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官员：中国商人求解和谐政商关系的方法论

　　面对官员——中国商人求解和谐政商关系的方法论

　　本刊记者 王方剑

　　一道难答的必答题

　　“他孙大午是‘午’字出了头，成‘孙大牛’了”！

　　这是当地一位县领导对河北知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做的一句话评价。关于孙大午与当地政府部门“不合群”的一个经典说法是：孙要办事，请某几位政府部门官员吃饭，后来事情没有办成。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孙大午又派人按照AA制把官员的饭费要回来了。在当地，孙大午陆续和土地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等政府部门打过官司，大午集团的外部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再后来，孙大午以“非法集资”名义获罪。尽管北京法学界对孙大午的这一罪名是否成立有不同看法，尽管“非法集资”这一法律问题本身还存在争议，孙大午由于政府关系不睦而招致牢狱之灾和企业停滞，却是共识。

　　官商关系之于企业的生死沉浮，由此可见一斑。

　　官员与商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华泱泱数千年文明史，人人感同身受，但人人心中皆有而口中皆无，惟独清末民初一名实业家以六字箴言一语道破个中奥秘，那就是：离不开，靠不住。的确，“离不开”是现实，而“靠不住”是一种超越，是一份清醒。

　　对于所有的中国企业来说，与政府的关系像是一道必答题，无论企业大小，也无论企业家本人的政治身份高低抑或有无。即使是联想这样的企业，柳传志多年前也说过，“他把70%的时间用在了企业的外部环境上”。与西方企业不同，中国企业必须要经营良好的政府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决定着企业资源政策的多寡，和生存空间的大小。与面对市场不同，经营政府关系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人与事，“会玩一个球的人都要学会同时玩五个球”。

　　收费、摊派的多寡，是影响官商关系的最现实问题。据全国工商联的一次权威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1382位业主当年总计纳税112808.4万元，交费55044.5万元，交费相当于纳税的48.8%，各项杂费占到了税收的近一半。名目繁多、居高不下的各项收费、摊派和公关招待费用，使企业不堪重负，已经成为官商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

　　“挣扎”与“较量”——数年前一本畅销书的书名，基本上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企业与部分官员之间的真实现状。由于种种现实原因，大多数民营企业在与政府部门的交往中处于弱势位置，在“较量”中“挣扎”，在“挣扎”中“较量”。

　　作为一个有着漫长封建官僚社会历史阶段的中国，“官本位”观念绵延长达2000多年，“商本位”观念的形成并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需要多少年？200年？甚至更短？“这样一个新历史阶段来到中国，其时间无法预期”，知名青年学者、对官商关系有深入研究的中国社科院专家高超群认为，“不过，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周边亚洲国家来看，‘商本位’社会的来临也许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官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人治社会，而‘商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法治社会”，高超群更愿意从深层意义上来区别这样两种社会生态，“也许一位英明政治人物的出现，能加速‘商本位’社会的来临，因为中国已经加入WTO了，国际局势并没有给中国企业、中国社会太长的时间。”高超群说。

　　“外面大街两边的酒店、餐馆，咱管着他们呢，定级别时我说了算，不让我吃让谁吃？”一位副乡长神气的话语，九年前飘进记者耳内，至今不时在脑海回响。他只是一位副科级干部，级别更高的官员内心深处又该会怎么想？！在相当一部分官员们内心深处，“在中国，官员再小也是官员，企业再大只是企业”观念根深蒂固；而在国外有些发达国家，官员、协会领导、企业家接待外宾或访问团时，企业家是坐在圆桌中间的，而官员、协会领导是坐在两边的。但是，在中国同样的场合，即使是一位退休的政府官员，也一定会坐在圆桌中间的。

　　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能坐在中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