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兴衰的启示：经济与文化互动

　　对话著名徽学研究专家栾成显

　　文/本刊记者 陶倩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在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康熙、乾隆 年间，徽商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徽商才开始走向没落。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身价百万白银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

　　徽州商业经济中，以盐、茶、木、典当四大行业最盛。其中，盐业为首。据记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

　　徽商财大势大，出现了众多著名商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代表。

　　徽文化的力量

　　《中国商人》记者(以下简称记者)：促成徽商兴起与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栾成显(以下简称栾)：徽商兴起与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地少人多的矛盾，文化教育的发达，儒家思想的影响等。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可得出如此研究结果：经商的成功与否固然与商人的能力有关系，但市场和商品却是更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而市场和商品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了地理环境的制约。

　　无法否认，市场和商品，以及地理环境，都是徽商兴衰的重要因素。

　　记者：促使徽商兴起的诸多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又是哪一个？为什么？

　　栾：有研究者认为：对徽商来说，最幸运的是，在离徽州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江三角洲。即徽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占了离长江三角洲较近这个地利之便而已，强调徽州与长江三角洲的地理优势。

　　的确，就地理位置来说，徽州虽地处山区，但它北靠长江，南联赣粤，下通苏杭，距离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不遥远。这样的地理位置对徽商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有利条件。

　　但这并不只是徽商的幸运。因为相比之下，那些处在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区本身的商帮，如洞庭商帮、宁波商帮等，他们应该更幸运，长江三角洲对于他们更有利。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如徽商一样兴起呢？

　　还有，当时与徽商齐名的晋商所处地理位置，并不在长江三角洲的附近，对其兴起又应如何解释呢？

　　从商业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考证出地理环境并非徽商崛起的决定条件。

　　作一历史考察则不难发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地理环境的作用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了。

　　众所周知，徽州商帮作为一个商人集团的崛起，是在明代中叶(16世纪)以后。正是在徽商兴盛的明清时代，市场和商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重大变化。

　　史籍所载表明，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主要民生用品如粮食、棉花、棉布及丝织品等商品化程度的增大；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商路的增辟和新兴商业城鎮的增加；大商业资本的兴起等等。

　　总结起来就是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所谓全国性市场，即是超出了区域市场的范围，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因而地理环境对商品和市场的制约大大地减弱。这一点，在徽商崛起的明清时代是绝不应忽略的。

　　当然，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徽商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成为徽商崛起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大环境，谁的买卖都做不成。

　　但这个契机对于当时所有商人与商帮，应该说是均等的。

　　商品与市场也好，地理环境也好，虽然都是重要因素，但不难看出，它们皆属客观条件，若将其作为徽商兴衰的主要原因或决定性因素，至少不够全面，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在创造历史时固然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人是历史的主体。当解释人类历史各种现象时，不能只讲客观条件，而忽视人这个主体。谈到徽商兴起与成功的原因，不能不从徽州与徽商本身方面进行探索。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作为商业活动的基本要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商品和市场，二是资本即交易资金，三是人力资本即商人本身。人们往往重视商品和市场，重视资金，而对人力资本有所忽视。其实，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力资本在商业活动中至关重要，往往决定其成功与失败。尽管商品生产和市场十分发达，尽管交易资金颇为雄厚，而没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商业活动亦难成功。即使商品和市场尚待开发，即使交易资金不足，而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仍可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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