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政治搏弈术

　　吴小波 著名财经作家，现居住杭州

　　一

　　1993年4月，中国企业界接连发生了两起企业家落马事件，大邱庄的禹作敏和长城公司的沈太福相继被捕。他们都是在与政府激烈的对立抗衡后失利的。

　　那时的禹作敏如日中天，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为全国最富有的村庄，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号农民企业家”。上年冬天，他的部属打死了一个人，“老爷子”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当检察部门派人员来取证时，他将之非法扣留13小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之门外。后来，天津市动用400名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竟命令全村100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就这样，禹作敏被捕，大邱庄很快也随之走向没落。

　　沈太福是当时最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家，他创办的

长城机电公司发明了一种新型节能电动机，他以此项目向社会集资，并给出了年息24%的高利息，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长城公司在全国17个城市募集10亿元，投资民众多达10万人。他的“长城模式”得到很多媒体、专家和官员的称赞，然而中央政府则担心这种高息集资将扰乱中央的金融管制制度，于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通报，认定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这时候的沈太福自恃有高层人士、上百位老干部以及10万集资民众的“撑腰”，便想跟国家机器进行一次博弈。然而，中央政府毫无退让迹象，沈太福随之被捕。

　　禹、沈两人的下场都非常悲惨，64岁的禹被判刑20年，最后老死狱中。沈太福则在次年以贪污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极刑。他们都是在事业的巅峰时刻陡然堕落的，而造成其命运的最敏感因素，便是政治博弈的失败。

　　二

　　中国的公司成长，与宏观的经济变革密切相关，这也使得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尤其是在改革的中前期，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往往决定了企业的命运轨迹。除了禹、沈的“对抗型”之外——近三年间，华晨仰融算是另一位“对抗型”代表，我们还可以总结出其他的一些类型。

　　“依赖型”——早期改革往往有典型先行的特征，那些被选中为改革典型的企业家有时候便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既然是典型了，那么政府一定不会让我倒掉。其最典型的便是步鑫生。1983年，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因严格管理而成为举国学习的“活榜样”。政治的光环使得步鑫生放松了经营而日日忙碌于演讲和开报告会。日后他曾对人说，“当时我有一个错觉，既然是党中央把我树成了典型，肯定是不会让我倒掉的，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呢？”而事实却是，几年后，企业难以为继，谁也保不了他，最后以黯然下台而终止了企业家生涯。

　　“滥用型”——因改革而成名，却将这种辛苦形成的信用率滥用。1991年前后，南德集团的牟其中在既没有外贸权，也没有航空经营权，更没有足够的现金的情形下，用几车皮的四川罐头换回了前苏联的飞机，他也因此成为“资本经营”的先驱。当时，举国舆论及各地政府均对他充满敬意。然而，牟其中却从此再没有认真地做过一笔生意，他到处演讲许诺，常常信口开河，几年下来，他连续不断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恶作剧式的承诺最终使他在政界、经济界、传媒界和社会公众层面多重失信。

　　“借用型”——中国的改革带有很强的周期性，每到一个阶段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思潮，而善于借用者便自然成了最可能的利益获得者。在这一方面，很多老资格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其中高手。曾担任了48年村支书的知名农民企业家、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便曾直言不讳：“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点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据称，他每天晚上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从中揣测政治风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甫一公开，他当夜召集开会，预测中国经济将再度高速成长，于是决定囤积钢材，狠狠地赚了一笔。在外来商人中，黄鸿年最具典型性。小平南巡后，加快开放顿时成为共识，便在这时，印尼巨贾之子黄鸿年第一时间来到中国，他先是在香港组建了一个中策公司，自称是“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策略”之意，然后便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的收购活动。他的购并基本上都是“市长工程”：与政府一把手直接沟通，利用他们急于创造改革业绩的心情，借南巡东风，用好政治牌，高举高打，以气造势。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策斥资4.52亿美元购入了将近300家国营企业。黄鸿年之后将优质资源包装，出售于其他跨国公司或在海外上市，成为当时获利最为丰厚的外来资本者。

　　“若即若离型”——与政治始终保持一步之遥，这是另一位民营企业家浙江万向集团鲁冠球名言，他也因此成为企业界的“常青树”。鲁成名甚早，在80年代中期就成了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成立的时候，会长由农业部部长兼任，两个副会长，一为禹作敏，另一为鲁冠球。我在企业史的创作中，收集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细节，1993年，禹作敏与天津政府公开对抗，矛盾激化，与禹关系颇佳的鲁冠球曾去信慰问，其中有“投鼠忌器”一词，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应该会考虑到他的改革影响力，不至于给予严厉的惩戒。然而，日后的事态发展竟大大地出乎他的预料。这一事件后，鲁冠球开始重新思考企业家与政府的博弈关系。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身上的政治色彩已非常淡化，呈现出一位老练的家族企业家的本色。

　　三

　　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课题。我以上所列举之人都是90年代中期之前的案例，不过，其内在的逻辑性却至今仍然有效。

　　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未来的数年内，财富积累的重点将主要在两大领域展开：其一是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中心，将诞生大量的新产业和成长机会，很多传统行业将在这种变革中急剧洗牌，利益将在新的交易平台上被重新分配；其二是以垄断性资源为中心，将展开一系列的资本重组活动，拥有这些资源的政府将把大量的垄断机会进行市场出售，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间资本者的政治博弈技巧便显得非常的重要。往往，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这里所论及的种种类型，或者可以成为后来者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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