到合肥来开，就是想借鉴兄弟商会的先进经验，也是我们创建品牌商会的举措之一。但办会不能流于形式，如何通过这次年会为地方、为商会和会员凝聚更多资源，真正办出水平办出成果，这是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
中国商人：目前，温商集团已先后进入房地产、白酒等产业和行业。下一步，还会向哪些领域发展？另外一个问题：温州商人并不像浙江北部的企业家那样习惯于资本运作。温商集团将来是否会考虑一定程度上的资本运作？
陈建：在产业布局上我们会继续投资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在资本运作方面我们也有这个计划。2004年，我们就成立了担保公司。我现在也经常到上海去学习，跟一些金融家和风投来聊一些相关的问题，通过资本运作进行联合投资，将是我们温商集团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当然在投资的产业选择上，我们也有基本的定位，一定要对社会、对地方有更多的贡献我们才会做。我们不像做基金的，纯粹为了赚钱。
中国商人：目前，融资问题困挠着很多中小型企业。据说仅温州当地的民间资本就有6000多亿，这还不包括外面的温商资本，而同时很多温州企业却资金困难。今年十月份，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将开始试运行。您刚才说2004年你们就成立了担保公司，它是以什么形式运作的？下一步，合肥温州商会是否会考虑成立类似于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
陈建：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是增值赚钱、创造效益。我们做事情有我们的定位，一方面要考虑如何让资本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要让品牌效益最大化。品牌效益就是无形资产。我们做一件事情对地方、对公众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中国商人：有报道说，合肥温州商会成立以来，曾为会员企业挽回了3000多万元损失，涉及相关的维权案例七十多起。可以介绍一下其中带有共性的问题吗？企业的维权通常要花费很多时间，合肥温州商会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陈建：过去由于地方环境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企业自身的运作也有一些做法不是很严谨，出现了不少需要协调的问题。企业不便于出面，只能通过商会这个平台进行经常性的沟通工作。最近需要维权的事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商会多起维权的成功，也与合肥的整体环境逐渐改善有关系。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商会也不会起这么大的作用。一个良好的沟通桥梁是各方面相互理解、积极促成的结果。
联合起来是当务之急
中国商人：我听说合肥温州商会里过亿元产值的企业已经有十多家。目前除了温商集团这样的实体，会员企业之间在相关产业或经营中有没有比较紧密的合作？
陈建：这一方面的合作是有的，因为通过商会会员之间的信任毕竟是加深了。任何合作都是卖买关系，合作有亲密合作，有单向合作，企业之间的互相帮助也是合作。在信任的基础上谈合作就容易得多，各方面的代价也会小得多。但如果要有更广泛的合作，会员之间在经营管理理念等方面还要有一个互相认同的过程。你的企业做大了，你目标是什么？企业存在的价值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种是我赚钱了，我要赚越来越多的钱，我只赚钱不顾别人死活。另一方面，我认为应该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如果大家在核心价值上能够建立共同愿景，我觉得温州人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总体上说，我觉得广泛的联合是一个方向。
中国商人：目前全国的异地商会中，像组建联合性的投资实体，为会员维权等等比较常见。但我了解到由于在合肥的温州商人涉足的产业过于广泛，而且规模都很大，出现了温州服装商会这样不一定隶属于合肥温州商会的专业性组织。合肥温州商会将来会不会组建更多类似的专业商会？
陈建：合肥的温州服装商会，属于行业协会性质。如果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我们不排除去做一些促进性的工作。各个单体、各个企业之间如何进行联合，这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企业联合的关键首先是老板的联合，我们的会员企业都比较大，老板平时都很忙。他能腾出多少时间来参加商会的活动，而且来了很高兴，互相之间能够取长补短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今后在这方面我还是想多花一些精力的。
中国商人：目前有不少商会为了会费的事情很苦恼。我了解到合肥温州商会会费很高，像您本人要交300万。但同时商会又承诺将来要把会费返还给会员，请您给介绍一下，商会如何能兑现给会员的承诺？
陈建：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尝试，在全国是比较少的。我们想改变民间商会过于松散的状态，进行公司化的运作但又区别于公司，因为它是民间组织。为什么要把会费还给他？说白了，我们就是联合起来去创业，大家利益共享。这也体现商会的价值，我想我们每个公司都可以赚钱，商会这么大的平台，还不能联合起来做更大的事吗？
这对我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中国商人：商会给会员承诺的返还期限是多长时间？
陈建：三年。
中国商人：三年后，除了会费本身，还有别的回报吗？
陈建：三年期间，会费的利息作为维持商会日常运作经费。目前我们还在尝试，三年后，他的10万变成了20万也有可能。这是末来的趋势。
中国商人：具体一点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会员的会费就像投股一样，商会的合理开支从会费的利息及经营性收益中解决。等于商会没有收会费，甚至效益好的时候还可以分红？
陈建：对，是这样的。
中国商人：温州商人比较习惯于以自有资金来运作一些项目，合肥温州商会是不是想通过目前这种会费的收取与回报模式，逐步建立商会内部比较开放的联合投资机制？
陈建：我想会有这个趋势。我们首先要让会员看到会费交了，钱不是单纯地花掉了而是会产生效益。这次年会开好后，我想还会有更多新的模式出来。等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挫折，我想我们会找到越来越完善的发展模式。
中国商人：合肥温州商会的会费标准具体是怎样的？
陈建：我交300万，常务副会长50万，副会长10万，理事交3万。
中国商人：您个人认为当前民间商会进一步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合肥温州商会将如何突破这些困境？
陈建：任何企业，都需要包括人才等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合肥有这么多温州老乡，大家都有一定的实力，也有各自的经营之道，但我觉得还需要突破一些资源上的瓶颈。比如说很多企业看上去已很好了，实际上能不能发展更快，做得更强呢？这也包括我自己的企业在内，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商会全体会员共同思考的问题。总之一句话就是永不满足、永远创新。就像举重运动员一样，他不能老是举个100公斤，他要有新的目标，创造新的纪录。
中国商人：我听说，合肥温州商会制定了“三年创市级品牌商会、五年创省级品牌商会、十年创全国品牌商会”的长期规划。合肥温商会已有六年时间了，您对当前商会的发展速度满意吗？
陈建：就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利弊都有。我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小成绩，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接下来我们要走出去，向全国的兄弟商会学习他们的成功模式。
我想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明确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我们的总目标是十年时间创建全国的品牌商会。我们也不想做单纯的民间商会，也希望由商会派生出一些联系紧密的实体来。我们的会费之所以采取目前的交纳方式，就是想在这方面有所尝试。这是我们商会的一个特点，在其它商会是没有的。
中国商人：你描画的蓝图也许对一些会员有吸引力，但要一下子把这么多的会费收上来也不容易吧？
陈建：我们目前仅理事以上的会员单位就有47家，都是自愿交会费的。而且有的会员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反映出我们温州人不单纯能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还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原意为商会以及我们这个群体做出更多的贡献。否则，如果自己的企业都做不好，怎么能拿出钱来加入商会呢？
我想我们的会员们只有不断学习，先提高自己，自己好了商会就好。否则自己都不好，商会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也不会有大作为的。我们提出十年创全国性品牌商会，表面看起来是虚的，但它内涵的东西却很丰富。所以要实现品牌商会的目标，我们首先要变成一个学习型商会。我作为会长，也会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拜访更多的成功人士，因为很多路他们都已经走过了。
中国商人：1901年，温州商界人士曾建立了温州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商人组织“温州府商会”，那时候，中国社会和工商界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今天，温州商人在国内外有200多万。在您看来，温州商人在全球各地创造奇迹的同时，是否也能创造一个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商会联盟？
陈建：这个问题我觉得目前只能探讨和提倡。一个联盟也好，商会也好，需要一帮有共同愿望的人，大家一起推动这件事情才能实现。据我了解，我们全国各地温州商会的会长们都有这个想法，但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模式。就像公司的章程一样，这个是最关键的。很多事情做不好，负面的作用更大。 如果有一个好的形式把每个人的位置、利益和责任都分得很清楚，就可以说成功了一半。就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会长之间也经常沟通，大家都有这个愿望，想打造这样一个联盟。但我们首先不是为了制造影响力而推动这个工作，我们只想把事情做好。做事的时候，我们同时会考虑到它另一面的品牌影响力。
如果我们过于注重影响力，可能反而会影响到我们做事的效果。就像这次年会，我们先专注地把这个年会开好，如果会都开不好，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力呢？
合肥、温州将结为友好城市
中国商人：合肥温州商会通过“以商招商”的模式为安徽当地引资数十亿，请您介绍一下，合肥温州商会是如何具体开展这项工作的？
陈建：我觉得我们出去以商招商更方便一些，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合肥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作为在合肥多年的人，我们最有资格给别人介绍合肥的发展环境。我们把自己在这里创业的精神、创业的过程和创业中政府对我们各方面的支持与认可，去给我们的老乡，甚至给愿意来合肥发展的其它投资商讲。我们是很真诚的，实话实说的，我们的话也更有说服力。
我想通过我们商会来招商是一个很好的渠道，而这两年合肥各方面的变化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样我们就能吸引更多人来合肥发展，来得人越多，队伍越大整个环境与氛围就越好。就像一个大市场一样，人越多产品越多，人气就上来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一样的。
中国商人：目前温州也在招商，这在社会各界看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作为合肥温州商会来说，既熟悉温州过去的发展经验，又了解合肥与温州两地的互补之处，合肥温州商会今后将会在哪些层面促进两地的经济交流？
陈建：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比较好的进展，我们不仅争取到温商年会在合肥召开，也促成了温州跟合肥结为友好城市。目前温州市人大已经通过，合肥这边相应的程序也在走。就温州当前的招商来说，我作为温州人倡导在合肥招商，因为合肥与温州互补性确实很明显，温州与合肥的紧密合作可以实现强强联合、资源互补。两个地方不是竞争关系，再者成为友好城市之后真正变成一家，就像兄弟一样很多问题就不会计较了。这对我们在合肥的温州人是最大的一件喜事，在本次年会期间这件事情就要落地。
中国商人：就您了解的情况，合肥、温州在友好城市的框架下，其未来的合作重心是什么？
陈建：主要就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活动。更具体的内容，双方将会有一个文本的。合肥、温州结为友好城市后，两地政府部门以及商会与企业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对两地资源互补、合作共赢都会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中国商人：第六届年会由合肥、温州两地市政府共同主办，以前有没有先例？
陈建：这是年会举办的惯例。这次年会我们能申办到，对于合肥来讲应该是百年一遇的，160多个城市的温州商会将会云集合肥。刚好合肥也处于大发展大建设时期，需要更多温州商人来了解合肥、投资合肥，合肥、温州两地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中国商人：年会之后，合肥温州商会与安徽当地的商会将会在哪些层面展开合作？
陈建：我们跟当地的徽商商会本来就是兄弟商会。不仅是当地徽商商会，通过这次年会的举办，我们也会与全国兄弟商会更密切地联系，大家资源共享、互相学习，展开更多层面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